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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20世纪初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一定会注意到劳费(Berthold Laufer，又译劳费尔、罗佛)的名字。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是美国人当年从欧洲请来的最好的汉学家之一，他代表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汉学时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给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给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究竟带来了什么?笔者谨根据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对劳费及其汉学研究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劳费的治学经历与中国之旅 1、在德国的求学经历：严格的东方学和汉学训练 1874年10月11日，劳费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其父马克斯∙劳费尔(Max Laufer)是一名商人。劳费先后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姆中学 (1884-93)、 柏林大学(1893-95)、东方语言研究班(1894-95)学习，1897年以《10万黑白龙经的简略本》，对一本带有图解和考证的藏文文本的分析，获取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格罗贝(Wihelm Grube，1855-1908)。在论文的扉页上言明献给他的父母1898年1月8日的银婚纪念日。 在整个大学教育期间，劳费表现出对远东语言和人种学的偏好，以及对神秘的东方文化如饥似渴的热爱和出类拔萃的语言天分。他选修了闪语、波斯语、梵语、巴利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语、德拉威语和藏语等课程。他跟从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博士学习佛教，跟顾路柏教授学习中文，跟贾柏莲教授(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学习马来语，跟杜特(Duth)博士学习藏语，跟梁凯(George Lange)教授学习日语——这些都是远东研究的大人物。除了掌握这些东方语言之外，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习赋予了劳费尔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的锤炼，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7年5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鲍亚士(Franz Boas)为劳费提供了参加博物馆组织的杰塞普北太平洋探查队的工作。劳费因此于第二年来到美国，从此与美国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结下不解之缘。 2、来到美国：博物馆里的汉学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欧洲相比，美国这块“新大陆”在对中国历史、语言和古典文化的汉学研究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专门的研究人才十分缺乏。尽管在19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传教士们和外交家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也开始从总体上介绍中国的情况，但基本上属于“情报”和对这个陌生的异域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习俗的“猎奇”，与发达的欧洲汉学的谨严、科学、深邃无法相提并论，属于中国研究的“非职业化阶段”。1876年耶鲁大学尝试由卫三畏开设中文课，因无人选课而作罢;1879年，哈佛大学邀请中国官员戈鲲化开设中文课，学生只有5人， 1882年因戈病逝，哈佛大学的中文课夭折，一直到1922年赵元任到哈佛执教才重新恢复，但学生也是寥寥无几;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课程由于中国人丁龙的提议才开始设立。美国本土没有足够的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此在大学中设立东亚研究系科的步伐很缓慢，这与美国在远东地区、尤其在中国的利益是极不相符的。于是，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等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在欧洲(主要是德国)罗致东方学者和汉学家，希望发展美国的东方学和汉学。这些外来的学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夏德(Fredrich Hirth，1845-1927)和劳费。夏德于190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担任丁龙教授，直到1917年)，曾参加过胡适的论文答辩会。欧洲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26)、苏特尔(William E. Soothill，1928)、戴闻达(Jan J.L. Duyvendak)(1929-1946年间分6次)短期地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讲座。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成立，首任社长是伯希和的学生法籍俄裔汉学家叶理绥(任期为1934-1956)。欧洲汉学家的到来，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劳费到美国时年仅24岁，资历尚浅，并没有像夏德那样被延聘为大学教授，而是作为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探查队员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治学生涯。他热衷于到远东的探查，因此到美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两次到远东和中国的探查活动，收获颇丰。1904年至1906年，劳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种学部担任助手。他只于短暂的时间，即1905年至1907年之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与东亚语言系担任讲师，不知何故，劳费尔并没有在此停留多久。在那个时代，博物馆仍不失为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一个理想的去处，那里有太多的宝藏等待他去开发研究。1908年他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成为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馆长。此后，劳费一直在那里工作，1911年成为亚洲人种分馆的馆长，1915年担任人类学馆的馆长。劳费尔卓越的学识，对于担当一名博物馆的馆长，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劳费也是任何一个美国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的博物馆，可能还会有别的个把人能读懂中文，而劳费不仅能阅读和说中文，而且还会满、日、藏文以及其他许多亚洲语言，受过欧洲正宗的严格的汉学研究训练。其优秀汉学素养和博物馆丰富的藏品，使劳费从1908年到1934年去世的26年，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成为夏德去世后，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1931年6月13日，芝加哥大学授予劳费荣誉法学博士头衔，以奖掖“他作为菲尔德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长对于科学的杰出服务，尤其是对于亚洲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启蒙贡献。” 劳费是欧洲与美国许多学术团体的会员。1900年，成为美国东方学会的会员，1931年，成为该学会的主席。正当他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1934年9月13日，他突然跳楼自杀，距60岁生日还差1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如此决绝呢?劳费为世人留下了一个谜。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ummel)在1936年悼念劳费的文章中猜测，劳费可说是为学术献身的。劳费是一个具有十分严谨的科学精神的人，追求科学的精确性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有时候对人和问题的批评苛刻，使得他对于人际关系格外敏感，容易被人误解。在他晚年，经常有艺术品收藏者找他鉴定，一些年轻学者找他阅读他们的手稿，他又不忍心拒绝，这妨碍了他集中精力于自身繁重的研究工作，这些恐怕是他产生焦虑而自杀的原因之一。 富路特(L.C.Goodrich)等人在悼词中写到，“他的逝世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但他对文化史的贡献将指引别人继续他所献生的事业。” ，他们甚至提议，应该在某所美国大学设立劳费汉学教授席位，或者以他的名字命名中文书籍藏书。 3、四次远东探查：收获丰硕的人类学、语言学考察之旅 正如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一样，美国这个后起国家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丰富历史文化宝藏，早已“垂涎欲滴”，心向往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人开始热衷于到中国去探查淘宝，民间一些富人出资支持这些探查队，探查队就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劳费从1898年到美国伊始，就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四次远东探查活动，每次都到中国。 第一次是1898-1899年参加杰塞普北太平洋探查队，由杰塞普(Morris K. Jesup)资助。这次考察的目的是了解亚洲北部文化与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的关系，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探查队成员包括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分别在太平洋两岸开展工作。劳费负责带领探查队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和西伯利亚库页岛一带工作。1898年7月，劳费来到了库页岛，在那里一直呆到1899年的冬天。在西伯利亚时期，劳费研究了吉利亚克人(Gilyak)、通古斯人(Tungus)和阿伊努人(Ainu)。1899年3月，劳费又率队来到阿姆尔河流域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前苏联城市)，研究赫哲族。劳费对赫哲族及其临近民族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博物馆收集了许多优秀的藏品。在西伯利亚和日本期间，总计为博物馆收集了1300件文物。回美国后，劳费撰写了他唯一的与杰塞普探查队之行有关的关于阿穆尔河地区部落艺术的论文。 结束杰塞普探查活动之后，劳费很快又回到远东，从1901年到1904年，带领席福探查队到中国。席福(Jacob H. Schiff，1847-1920)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从1880年到1920年之间，是美国犹太人团体的领袖。这一次劳费的目的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整体性考察。在这次探查活动中，劳费收集了大量的反映中国人日常生活、农业、民间宗教、医药的物品，以及一些印刷、书籍装帧、木工、制作搪瓷器皿、陶器、漆器的手工艺品。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出发，他还收集了青铜器古董和汉代陶器(后有研究专著论及)。劳费还对中国民间戏曲情有独钟，搜集了华北的木偶，如皮影偶、棒偶、手偶，有不同地区样式，录制了蜡偶的表演。还收集了戏服、乐器、高跷。这些收藏对于研究20世纪初中国人生活的人类学家、社会历史学家都很有价值。他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总共收集了大约7500件文物，构成了如今博物馆整个中国馆藏的一半。 在1908-1910年间，劳费率领美国布拉克司吞夫人(Mrs. Blackstone)出资、由菲尔德博物馆组织的探查队到我国西藏高原一带探查。在这次探查活动中，劳费分别为芝加哥的私立图书馆纽百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约翰∙克瑞尔图书馆(John Crerar Library)购买了几万册中、日、满、蒙、藏文书籍，其中包括奈瑭版(Narthang edition)的藏传佛经甘珠儿(Kanjur)和丹珠儿(Tanjur)，而中文书籍多达4万册。 1923年，劳费参加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菲尔德博物馆到中国的考察。菲尔德是纽约的富商，先后资助了多次博物馆的探查活动。 这些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实地考察，对劳费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劳费的许多作品，都是建立在这些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如《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商、周、汉三朝中国古青铜器》、《中国汉朝的陶器》、《中国的陶俑》、《中国瓷器生产的开始》、《中国的篮篓》、《西藏头盖骨和骨制品》、《中国的象牙》、《藏文中的借词》、《东方的舞台表演艺术》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求真的科学精神，建立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劳费对中国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是德国犹太人，1898年移民美国。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劳费都没有“家”的感觉，他觉得是中国和她的文化给与了他生命。他写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和她的人民。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欧洲人，活得更好、更健康。” (二) 劳费的汉学成就及其特点 劳费被称为“在大西洋此岸，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的掌握而言，唯一堪比沙宛与伯希和的学者”。劳费一生发表了222本著作和论文。从内容上看，劳费的论著和论文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诸民族语言、文本和文学艺术等语言学作品;第二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诸民族源流、民间传说、宗教习俗等民族学作品;第三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科学史前史的作品;第四类是关于印度、伊朗、中国和中国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作品;第五类是考察报告和博物馆文物收藏报告。 其中，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主要著作如下： 《中国汉朝的陶器》，莱顿1909年(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Leiden: Brill 1909. 339 S. 8 (Publication of the East Asiatic Commtttee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The Jacob H. Schiff Chinese Expedition.)); 《中国-伊朗篇--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化史的贡献》，芝加哥1919年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1919. FMNH.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5, 3.); 《中国汉代时期的墓雕》(Chinese Grave Sculptures of the Han Period,1911); 《孔子和他的肖像》(Confucious and his Portraits,1912); 《中国和日本对鸬鹚(俗称水老鸦)的驯养》，芝加哥1931年(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cormoran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4 pl. on photogravure. Chicago 1931.); 《食土癖》，芝加哥1930年(Geophagy. Chicago 1930. S. 99 - 198. 8. (FMNH. Publication 280.) (FMNH.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3, 2.) (FMNH. Studies in Culture History. [2.]); 《藏文中的借词》，莱顿1918年(Loan-words in Tibetan. Leiden: Brill 1918.); 《玉器--中国的考古学和宗教研究》，芝加哥1912年(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With] 68 pl., 6 of which are colored, and 203 text-fig. Chicago 1912.); 为了方便学术界对劳费的研究，德国汉堡大学的瓦拉文斯教授(Hartmut Walravens，1944-)于1976年、1979年、1985分别编辑出版了三辑《劳费文集》，按年代收集重印了劳费的专著、小文章以及书信。由于劳费的作品数目既多、内容又十分庞杂，因此此项出版工作实在功德无量，是对汉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李约瑟为文集作序，称劳费是一个多面手学者，他的早期训练是人文学和语言学，而且具有精确的科学知识。每一集都包含厚重的两卷本。第一辑包括从1894年至1910年的作品，重点是关于西藏和东北亚，共116篇。第一辑的作品大多数用德文写成。但有几篇用英文写成，如《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Amur tribes，纽约，1902年)、《中国和欧洲的鸟战车》(The bird-chariot in China and Europe，1906年)、《玉蜀黍传入东亚考》(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ern Asia，1907年)，等等，这标志着劳费学术生涯的重大转变——由德国汉学家变为美国汉学家。第二辑包含从1911年到1925年的作品，其中有劳费与鲍亚士之间有关劳费在东亚的探查活动的全部通信和大量资料。1908年劳费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始直至去世，劳费的创作才情愈发不可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诞生在这一阶段，多数都发表在该馆的人类学系列丛书里，还有很多发表在《通报》上。1919年，劳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化史的贡献》。 《劳费文集》第三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1898-1911年之间劳费的剪贴簿、1901-1902在北京和上海录制的京剧唱片、中国皮影戏的剧本、1908年布拉克司吞探查队关于西藏和孟加拉语录音的清单，以及少量的西藏和孟加拉歌曲的翻译;第二部分，是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档案保存的劳费遗物中的一部分信件，占该书的70%，共计338封，以德语、法语和英语书写，其中54封是劳费本人所写，其余284封是别人(56人)写给劳费的，这些人中有欧洲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福兰阁(Otto Franke)、福克(Alfred Forke)、富克斯(Walter Fuchs)、恒慕义(Arthur Hummel)、斯坦因(Aurel Stein)等。这些通信非常珍贵，当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如恒慕义在1929年致劳费的信中表示，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否决了劳费关于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美国中国研究院的建议(而之前他们表示鼓励劳费的提议)，恒慕义提议可能在国会图书馆为劳费安排一个中国研究主任的位置，劳费回信说他离不开菲尔德博物馆，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去做。劳费在他的这些信中经常对于那些使用二手资料或者不是采取可靠的语言学和科学原则的汉学家，提出严厉的批评，例如他与伯希和之间就曾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错漏。这样的通信读起来别有情趣。 一般人们都认为劳费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亚洲文化史与技术史，而且在历史语言学、宗教史、民间传说、社会组织研究方面都有重要贡献。虽为汉学家，但劳费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局限在汉学的范围内，他所关注的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他研究的领域涉猎颇广，却浑然一体。无论是搜集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有关钻石的民谣，或是追溯栽培植物在亚洲大陆的移植;还是概述盔甲发展的阶段，他的兴趣总是在关注文明缓慢进化的历史，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概言之，劳费的汉学研究体现了“微观汉学”的特点。一是卓绝的汉语造诣以及对其它东方语言的掌握，使他无论是研究中国的名物、风俗、语言、动植物、社会组织、地理、宗教，还是研究文学艺术，都能够驾轻就熟; 二是利用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国史料的方法，研究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如“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中国的昆虫音乐家和斗蟋蟀游戏”、“金刚石--中国和希腊民间传说”、“中国的篮篓”、“古代中国的纸和印刷”、“布尔坎(Burkhan)”、“中国的变性手术和两性人”、“中国的鱼符号”、“中国民间故事中祈祷的螳螂”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重大问题，但劳费通过这些小问题，实际上向西方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有趣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人的历史生活世界; 三是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追求科学的精确性。劳费很痛恨使用第二手的资料和粗枝大叶，这从他的作品以及与欧洲汉学家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劳费重实证，不重理论建构; 四是跨学科的特点。劳费的学术训练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为微观汉学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小而集中，但却远非一个学科所能解决，需要研究者有渊博的知识背景和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应用。比如在《食土癖》中，他为了纠正原有的关于食土癖的说法，详尽地考证了这种习惯在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中太平洋群岛(新西兰除外)、南美洲南部、欧洲和非洲的情况，认为粘土是灾荒时的一种替代食品，或者调味品、药物，或者与宗教礼仪有关，他还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去发现有关食土癖的描述。可见，他是从历史、地理、医学、宗教、文学多方面去讨论食土癖的问题。劳费在去西藏的探查中，亲眼目睹过西藏人如何制毛毡的过程，在“毛毡的早期历史”一文中，他详细介绍其生产流程。他综合历史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把毛毡的早期历史重现出来。由于其借重于跨学科的方法去探讨具体而微的小问题，所以充分体现了微观汉学深邃精致的“专门化”研究特征; 五是大文明观的研究视角。有人认为微观汉学的研究课题过于狭窄，对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劳费虽然往往以某个具体问题为研究课题，但他的眼光却是宽广的。他总是从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大文明观视角，将研究对象置身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予以观照。他在1931年的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上发表题为《哥伦比亚与中国(Cathay),以及美洲对东方学家的意义》的主席发言中指出，哥伦布之发现美洲新大陆，与他的中国知识以及对于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无比向往有关，中国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过程中占据显著的地位。他认为，“如果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传说和神话通过北方和南方路线从亚洲传入美洲，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其它文化特性之间也有相似的传播过程，如天文学的概念，尤其是十二宫图、历法、编年系统的概念，技术方法和艺术动机。这些研究仍然处于肇始阶段。”劳费认为，美洲与亚洲是由一条共同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东方学家对于解释美洲的早期历史阶段，是能够作出贡献的。这体现了劳费的大文明观，他认为所有的东方文明从远古开始就曾经有密切的相互关联。 (三)劳费对美国汉学发展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阶段。为此，美国学术界也在想方设法地促进其发展。1928年12月1日，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在纽约召开第一次“促进中国研究”的会议，几乎把美国所有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者都请到会，法兰西学院的伯希和教授作为嘉宾出席。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筹办出版一本中国研究的指南手册。在讨论中大家感到要完成这一计划几乎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有关中国的知识有这么多差距”。劳费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提出要筹办这样一份指南，面临着很多困难，要求与会学者要为中国研究做出新的贡献。会议最后决定要实施一项调查，要搞清楚世界范围内汉学(Sinology)的机构和资源的现状。也就是说，要了解到底有哪些人在进行中国研究，他们又身在何处。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如何培养专门人才的问题，这个主题由伯希和主持。他指出“研究”(research)与“普及”(popularization)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他说，在美国目前有很多人对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感兴趣，但是“很少有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上有真正的学术研究。”这一批评显然得罪了美国劳费博士，他在关于玉器和汉代陶器的考古学研究方面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不过，劳费在伯希和的心中恐怕还是算作德国人，因为他是从德国来的取得美国国籍的汉学家。美国学者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认为，伯希和也许觉得自己的语言学研究比其他领域的研究更为重要，但他不应该蔑视其他也许都归于一般知识的研究。“毫无疑问，美国学者的贡献的确是在有关中国的一般知识而不是在特殊知识方面。所有国家的学者都曾经如此。特殊研究需要伴随相当多的一般性工作，一般性工作也为特殊研究作准备。为一般性知识做出贡献的学者使专家的研究更容易。伯希和也许、而且大概也是比斯坦因更好的语言学家，但是如果没有斯坦因在中亚发现的那些资料，伯希和可能没有机会进行他的研究。……即使专门化已变得可能，普及仍然是需要的。”这番关于“一般知识”与“特殊知识”、“普及”与“专门化”的议论，可视为后起的美国中国学对傲慢的欧洲汉学的回应，是美国中国学的自我辩护。而劳费在这里显然是从事一般中国知识“普及”工作的美国学者群中的一个“异数”，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但劳费的研究路数的确还很难被美国学者所效仿。因此他们十分赞成伯希和关于“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就是为一些青年人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到中国和欧洲去五~六年，不要求他们提供任何特殊服务。”当然他们更赞成直接到中国去，去接受中国学者的教诲，而不是欧洲汉学家的训练。 在这次会议上，劳费提出了要在华盛顿建立一所中国研究院的建议。他认为华盛顿积累了丰富的中文和其他文献珍藏。建议立即任命二、三个负责人，由一群掌握几种其他语言的学者来推进，如日文、韩文、蒙古文和满文等。他指出，“中国研究占据着在亚洲的全部科学研究的关键位置，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档案中存在着有关所有亚洲国家的信息矿藏，使汉学研究成为一门十分复杂、多面性的和极度迷人的科学。”人们认为，劳费是担任该机构主任的最佳当然人选。但遗憾的是，劳费的这个建议却被1929年4月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召开的“促进中国研究”的第二次会议否决了。1931年，宾州大学的萧洛克(J.K.Shryock)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土生美国人被欧洲学者认为是第一流的汉学权威。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伯希和、劳费、马伯乐(Maspero)、亨利∙考狄(Henry Cordier)、福兰阁(Otto Franke)、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或戴闻达(Duyvendak)相提并论——只是提到几个名字。但是有迹象表明从现在起十年内，将出现这样的人物，而且很快会有称得上美国汉学学派这个名字的学派出现。”这里，劳费被视为欧洲第一流的汉学权威。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远不足与欧洲汉学抗衡。美国大学中进行中国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主要有两类组成：一类是有学术训练、但中文基础很差;一类是由传教士身份转换而来，懂中文却缺乏正规学术训练。因此，像劳费这样既懂中文和多门东方语言，又接受了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汉学以及自然科学正规学术训练的汉学家，真是少之又少。不过美国人的主体意识此时已经苏醒，他们意识到掌握中国语言和掌握第一手中国资料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想完全仿效欧洲汉学，而是认为应当将汉学与现实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即使如此，如果缺乏了劳费这样杰出的欧洲来的汉学家，“走自己路线的美国中国学”的产生，不说是决无可能，也是会向后推延的。因为，扎实的汉学研究，虽然主要面向古代文化，但它的资料功夫、语言功夫、考证功夫以及跨学科的宽广的研究视野和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美国中国学。 应该指出的是，劳费没有进入大学担任教授，没有直接参与培养中国学研究人才的工作，很难指出哪一位学者与他有师承关系，这无疑局限了他的贡献和影响。大致说来，他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美国收购了大量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文物和书籍。劳费参加了四次到中国的探查活动，前后历时近10年，这些探查活动的目的，其旨趣是人类文化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的，旨在获取第一手的中国历史文化器物。然后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向美国的公众展示这些物质文化，使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由于劳费渊博的学识修养，他带回来的有青铜器、玉器、书画、陶器、书籍、拓片等等，都极具价值，既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古董市场的情况，也反映了他本人的趣味。劳费此后的许多作品都与这些探查活动及对带回来的物品和书籍的研究相关。这些考古学和人种学的器物和书籍不仅为劳费本人，也为其他的美国学者甚至非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劳费的中国之旅收购的大量文物，其中绝大部分运回美国后被他所工作的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收藏。该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包括2，3500件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980年之间制造的考古学的、历史的和人种学的物品，尤以纺织品(3000多件)、石碑铭文的拓片(5000多张)，以及18世纪至20世纪实用和装饰品(10000多件)等收藏见长。而其中，劳费于1908-1923年间在中国收集的文物，占到整个中国藏品的四分之三，所以他被当然地称为该馆“中国收藏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劳费从中国收购来的中国文物，不仅仅存放在博物馆中，其中的一部份还移交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的开创起了重要作用。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教授提议，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建立“一所大东方学院”，目的是要让公众对中国文明的成就产生敬意。之所以要与该博物馆联合，就是要把它拥有的劳费中国收藏利用起来。他如此地肯定这些中国收藏的价值：“我们希望利用这些收藏，展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民取得的高度的技术进步、遍布于他们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的社会纽带……”。后来，在此基础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系科终于成立了，劳费的中国收藏从博物馆转移到了该校，对该中国研究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 在图书资料方面，劳费在1908年-1910之间收集的图书，后来又被转手到中国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机关：芝加哥纽百瑞图书馆所藏劳费东方文藏于1943年移交给了芝加哥大学，收藏于该大学约瑟夫∙瑞根斯坦图书馆(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满、蒙和藏文木刻板版图书和手稿都集中放在一间特别的阅览室里。劳费为约翰∙克瑞尔图书馆收集的东方藏书于1928年全部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而劳费收集的其他一些藏文图书和手稿仍藏在菲尔德自然历史图书馆里。这些文物和书籍，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奠基石。 二是翻译和语言学研究，大大减少了美国学者的语言障碍，使得他们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典籍，尤其是对一些生僻语言的翻译和研究，如藏文等。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其中的一个大的障碍就是掌握中文、藏文、蒙文等东方语言的人太少。劳费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奠基工作，利用他的东方语言专长，为美国汉学和中国学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一本藏文经典《10万黑白龙经的简略本》。到美国后，他先后翻译了一位藏族王后的小说(1913)、苯教的赎罪诗(1900)、“密勒日巴”藏文本，等等。在语言学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如《藏文中的借词》(1916)、《关于女真人的语言》(1901)、《关于阿尔泰语言第二格的形成》(1902)、《吐火鲁琐事三则：1. 吐火鲁A中的一个中文借词;2. 中文中的一个吐火鲁借词;3. 土门》(1915)、《西夏文字――印中语言学研究》(1923)、《萨满一词的起源》(1917)、《藏族人语言科学研究――宝箧经》(1898)、《va zur考--关于藏语的发音》(1898)、《藏文名称的中文转写》(1915)、《藏族文字的起源》(1918)、《印度支那语言中的前缀A-》(1915)等等，这些研究工作是当时的美国本土学者所无法担当的。美国的藏学研究能后来居上，当有劳费的一份功劳。同时，由于劳费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作品主要是用英文撰写，其中涉及到很多中国典籍、欧洲汉学研究成果，这为美国学者掌握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语言便利。 三是关于东西交通史的研究，使美国学者眼界大开，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如《烟草及其在亚州的吸食》、《美洲植物的移植》(1929)、《食土癖》(1930)、《柠檬在中国和其他地方》(1934)、《金刚石--中国和希腊民间传说研究》(1915)、《墨汁的历史：中国、日本、中亚、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希腊和意大利 》(1926)、《毡--古代人是怎样制造和使用的以及现代制作和使用方法简介》(1930)、《中国与美洲的发现》(1931)、《中国-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化史的贡献》(1919)、《接种传入远东考》(1911)、《玉蜀黍传入东亚考》(1907)、《落花生传入中国考》”(1907)、《阿拉伯与中国人海象象牙和一角鲸鱼齿贸易》(1913)、《哥伦布与中国，以及美洲对于东方学家的意义》(1931)，等等。劳费在博物馆文物的展出中，给每一个文明以展示自己魅力的平等机会，这种开放的文明观，为美国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这些东西交通史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中国-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化史的贡献》，可以说是他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专门问题所得成果的总汇，也最集中地反映了劳费汉学研究的特点。该书介绍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也述及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几篇附录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境内几个民族语言(蒙、藏、维吾尔)里面若干词汇的研究。书名的副标题是“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意思是中国载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古代伊朗名物、制度、语言各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补充伊朗在古代史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看到两方面经济文化接触的一些实况。这些资料的搜集和诠释，对于研究伊朗古史和中国西域关系史，都很有参考价值。劳费驳斥了中国物种凡以“胡”冠名即为外来的说法。当然， 就考据方法上说，本书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 出现了不少语言学的虚构，尤其是中古伊朗语。但劳费的旁征博引、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特点，有相当鲜明的体现。 四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中国学是二战结束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学问(Chinese Studies),区别于之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献为主的汉学(Sinology)。费正清提倡区域研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劳费等汉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1932年，社会学家普莱斯(Maurice T. Price)在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提出汉学家与其它学术专家的合作研究。当然，汉学与中国学的发展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其间美国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美关系的改变、学术潮流的转换，都会使汉学与中国学产生语境和旨趣的殊异。汉学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无限魅力，但更像一门清静书斋中的精深学问，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终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他们开创出有别于欧洲汉学的美国中国学。但不可否认，汉学与中国学之间毕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其重要者，就在于中国学继承了汉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因为内容决定形式，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单一的学科无法承担科学研究的重任。劳费正是不多的美国汉学家中的最杰出者之一，为美国中国学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让我们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总结劳费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作出的贡献。1930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常务秘书长格里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写给美国科学院关于“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需求和计划”的报告中，认为目前美国的中国研究，还处在收集资料信息的阶段，他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将我们的某些虔诚的希望付诸现实的时期才能够开始”。而劳费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例如，一部中国碑文集巨著、中国地理辞典、中国考古学术语辞典、西藏甘珠儿和丹珠儿与中国三藏经的批判性比较、汉-藏和中国语言比较研究大全、关于中国与其他东方世界的文化联系研究、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史研究，以及中国人和他们祖先早期文化的重构研究。这些工作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最伟大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博士。” 【原载】 《探索与争鸣》 2008年第0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