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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说：“《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 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 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 杜维明说的是大实话。 列文森的这部著作，如今才有中文译本，真有些“千呼万唤始出 来”的味道。据说，翻译这部天才著作，乃是十分艰难的、富于挑战 性的课题，近十多年不断有人从事于此方面的努力，但多以失败告终， 也先后有数部译稿由于翻译方面的原因，最终又不得不从出版社的案 头“打道回府”。现在我们明白了，《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译 本的迟迟不得面世，就相关的研究领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 损失。 列文森通常被视为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中坚之一，与 这个学派的其他中坚人物不同，列氏擅长形上思辨，富于想像力和审 美感受力，同时，其运思总能关乎自身的生存体验，因而历史在列氏 那里呈现的是真实的、活生生生的意义，而不是那种“纯客观的”编 年叙述。应当说，列氏乃是以“专业规范”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 的中国学研究界的，他创立了一种不可重复的新典范。 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欲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十 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公开抛弃 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没有西 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 的力量也将实现以科学理性的内在精神的现代化？列文森的问题仍旧 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这里浮现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基 本预设：历史是“进步”的，而“进步”主要意味着由传统向现代的 转变。传统是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是西方的现代，西方的现代化成为 人类历史“进步”的普适性样板，科学精神等现代化价值，乃是像中 国这样的传统国家“进步”中必当追求的价值。可以看到，列文森的 历史观念与现代化观念，总体而言，基本上是西方主流观念支配下的 产物，显露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特色。 列文森论证说，传统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现代化， 它主要来自西方的冲击。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没有 紧张与冲突，列氏详尽剖析了这些紧张与冲突的呈现状态，只是他的 结论是，这些紧张与冲突最终都没有能够引发真正的社会变革。所以， 列氏进而创制了“博物馆”这一著名比喻，借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 它只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供人观赏，勾起人思古之 幽情，却消失了其在现实的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蕴藏的现代化观念及其运用的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六十年代末期 的自我反思中一直遭受批评。这种自我反思的主要取向乃是走出传统 的“西方中心论”模式，代之以“中国中心论”模式，小心谨慎地 “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今日所谓“后殖民”的语境下，中国学人已 经热了一阵萨义德的《东方学》，眼下又正热着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据说这些均是“在东方发现历史”旗帜下的“路标性著作”。列文森 及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这种气候下走进中国学界，怕是 有些“髦得不合时”罢。但是，阅读列文森，依然可以促使我们思考： 难道东方天生便是如此特殊？如此自圆自足？在这个意义上，列文森 来到中国，或许来得正是时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