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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中法文化交流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元剧《赵氏孤儿》最早是由法国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于1735年发表在耶稣会杜阿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第三卷，伏尔泰从中得到灵感而创作了悲剧《中国孤儿》。很多华人学者发表了比较伏尔泰悲剧和纪君祥原作的文章，也有不少人评论过伏尔泰悲剧和马若瑟译文的区别，或者 马若瑟译文是否忠实于纪君祥原作。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长期受到忽略：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这个问题，必须在研究了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马若瑟通信手稿和法国18世纪的文化背景后才能得到回答。 表面上看，一个在华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剧本发表在耶稣会主持的介绍中国的著作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因此似乎根本用不着去问为什么。可是马若瑟当初却并没有把这篇译文交给杜阿尔德，而是托人交给当时皇家铭文美文学院的院士傅尔蒙，并在给他的亲笔信中明确地把稿件的发表权交给他。但耶稣会的送信人却把稿件交到了杜阿尔德手中，他发表《赵氏孤儿》时，并没有征得傅尔蒙或马若瑟的同意，因此引起了傅尔蒙的强烈抗议。马若瑟为什么翻译《赵氏孤儿》并授予傅尔蒙发表权，而没有把它寄给耶稣会的上级？为什么选择了纪君祥的剧本，而不是其他作品？为什么杜阿尔德非要发表这部本应该给傅尔蒙的译作？本文试图简明扼要地回答这些问题。 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的动机和他的索隐派神学观点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的古典经籍包含基督降临的预言，这些基督教的痕迹也体现在汉字的构造中。他因此认为，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向他们解释中国经典的真正含义。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上层把索隐派观点视为异端，严禁发表。马若瑟始终相信他的观点是说服中国人信教的最佳方法，因此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语言和经典，并不顾上级的禁令想方设法要在欧洲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时日不多，马若瑟已近晚年，又被流放到了广东，生活和研究条件都很差，和外界交流也很困难，多年来试图发表自己观点的请求始终受到耶稣会上级的拒绝。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和傅尔蒙的通信。那是1725年，他已经59岁了。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733年。在信中他一再向傅尔蒙提出的请求，是希望能在法国发表他的索隐派著作。由于自己的作品被耶稣会禁止出版，他希望这些论文出版时不要署上自己的名字，也多次对傅尔蒙说过他可以把收到的著作做作自己的东西发表。他多次说到傅尔蒙是他认识的唯一有能力帮他传播他的理论的人。傅尔蒙既然在法国是中文权威，马若瑟希望他能看懂自己的著作，并会被说服。他寄给傅尔蒙的最重要的作品，是《汉语札记》。这是马若瑟积多年心血写成的详细介绍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著作，他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传教士和欧洲学者，包括傅尔蒙本人学习中文。这本书并没有直接宣传索隐派理论，但因为只有懂中文的人才可能懂得和接受索隐派的理论，所以教人学中文对马若瑟是至关重要的。 马若瑟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翻译《赵氏孤儿》的，那是1731年年底。他不惜代价也要让欧洲学者知道中国古代经典的价值。至于《赵氏孤儿》的译文嘛，那就算是送给傅尔蒙的礼物，他可以当自己的作品发表。从信中看来，前后用于翻译的时间很短，他自己说用了七八天的时间，这应该说是可信的，因为他同年11月10号的信中还只字未提此事，而译文是12月4日发出的。当时去欧洲的船很少，马若瑟常常在船出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写好多封信，最后一起发出。这一次，他决定翻译《赵氏孤儿》，而且必须赶在船出发之前完稿。《汉语札记》寄出已经三年了，如石沉大海，他自己的生命也近末路。马若瑟当时还不知道的是，傅尔蒙也写了一本中文语法书《中国官话》，并想通过此书的发表来证明自己是欧洲最权威的中文专家。马若瑟希望傅尔蒙做自己的接班人，傅尔蒙却把马若瑟当做竞争者。傅尔蒙书中有不少根据拉丁语语法想当然地生造出的中文里根本不存在的句式，这种错误只有既没有和中国人接触，又没有读懂过什么中文书的外国人闭门造车才能想出来。更严重的是，傅尔蒙抄袭了耶稣会传教士万济国的语法书《官话语法》。傅尔蒙把《汉语札记》束之高阁，直到近百年后，才被当时的汉学家阿贝尔－雷慕沙在皇家图书馆发现，给予高度评价。 《赵氏孤儿》的译文比《汉语札记》要幸运得多，那也不是因为傅尔蒙良心发现。马若瑟所托的两个送信人把包裹先交给了耶稣会的杜阿尔德，后者当时正在编辑《中华帝国志》，就把《赵氏孤儿》的译文用上了，然后又把包裹还给了傅尔蒙。傅尔蒙见到此剧发表后很是吃惊，公开指责杜阿尔德，并以马若瑟的亲笔信为证。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很多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傅尔蒙有理。马若瑟确实在信中对傅尔蒙说过：“如果您认为它值得出版，您可以用您的名义印出来，用不着担心人指责您剽窃，因为朋友之间一切共享，因为我给您了，因为如果您费心校阅它的话，您的贡献是最大的。”如果只看了这几句话，谁不会认为是傅尔蒙有理呢？杜阿尔德的作为我们不敢恭维，但在这件事上，傅尔蒙若有自知之明，也应该明白自己不配这份礼物。我们从他一贯的所作所为可以肯定，他不会给《赵氏孤儿》更好的归宿。从比较文学的历史出发，当然是杜阿尔德做了件好事。耶稣会虽然严禁发表马若瑟的索隐派著作，但《赵氏孤儿》本身的内容和索隐派毫无关系，尽管我们现在知道，马若瑟翻译此剧的前后经过却与他的索隐派观点密切相关。 马若瑟为什么在百种元剧中选择了《赵氏孤儿》？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随便找了一个剧本来译。《元人百种》所有的插图都集中在第一册里，一共有224幅，每幅插图尽管有题目，但这个题目和剧本的标题并不对应。马若瑟给每幅插图都标上了对应的剧本号码，又把这个号码标在对应的每册书上和每个剧本前，这至少需要对每个剧本都浏览过，因此他显然是选择了这部剧。这出剧在元剧中的确最符合当时法国文学界对悲剧的观念：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一致（时间不超过24小时，地点不变，主要情节一贯到底）；主题来自古代历史，是涉及国家民族大事的重大题材；主人公属于王公贵人；文体高雅，用语不俗；悲剧也必须用诗体。因为是翻译作品，最后一点可以不计，不过元剧至少唱词和韵白是诗体的。中国戏剧从来都不讲究时间和地点一致，但除此而外，《赵氏孤儿》在其他方面都严格合乎法国悲剧的要求。另一方面，剧中人物高贵的英雄气概也是吸引马若瑟的原因之一。耶稣会一贯主张用悲剧人物的英雄品格教化世道人心。尽管马若瑟因为索隐派观点与耶稣会上层有了很深的矛盾，但他毕竟是长期受耶稣会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因此在美学观点上应当说是一致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为了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忠义道德，正合乎这种悲剧观。许多18世纪理论家还主张像希腊悲剧一样，男女之情不应当是悲剧的主题，他们常常批评法国悲剧中爱情占的地位过分重要，违背了希腊悲剧的精神。耶稣会更进一步主张悲剧中彻底排除爱情，甚至尽量不要有女性角色，除了母亲，妻子或殉道的处女外。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主张证明耶稣会代表落后和蒙昧的势力，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伏尔泰也在30年代作了《凯撒之死》，并十分自豪自己能写出一部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女性角色的剧本。《赵氏孤儿》中没有男女之情，唯一的女性角色是晋室公主，“孤儿”的母亲，而且她在第一折中就自缢身亡了。元剧中恐怕没有另一出戏比《赵氏孤儿》更符合这一系列的条件了。著名元代悲剧中，无论是《窦娥冤》、《汉宫秋》还是《梧桐雨》，都没有如此切合。我们可以推断，马若瑟是在熟悉元剧的情况下，挑选了一部优秀的中国作品，它同时又最适合法国包括法国耶稣会的美学观念。翻译家运用这样的选择标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了。我们了解了他的美学背景后，就不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从自明以来就以元曲四大家著称的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的作品中选择。 杜阿尔德发表马若瑟的译作时，正值法国文坛又一次掀起了有关戏剧的论争。反对者和推崇者对戏剧的教化功能争论不休：戏剧一定是伤风败俗呢，还是可以弘扬道德？在法国各种宗教派别中，耶稣会一直持入世的主张，对法国文化生活介入很深。他们是教育家，把戏剧当做教育学生的重要方法，法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成员活跃于巴黎的文化沙龙里；他们发表的本会传教士从各国寄回的书信更是知识界了解异域的重要信息来源。他们的立场一直是一些极端保守的教派攻击的对象，尤其势力也很大的冉森教派，是他们的死敌。耶稣会必须捍卫戏剧，让公众知道戏剧可以教化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氏孤儿》为耶稣会的立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而且这部悲剧中没有任何迷信的成分，对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们因此可以理解杜阿尔德为什么不能放弃发表《赵氏孤儿》的机会了。 综上所述，马若瑟是为了在欧洲传扬自己索隐派的神学观才翻译了《赵氏孤儿》，并且把它寄给了傅尔蒙。他是在熟悉元剧的条件下选中了《赵氏孤儿》这个剧本，因为它最符合法国悲剧的标准，甚至符合耶稣会对悲剧的要求。耶稣会尽管反对索隐派，却认定这出剧本能为《中华帝国志》一书增色，因而杜阿尔德不顾一切也要发表它。这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幸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