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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如果以首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为代表的话，至今已有20年。这个会议是由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发起组织，自1986年至1995年共举办了十届；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在首届会议论文集的《编者弁言》中，大致归纳了会议论文的若干主题，它们集中在：(1)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2)域外汉籍的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3)域外汉籍的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编者特别指出：“这些学术论著多是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一方面是域外汉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是许多学者对这一学术资源的缺乏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状况至今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转变。 何谓域外汉籍？在我看来，就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具体地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即：(1)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关于域外汉籍的范围，学界尚有一些分歧，比如日本学者往往将上述第一类典籍称作“准汉籍”，第二类为“和刻本汉籍”，第三类才叫做“汉籍”。我觉得不妨统称为“域外汉籍”，其主体则是第一类文献，即域外人士用古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那么，这样的典籍能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呢？ 说到一门学问的成立，它应当满足若干条件，大致说来有：(1)具备丰富的资料来源；(2)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并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3)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大批研究成果。以这三点来看，域外汉籍研究足以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即便现在尚未编纂成域外汉籍总目，甚至以国别区分的韩国、日本、越南汉籍总目也未编成，但根据不完全的书目来看，已能确认域外汉籍是一个丰富庞大的资料宝藏。以韩国汉籍为例，首先，就数量而言是极为丰富的，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已问世340册，而《历代韩国文集丛书》更多达3000余册，这还只是集部中的别集类。其次，就涉及方面而言是极为完整，几乎含括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第三，从时间而言是极为漫长，从新罗时代后期到韩国独立之前，跨度达一千多年。日本、越南的汉籍状况亦大体类似。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宝藏。 对于众多中国学者而言，域外汉籍还是全新的领域。新材料的关注，往往能够引发新问题的提出。域外汉籍研究，是要将历史上的汉文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而要求研究者以更为宏通的眼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姿态来处理各类汉文文献。比如说，为什么朱子学在朝鲜时代获得了比在中国更为崇高的地位？为什么朝鲜时代的文人要撰写《宋遗民录》、《明遗民录》？为什么日本汉文学中政治意味较淡，而情色意味较浓？朝鲜、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观感是如何变化的？在汉文学圈中，文学经典的标准该如何确立？中国经典在域外汉籍中得到了怎样的阐释？汉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域外是如何展开的？域外汉文学和艺术中呈现的审美眼光如何形成？中国典籍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有何异同？汉文化圈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等等。以上问题，皆由域外汉籍本身提出，而非局限在中国汉籍中所能虑及，又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教育、艺术、宗教、商贸、交通等众多领域，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自然就会逼迫人们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从而引发出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在现阶段的域外汉籍研究中，我以为可以提出以下两条原则，即实证性和综合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略举一例，我曾以清代诗话之东传为主题写过一文，这关涉到如何处理书籍的传播和影响，其操作方法和使用文献的范围大致为：(1)据书目以考；(2)据史书以考；(3)据日记以考；(4)据文集以考；(5)据诗话以考；(6)据笔记以考；(7)据序跋以考；(8)据书信以考；(9)据丛书以考；(10)据印章以考。基本上能够体现实证性和综合性的原则。在这里，综合性是要见其大局，实证性是要不忘细节。结合在一起，就是既由大见小，又由小见大。所谓“综合性”，是因为不仅各国汉籍有其自身的系统，而且与中国的汉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应力避就事论事，画地为牢。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由域外知识人所撰写的汉文文献，尽管使用的是汉文，但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些是与中国的著述相一致，有些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时代有所了解。总之，我觉得要以问题为核心，以文献为基础，以逻辑为导引，以现实为证验。 诚然，域外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的研究，应该超越传统史家局限于文化一体的视野。“中心—边缘”的二元化区隔，只会限制域外汉籍的研究意义。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现已显出方兴未艾之势。例如，台湾大学在2002年建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文献、东亚教育、东亚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下设若干研究方向，在“经学研究群”和“诗与诗学研究群”中，都有关于日本、韩国的经学和汉诗研究，并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台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亚汉文文献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在大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众多日本文化或韩国学研究所，已涉及汉籍研究：南京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已形成对域外的目录文献、文学文献、史学文献、思想文献、教育文献、医学文献、艺术文献、宗教文献等方面的整理计划和研究规模；上海师范大学在2005年也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并拟以敦煌学、佛教和小说为重心。中华书局在2005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将在今年5月出版。该集刊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心得，也使得域外汉籍研究拥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园地，必将对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设想，经过许多优秀学者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必定能够积累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一支研究队伍。一门新学问的诞生，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些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和越南，作品则包括诗、文、小说和其他汉籍。国内学术界习惯称“域外汉文”或“域外汉籍”，当地国学者则对“域外”此一称谓比较敏感，习惯用“东亚”或径直以国名指称。 在东亚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这里，首先要区分流传到东亚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所说“东亚汉文小说”的区别。从理论上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它在以前流传到了东亚某个国家；后者则是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小说作品，它的属性为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后者也是用汉字书写，其人物故事的背景也往往发生在中国，小说作者往往又不知真实姓名，故而有时辨认其属性也会发生困惑。如一个时期，一部名《九云梦》的小说究竟是中国小说还是韩国汉文小说就发生过争论。好在这方面很多当地国学者作了不少工作，再加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致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要把东亚汉文小说和其他汉文作品区别开来。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远比现代的小说观念来得驳杂纷繁，特别是小说与笔记之间，有很多难分甚至不可分的因素。东亚国家的汉文小说，受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有着文体驳杂的特点，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类也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只能大体取一种最为广义的小说观念，否则，很难避免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包括汉文小说自身的分类，也只能取尽量宽泛和兼顾中国与当地国不同分类习惯的做法。 东亚汉文小说就其国家属性来说，首先是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如同我国古代小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样，东亚汉文小说是东亚有关国家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国文系专家教授研究的对象。其中相当部分还是当地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如韩国的《九云梦》、《六美堂记》，越南的《传记漫录》、《岭南摭怪》，日本的《谭海》等，因而研究外国文学视域中的东亚各国文学，理应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而不能只是想到后来这些国家用本国文字书写的作品。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韩国文学、越南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的，故而它们又理所当然是汉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特别是当地国的中文系或东亚系的专家学者，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无不将其视野投至该领域；而海峡两岸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更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教授，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授、郑阿财教授等，都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东亚汉文小说的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不仅如此，这些汉文小说又有很多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明代初年14世纪瞿佑的《剪灯新话》，于15世纪被朝鲜朝初期的金时习改写成《金鳌新话》；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又传到了日本，于17世纪产生了浅井了意的《伽婢子》，18世纪产生了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到了20世纪，赫思又根据《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が宿》(《林间小屋》)改写成名为《和解》的英文小说，受到欧美人士的喜爱。(参见丁奎福《〈剪灯新话〉的激荡》)这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达六个世纪之久。同样，《剪灯新话》也传到了越南，于16世纪产生了阮懙的《传记漫录》，然后从《传记漫录》又衍生出《传记新谱》、《传闻新录》、《新传奇录》等，诸如此类，可见东亚汉文小说在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研究比较文学，这些都是非常有实证意义的内容。 以上我们简述了东亚汉文小说不仅是所在国文学，而且是汉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片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因此，有关资料和文本的整理出版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有感于此，由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发起，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并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等联手，中国内地则主要有上海师范大学参加，大家共同合作编纂《东亚汉文小说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总字数估约一千余万字，其中韩国部分可能最先出版，然后再汇入越南和日本部分，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集成性的资料书。与此同时，再分别撰写出版《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等三本专著。可以预料，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将为国际学术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而这一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告竣，也将为两岸和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责无旁贷乎时不我待也 ——东亚汉诗研究的前景展望 严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中国古代诗歌(汉诗)曾在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流行达千年以上。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诗人而言，汉诗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样式，同时也属于诗人所在国的本民族文学，这种用非母语进行诗歌创作并保持长期兴盛的东亚汉诗文化现象，堪称蔚为大观，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突出的。 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中国古典诗学全面繁盛的总结期，又是东亚汉诗创作全面发展的黄金期，其中包括中国的明初(永乐元年)到清末(1403—1911)，朝鲜的李朝(1392—1910)，日本的五山、江户(1603—1867)时代，越南的后黎朝、阮朝(1427-1884)。对这一时期的东亚各国汉诗创作而言，从《诗经》到唐宋诗已经形成共同的经典传统，而创作时空环境及语言因素的变迁，又促使东亚各国汉诗人对经典诗学传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和选择，因此便出现了流派纷呈、各具特色的东亚汉诗。 对东亚汉诗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古代东亚各国对汉诗的论述主要围绕着如何接受和消化中国诗歌为中心而展开，其研究内容基本上局限在接受影响方面。东亚各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把中国诗文进行本民族化改造的主张，使得五百年间朝鲜、日本、越南都出现过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汉语诗话和极为兴盛的汉诗创作。如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赖山阳，他的诗歌理论以及汉诗创作实践，都堪称日本汉诗中的佼佼者，将其诗论及诗作与同时代的中国清朝、朝鲜李朝以及越南后黎朝的诗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的诗论和诗作既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延续，更是一种变异和发展，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实和拓展对中国诗学以及诗作实践的研究。这样的对比无论对中国诗歌还是对东亚汉诗研究来说都是饶有兴致和富有创意的，可惜汉诗学者中进行这样研究的还不多。 中国对朝鲜、日本、越南汉诗的记载及研究也开展得比较早。比如《汉书》中就有对新罗汉诗的记载。到了明清时期，东亚各国汉诗人的交流愈加广泛。清末光绪年间，俞樾编撰《东瀛诗选》，把日本江户时代的汉诗佳作几乎囊括殆尽，在中、日两国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东亚汉诗交流史上的佳话。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衰败和西方列强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东亚汉诗创作和研究趋向萧条，不仅日、韩、越的文学研究者中出现了低估汉诗价值的观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朝鲜、日本、越南的汉诗也不够重视。 这一现象在近20年来逐步得到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东亚汉诗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之外，还具有各国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中日韩三国学者中有人已经开始超越本国汉诗的研究视野，重视从东亚文化交流与接受的角度拓展汉诗研究。日本较早就成立了“和汉比较文学会”和“中国学研究会”，韩国也早有“东方汉文学会”。中国学者对域外汉诗的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天津师大、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都组织召开过东亚汉文学的学术研讨会，编撰出版书目资料和论文集。港台地区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如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就开展“韩国历代诗话中论述中国诗歌有关资料的辑录和整理”的大型课题研究。聚集中韩日三国学者的“东方诗话学会”于1996年成立后，已召开三届国际学术发表会，并出版了《诗话学》论文集。 目前，韩、日、越的汉学家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对本国汉诗进行整理与出版方面，从保存本国汉诗资料的角度看，这样的基础工作当然是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的。但也很有必要对汉诗学在不同的国度中有过哪些发展和变化的轨迹进行辨析和梳理。在汉诗创作曾经十分发达的古代朝鲜、日本、越南，不仅汉诗作品浩如烟海，而且有关汉诗的评论著作也是数量可观的，因而有关朝鲜、日本、越南汉诗的创作特色，东亚汉诗学的理论特点，中国诗歌和诗学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之后发生过哪些重要的解构和重构，出现过哪些重要的变化等，对这些重要的诗作实践和诗学理论的问题，汉学界还期待着进行深入扎实的整体研究。 东亚汉诗的对比研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把中、朝、日、越的汉诗创作放到东亚社会与文化在互相联系中共同发展的历史平台上进行考察分析，既确认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角作用，又关注在与中国诗歌进行交流、碰撞和交融过程中的东亚各国汉诗是如何创造出各自独特风格的；既辨析各国汉诗艺术的变化及特色，更关注引发变化的时代、社会、民族文化的动因。如日本江户时代的狂诗，从诗作形式上看往往是将唐诗诙谐化和通俗化，尤其是对传颂千古的唐代绝句作极为可笑和滑稽的篡改。但从精神传统的角度看，这样的刻意“误读”则又明显表现出江户市民文化对汉诗创作的强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江户汉诗成为了真正有着日本风味的汉诗，汉诗也成为了具有亚洲意义和影响力的伟大艺术形式。 东亚汉诗的研究可以采用从考证到演绎等多种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辨析东亚各国的汉诗发展历程，总结中国诗歌对各国汉诗影响的不同侧重面，其中涉及到中国诗歌的各种总集、别集以及诗话评论著述传入东亚各国的情况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东亚汉诗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分析，对各自汉诗创作的影响；东亚各国汉诗中各种意象、寓意、象征手法及抒情方式的对比分析等。除了可以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必须做一些发掘第一手资料和对各国汉诗创作的大量文本数据进行基础性的统计分析工作。比如具体分析中国诗歌理论(尤其是明清时代)传入后，东亚各国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那些？ 对东亚汉诗的研究将离不开对现在通行的中国古典诗学和比较文学中的诗歌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因为在现行的诗歌理论框架内难以给东亚汉诗做出准确的诗学定位。譬如怎样看待从《诗经》到唐宋诗的汉诗传统，不同国度的汉诗人在诗歌形式与抒情内容方面对这一传统都有着明显不同的选择、解读甚至误读。还比如不同的母语因素对各国汉诗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日本的伊滕仁斋、荻生徂徕等大学者的汉诗中，可以看出受到日本汉文训读法的影响；又如朝鲜李朝汉诗人的作品深受朝鲜语谚文的影响；又如越南黎末阮初著名女诗人胡春香的字喃诗与汉诗创作之间的关系等等。细致辨析这些影响和差异，对重新评估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汉诗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也是东亚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代表。东亚汉诗虽然有着相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规范，但是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东亚诗人，写出来的汉诗却往往有着形同神异的妙处。正是这些丰富的同中之异，表现出了东亚诗歌艺术精神的独特魅力。 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和民族戏剧面貌 翁敏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中、日、韩三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往。在古代，这三个国家政治上是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关系的本质是从属国向宗主国称臣，而且交纳贡物，宗主国对此也给予相应的报答，但不干涉内政，也没有直接支配的欲望，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互相务实的。总体来说，中国属强势文化，韩国日本属弱势文化。文化的影响总是由强势区域向弱势区域流动。用同样的文字，过同样的节日，有几乎同样的礼仪形式，就是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结果。这是主流。但也存在有“反作用”的现象，是为补充。中国隋唐时代宫廷乐舞中长期用有“高丽乐”，有时也用“日本乐”。“高丽乐”的地位还很显著。这是政治“朝贡”带来的精神文化上的副产品。不可否认高丽乐等融入中华乐舞所给予的丰富滋养。 文化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戏剧文化表现的，是与民族民众至为贴近的生活文化的历史。学术研究的根本责任在于认识、在于“追寻”。中、日、韩三国戏剧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异同，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们随人群迁徙而实现的流传和发展，注意到发生在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渊源关系和相互影响关系。文化传播原是不以国界为限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文化学研究领域，都首先是文化地域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以此三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自古就是文化互动的区域。中日韩戏剧文化的授受，主要是随着三个渠道进行的：(1)朝贡，(2)移民，(3)贸易。朝贡是官方的，移民是民间的，贸易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朝贡和贸易是和平时代的，移民多发生于战争、动乱年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剧演艺是作为朝贡的伴随物、副产品，在国与国之间传递、流动。一些本民族的歌舞演艺，成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礼物，被赠送或赏赐，连同它们的传播媒体——艺人。中、日、韩三地区间的移民史，几与文明史一样漫长。公元前11世纪有“箕子迁朝鲜半岛立箕氏朝鲜”；西周晚期则有“韩侯”，后与箕国合并。另有从山东半岛经海路去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后称“辰韩”或“秦韩”。当时半岛南部“倭族人”渡海到日本北部的九州立足，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日本史上的“弥生文化”。秦时暴政，中国之人苦秦乱，东迁者众多。而这时，正是相传徐福带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登上日本列岛的时候。项羽、刘邦称霸时，燕人卫满率众避往朝鲜立“卫氏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国公元前18年成立，是夫余国人由中原南部迁入朝鲜半岛最远的一支。前37年东夫余立国，后改称为“高句丽”。都与汉王朝建立臣属关系。王莽当政时，高句丽多次接纳逃亡的胡人，共500余家，流传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傀儡子”和傀儡戏恐怕就是此时过去的。公元3世纪，是中国移民大规模去日本的第二次高潮。许多艺人被赏来赏去送来送去，成了文化艺术的传播者。味摩之于7世纪初赴日本传授佛教艺能“伎乐”。日、韩学习中国，也建立了“教坊”管理艺人和演艺节目。新罗“五伎”里至少有四伎能在唐代演艺中找到渊源。日本的唐乐、高丽乐等也是在这一时期传过去的。宋代的演艺文化也有东传的。宋代的宫廷傩祭已与前世有很大的不一样，出现了钟馗小妹门神判官等形象，高丽、日本也有中国的钟馗，有几个形象直至今天依然能从假面戏中看到。韩国的假面剧、偶人戏、歌舞小戏中，宋杂剧的影响比比皆是。日本平安时代的猿乐也与宋杂剧有许多相似点。元蒙时代对高丽实行强权政治。高丽民众大量移居大陆，忽必烈为此建立过管理高丽移民的“总管府”。13世纪上半叶，高丽出现了两部汉语教材：《老乞大》、《朴通事》，后者甚至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本《西游记》的重要资料。元杂剧也传来半岛，1283年的王室宴会上，就有“元优人呈百戏”。至于宴饮中奏蒙古“胡乐”，更是普遍。明代与朝鲜半岛李朝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的朝贡关系。1449年倪谦出使朝鲜，开创了“诗赋外交”传统，此后辑汇成23集《皇华集》。李朝傩戏已达到非常发达的阶段，与山台杂剧结合形成“山台傩戏”。1488年董越出使朝鲜写《朝鲜赋》里有记载。《西厢记》、《娇红记》等于这一时期进入朝鲜半岛。李朝在欢迎明使节时每每表演山台傩戏，豪华精彩，以示热烈。山台傩戏的衰退与明王朝的覆灭大有关系。因为李朝不愿意对清使者表示同样的热情。自此，本为宫廷艺术的山台傩戏流落民间，名为“山台都监剧”。李朝后期，实学兴起，摆脱日益僵化的朱子学，提倡“万民平等”对朝鲜全民是一种思想解放。唱剧于这一时期形成，提倡爱情自由、具有初期民主思想的《春香传》等，也在这一时期修改定型并广为流传。 中、日、韩戏剧文化值得研究的问题，据笔者所见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1)曾经同属东亚汉语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在戏剧文化上表现的“同根异花”现象。(2)中日韩三国的移民史、战争史、文化交流史及其所带来的戏剧文化传播。(3)中日韩三国的戏剧文化受授、本土流变和民族化改造。(4)探讨这种“同根异花”现象的民俗文化底蕴。或问：中、日、韩戏剧，能比较吗？中国与韩国的戏剧“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日本的戏剧“不在一个类型上”。这里涉及到一个戏剧观的问题。中国学者若紧抱传统的“词曲观”的观点视之，那么韩国可谓无有戏剧；若以“演剧观”察之，韩国不但有戏剧，且非常普遍、非常活跃。韩国的民族戏剧形式多是中国宋元之前的形式，几部唱剧，才差强可与宋元南戏同日而语，其他的都可毋论。但韩国戏剧又分明在民间生气勃勃地开展着，参与着民众的社会生活，表达着民众的喜怒哀乐，冬闲新年，田头场院，在在有它们活泼泼的身影。看到它们，就会明白中国戏曲的昨天便是这样子的，文人“染指”前便是这样子的，民间初起时就是这样子的。中国戏曲进入精英文化层面后丢失的一些品质，如游戏的特质、民俗文化的特质，我们能在韩国戏剧和日本的民俗戏剧中领略到。韩国戏剧，发展到中国戏剧“昨天”的程度，就不再往前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可谓“同途殊归”。为什么会这样？同样是个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好奇是研究工作的前提。 德不孤，必有邻 ——谈谈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 曹虹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所谓拟效，即通过揣度模仿他人的作品而达成自我创作，此现象在文学史上时常可见。历史上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波及汉字文化圈诸邻国文坛，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拟效现象也值得关注，这有助于拓展对中国文学典范传承维度的新认识。 创作上为什么会产生拟效的心理需要？简括言之，约有三端：一是因技法、文风层面的倾慕赞赏而带来模仿比试的激励，如曹植《七启序》谈道：“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駰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者，遂作《七启》。”这有利于某些艺术手法或体式的辨识、演练与传播。二是因人格、心志方面的沟通共鸣而产生比附祖述的动力。《文选》所录诗体中有“杂拟”类，刘良注曰：“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六臣注文选》)三是因文学传承系谱意识的作用，主动表现个人与既往典范的呼应关系。如王逸《九思序》曰：“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伤掉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楚辞章句》卷十七)王逸实即把刘向、王褒等人拟骚作《九叹》、《九怀》之举视为值得重视的风范，关键在于这样可以“列于谱录，世世传诵”。后来晚唐皮日休作《九讽》时，仍寄望于可以使自我进入楚骚文学史的流程。那么，综合地看，拟效既是一种创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批评与传播活动。 域外文学家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固然包含水准不均的文字体式上的学习取法，但从中国文学典范绵延广远的传播链的意义上看，这些拟效现象实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 首先，拟效对象的选择既反映个人或时代的审美取向，也是一定的传播条件的反映。以日本文学选本《经国集》所载赋体作品为例，多数题目都有中国赋篇作为原型，如菅原清公《啸赋》对应于西晋成公绥的同题赋，石上宅嗣《小山赋》对应于唐太宗的同题赋，嵯峨天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对应于西晋夏侯湛的《秋可哀赋》，三篇原作分别见载于萧统《文选》和唐代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可见在奈良时代，由于《文选》以及唐代类书的传入及利用，成为文坛创作取材和用典的来源。① 其次，拟效行为既是一种审美评价，也是一种文化评价。东晋梅陶《鵩鸟赋序》谈到写作缘起是“感贾谊《鵩鸟》，依而作焉”(《全晋文》卷一二八)，如此自觉的以他人作品为范本时，不啻是寻到了一位心灵或人格上的良师益友，借以消除某种孤独感。域外汉文学家对中国原作发生跨时空心仪时，那种理解与认同的程度，或许是更为强烈而动人的。如宋儒邵雍的“康节体”、朱熹的《感春赋》等作品备受朝鲜理学家的追慕，盛况似乎有逾中国本土，这与朝鲜儒学与中国的接轨有关，也与朱子等人在朝鲜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有关。宋时烈在朝鲜儒学史上被尊称为宋子，他一生以朱子为最高楷模，带着这种感情，对朱子《感春赋》加以次韵(《宋子大全》卷一)，并带动他的两位后学李翔与李箕洪也写了同题之赋(《打愚遗稿》卷一、《直斋集》卷一)。朱子原赋结尾曰：“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子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句末的“极”与“伤”不押韵。与宋时烈同时的尹鐫也写了步韵之作，将原作中的“极”字处理为可押韵的“穷”字，但后来接受宋时烈的意见，再赋一篇时未敢改韵(《白湖集》卷一)。宋时烈坚持在用韵上的刻意步趋，令人感到这里不无文体之外的某种精神上的需要。 再者，拟作与原作之间“求同存异”的理论关系，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文献取证。拟作与原作毕竟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个体，无论拟作的过程存在着怎样的认同自觉，“求同”仍然会带来“存异”，何况作为文学活动，审美的创造性机能总会顽强表现。如高丽末期元天锡所写的《节归去来辞》，即依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大意，咏成一首七律：“归去来兮适所求，琴书之乐实消忧。倚窗寄傲论非是，扶树盘桓任去留。或事耘耔而植杖，还将赋咏亦乘舟。乐天知命奚疑虑，千古遗风敻绝俦。”(《耘谷行录》卷四)这种转换体裁的“节”的方式，手法就很别致；再如李廷馣作有《效渊明归去辞咏词中云鸟松菊四绝》，即效法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风调，写成分咏云、鸟、松、菊的一组五言绝句(《四留斋集》)，这里的“效”也是有一定创意的。 德不孤，必有邻。凝聚着中华人文魅力的若干文学典范，在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区域内曾引发出不少的“神交”之缘。从域外文人对中国典范的诸多拟效，正可以在更深广的视野下，有利于透显古代东亚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并更完整地诠释中国典范的文学史地位。 注释： ①参见松浦友久《上代日本汉文学中的赋的系列——以〈经国集〉〈本朝文粹〉为中心》，《国语与国文学》1963年10月号。 关于汉籍东传的研究 巩本栋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在中国历史上，汉籍曾大量地流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许多国家，并对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研究汉籍流传域外的情况，不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而且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和东亚、东南亚历史及思想文化等所不可缺少的。 相对来说，我们对汉籍流传日本的情况了解稍多，而对汉籍流传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情况，则关注较少。这里我们想谈谈汉籍东传朝鲜半岛的有关问题。 汉籍之东传和影响朝鲜半岛，在中国南北朝以来和高丽、朝鲜时代的史书中都有一些记载。如《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就记载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代的士人已“知读‘五经’”。《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也记载其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则除了记载上述流入朝鲜半岛的典籍外，还记载有《玉篇》、《字统》、《字林》等字书和萧统《文选》等，而谓《文选》一书，其国士人“尤爱重之”。到了高丽时代，汉籍传入东国就更多。高丽成宗九年(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成宗所下的教令中曾说道，自其即位以来，“盖以崇儒，踵修曩日之所修，继补当年之所补。沈隐士二万馀卷，写在麟台；张司空三十车书，藏在虎观。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两京之府藏，青衿无阅市之劳，绛帐有执经之讲，使秦汉之旧俗，知邹鲁之遗风，识父慈子孝之常，习兄友弟恭之懿。宜令所司于西京开置修书院，令诸生抄书史籍而藏之。”(《高丽史》卷三)可见当时自中国传入并被抄写刊刻的书籍数量之大和崇儒尚文风气的兴盛。宋徽宗宣和年间(高丽睿宗时期)，徐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出使高丽，归而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又，《高丽史》卷三四忠肃王元年(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秋六月庚寅记载，高丽成均馆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先是被派遣入元，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当年七月，洪瀹便又奏请朝廷，元仁宗因再“赐(高丽忠肃)王书籍4371册，共计17000卷”，而且“皆宋秘阁所藏”。其传入书籍之多和珍贵，由此可见一斑。进入朝鲜时期，各种典籍流入东国的就更多。例如，朝鲜正祖就曾多次下令从清朝购求图书。《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十一正祖五年六月庚子载，正祖“雅尚经籍，自在春邸，购求遗编，拓尊贤阁之傍而储之，取孔子系《易》之辞，名其堂曰‘贞赜’。及夫御极，规模寖广。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移旧弘文馆藏本及江华府行宫所藏皇明赐书诸种以益之。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乃建阅古观于昌庆宫内苑，奎章阁之西南，以峙华本；又建西序于阅古观之北，以藏东本，总三万余卷。”足见朝鲜时期自中国本土流入东国的汉籍是极为丰富的。 不过，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我们从中很难具体判断究竟有哪些书传入了朝鲜半岛，更不用说史书失载的了。这就必须从高丽、朝鲜时代东国士人所撰的书目类著作中去寻找线索。高丽时代的书目主要限于佛经，现存的普通书目都是朝鲜时代所编纂的。后者的数量，据张伯伟先生的研究，约有八十多种，由张伯伟先生所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收录了其中的26种较重要的书目。从这些书目对汉籍著录的情况看，高丽、朝鲜时代由中国传入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不但数量极大，翻刻本甚多，而且珍本亦众。试举一例。王安石诗李壁注刘辰翁评点的本子，至迟在高丽末年就传入了东国，并在朝鲜时期刊印过。《奎章总目》和《增补文献备考》等均有著录。据今《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和韩国延世大学校、高丽大学校等校图书馆《古书目录》，奎章阁存两卷(卷5、6)，延世大学校存八卷(卷9—11、37—41)，高丽大学校则存残本三种(分别存目录和卷1—5、12—25、31—36、45—50，卷4—9、14—16、22—27、48—50，卷42—45)。诸本拼合，仅缺卷28—30三卷，可据日本蓬左文库藏本补全。是书的珍贵之处是较通行本《王荆文公诗注》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相当完整地保存了李注本的全貌，而此书在中土则早已失传，仅赖此朝鲜活字本以存，其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和宋代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朝鲜时代各种书目所著录汉籍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出，东国对汉籍的接受和传播，较之中国本土，虽时间上稍有滞后，但仍然是大致同步并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演进而展开的。以宋人撰述为例，像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王安国的京师题咏诗等，刚一流行，便已传入高丽。苏轼的作品，元祐中盛行，其文章也就很快传入丽朝。朝鲜时期的申纬更是热衷搜集过苏诗的六种版本。其他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朱熹等人的著述，传入东国的时间都相当早，而传入后又曾多次翻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南宋以后理学兴盛，远播东国，理学家的著作如《周子通书》、《太极图说》、《邵子全书》、《二程文集》、《东莱集》、《南轩集》、《朱子大全文集》、《四书章句》、《近思录》、《伊洛渊源录》、《朱子语类》、《黄勉斋先生文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心经》、《真西山读书记》等，便极为流行。 东国对汉籍的接受和传播，往往还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和通俗性的特点，朝鲜书目中著录的类书、四六文和其他一些文学选本就很多。从其他史料的记载中也可看出这一点。比如《成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宗十六年正月乙酉所载，尽管成宗一再传令要先印《王荆公集》，但大臣们却仍反复申言，“《事文类聚》，非独臣等好之，人皆欲为”，“文士皆欲见之”。可见当时士人对类书这样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典籍的爱好和需求的情况。至于通俗性的特点，我们不妨举《古文真宝》的流行来加以说明。此书朝鲜时代的书目中所记的各种刊本极多，但其所选录作品的宗旨和标准，与南宋时期出现的其他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古文轨范》等，却大致是相同的，即都是用理学家的眼光来选取和考量作品，同时，又教人读书作文，示人以规则，类于家塾读本，因而在坊间极为流行。此书自高丽朝传入东国后，对其翻刻、选刻、校勘、评论的众多，在各种传入东国的汉籍中，可谓首屈一指。直到今天，此书仍是韩国最为普及的汉籍之一。 至于书目中亦不载的汉籍，我们还可通过现存的高丽、朝鲜时代以来的众多的文集和其他文献进行考察。例如宋释惠洪的《筠溪集》、《甘露集》和《冷斋夜话》，朝鲜时代的各种书目都未著录，我们却可以从高丽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寻到是书传入东国的痕迹。其书卷上曾论及惠洪，有“近有以《筠溪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为十卷)示之者”云云，因知此书至迟在高丽高宗七年(1220年)前已传入东国。又高丽陈澕有诗云：“碧砌落花深一寸，东风吹去又吹来。”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谈到陈氏此诗，并谓：“近得《甘露集》(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惠洪《甘露集》九卷)，乃宋僧诗也。其诗云：‘绿杨深院春昼永，碧砌落花深一寸。’”所谓宋僧即指惠洪。而《冷斋夜话》，不但李仁老在《破闲集》中曾论及，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杂识》外篇也谈到过，不用说也是高丽朝传入东国的。 总之，对汉籍之东传的研究，不但在文献学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而且也为进一步认识、拓展和深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着新的视角，无疑这将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的学术领域。 百年中国学人域外访书琐谈 金程宇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国古代文明自问世以来，不独存于中土，还以各种方式流传、保存、移植于“域外”，特别是东亚各国。毋庸赘言，域外汉籍可补充中国文献之不足，对于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丰富、深化人们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皆具重要之价值。一百多年来，近现代学者以及当代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访求、刊布、研究从未停止过，对前辈学人域外访书过程的描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近代学者的域外访书是从东邻日本开始的。一些学者如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姚文栋、陈榘、傅云龙、杨守敬等，以公务之便赴日，期间大力收集、记录、刊布国内久佚的珍稀文献。黎刻本《古逸丛书》收古籍26种、傅刻本《籑喜庐丛书》收古籍四种，这可视为域外汉籍刊刻的先驱性工作。杨守敬先生不仅在刊刻《古逸丛书》方面用力甚多，且收集了大量品质一流的古抄本和宋元刊本，将之舶载以归，可说是域外汉籍在近代以来最大一次回传。杨氏的《日本访书志》，至今仍为目录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了解日藏汉籍的重要目录之一。杨守敬的日本访书，使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了日藏汉籍的丰富矿藏，掀起了新一轮的访书高潮，在域外汉籍研究史上意义重大。 民国以来学者的域外访书，则更具私人倾向。一些学者因时局问题而东渡，在域外汉籍的收集、刊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罗振玉旅日八年，系统传刻、校勘了大量珍稀古籍，直接促成了后来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影印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主要是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的。在《雪堂校勘群书叙录》等书中，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及同志社大学德富文库所存十三通罗氏书信中，我们都可看到罗振玉在日期间的种种努力。董康自1926年起四次东游，著有《书舶庸谈》九卷，记录了他在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访书的见闻。对古抄本、宋元本特别是一些戏曲小说都有许多重要的记载。其每观一书，均详记其版式、款识，体式虽为日记，实可作为一部日藏汉籍目录学著作来读。董康在日本访书特别是在小说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后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王古鲁的《稗海一勺录》(1948)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郑振铎等人欧洲访书的直接诱因。 还有一些出版家、目录学家、史学家的赴日则多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如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其间借照孤本秘籍46种携归。傅增湘1929年赴日，有访书日记，另成《藏园东游别录》之《日本帝室图书寮观书记》、《内阁文库观书记》二长文，其访书所记，亦载于《藏园群书经眼录》。金毓黻1935年、1936年两次赴日，学术收获亦很大，见《金毓黻日记》卷八三、八九至九一，其中的一些记载，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拓展域外汉籍的访求范围方面，现代小说研究者具有突出贡献。郑振铎1927年发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戏曲与小说》，他的这次访书，虽然仅限于戏曲和小说，但在开启学者们将视野扩大到日本以外的欧美等国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后向达的《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国书》(1935)、刘修业的《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的《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均做了大量工作。朱士嘉40年代所编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至今仍是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建国后的30年，域外访书显得有些岑寂。柳存仁1957年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访书，后结集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虽名为“提要”，但实际上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可视为风气转移之标志，中国学者的域外访书自此开始向从容和纵深转变。 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段时间内有出色的表现，如屈万里先生编写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75)，向为学界推重。台湾地区汉学研究中心收集了近千部海外汉籍，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本内阁文库等汉籍的影照本，编纂了《汉学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书目初编》(1979)，影照本开架陈列，受益者众多。 20世纪80年代，域外访书全面展开。域外访书的任务主要由各大学的文史教师承担。日本仍是访书的重点国家。一些善本珍籍相继被一些专家发现，如王水照先生发现《东坡先生年谱》(1983)，鲁国尧先生发现《卢宗迈切韵法》(1992)，李裕民先生发现《司马温公全集》(1993)，对相关研究均起到了的推动作用。《尚书》学家刘起 先生利用访日之机发现了不少佚书，蒋寅先生的《东瀛读书记》(1998、1999)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严绍璗先生在日藏汉籍的搜访方面用力颇深，著有《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2005)等书。特别是即将推出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系严先生近二十年的访书成果，走访了八十余家收藏机构，著录了七千余种汉籍善本，堪称域外访书第一人。黄仁生先生近年出版的《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004)也是难得的访书佳作，走访了东京的八家著名藏书机构，著录了三百四十余种元明文集。 医籍方面的进展也很大。马继兴等先生选辑的《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1999)、郑金生先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002)，使大量善本珍籍回归故土。方志方面，出版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0—199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0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丛书”(1993—2000)，北京图书馆影印了《日本藏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1998)。此外，罗国威先生整理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2001)，张伯伟先生整理了《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2002)，收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宽文版《天厨禁脔》、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皆为重要之域外文献。 在韩国的访书工作迟于日本，但近年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小说方面如《型世言》，戏曲方面如《伍伦全备记》，诗文方面如五臣本《文选》，均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樊川文集夹注》、《夹注名贤十抄诗》等书也分别得到了影印和整理。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如张伯伟先生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2004)、汪维辉先生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2005)即是。这两套丛书，体系完整，考证精当，堪称近年中国学者赴韩访书的最重要收获。 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越南。1998年，张伯伟、王小盾、张寅彭三位先生同赴河内，收集汉籍资料。以此为契机，王小盾先生与台湾学者刘春银先生、越南陈义先生共同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002)，使国内学者系统了解到越南汉籍文献的情况。后来刘春银、林庆彰、陈义三先生又主编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2005)，越藏汉籍的情况大体为世所知。 欧美所藏汉籍方面，一些学者利用为国外图书馆编目的机会，分别有所介绍，如沈津先生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9)，田涛先生主编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2002)，李国庆先生编写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2003)，陈先行先生主编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05)。广西师大影印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汇刊》(2003)，是迄今为止域外藏本刊布最集中的丛刊。 敦煌文献和《永乐大典》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视作域外汉籍寻访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清末至现在，学人们在域外访书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业绩，我们不仅从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觉得“吾道不孤”，更可通过他们的著述，获得进一步追踪的线索，做出新的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