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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汉族被描写为弱势群体，而异族成为强势力量，这是时时复现的历史境遇，亦是贯穿始终的潜在问题。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经由《碧血剑》直到封笔作《鹿鼎记》，皆触及了满汉之间的复杂矛盾，“三部曲”《射雕》、《神雕》、《倚天屠龙记》凸显了汉蒙等族的民族冲突，《天龙八部》则观照了宋辽两国汉族和契丹族的沧桑战事，……一言以蔽之，汉、满、蒙、回、藏、契丹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甚至罗刹国等西方意义上之“他者”的眈眈虎视，都成为金庸小说有意面对的一种情境。 这种情境不能简单归结为(香港)殖民地境遇的寓言或隐喻，原因在于：一方面，香港不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她即将迎来的不是殖民地意义上的“解放”，而是百余年后的“回归”;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个人、身份与认同等有待梳理的关键词，是鸦片战争之后方才见于中土的命题，在金庸小说所讲述的年代里从北宋末年至清朝初叶，这些命题尚未以现代的形式清晰浮现，所以它们不能被冒然借用到金庸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时期。然而，“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在叙事者(金庸)亲身所处的当代香港，在阅读者亲身所处的当代汉语世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些命题，伴随着上个世纪以来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文化碰撞，实有难言之隐与切肤之痛。金庸小说丰富凸显的“民族国家”的争端、个人身份与认同的困境、以及历史记忆的构成等等，实际上透过亦真亦幻的古代形象与人们当下的常识系统，反思了香港乃至广义的殖民地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置疑并局部颠覆了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作为作者的金庸，与作为文化解读者的大众，在叙述、播散与接收行为的整套运作过程中，达成了对此类复杂问题的想象性思考。本章即试图把“讲述故事的年代”(叙述情境)与“故事所讲述的年代”(被述情境)交错起来讨论，而契合点，正是叙述者借古讽今的“民族种族国家”命题。 一、“民族-国家”主题的多重寓意 异族入侵与异族统治：“编织情节”的意向性——“华夷之辨”、“保家卫国”观念的淡化——是展示人性的“个人写作”还是“民族寓言”或“殖民地寓言”?——私情、大义与男女性别差异——“开明政治”的微妙修辞——汉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征兆——“混杂化”的民族主义观念——“为国为民”的大侠(民族国家赋予男人新的自我定义，还重振了他们的阳刚之气)——“以情为重”的个人化侠客(无法“升华”为大侠的性情中人) 如果暂时套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惜忽略金庸小说的巨大丰富性，那么可以说，从西藏胡僧血刀老祖(《连城诀》)到吐蕃国师鸠摩智(《天龙八部》)，……他们构成了金庸小说否定性的异邦人物形象;从回族少女“翠羽黄衫”霍青桐(《书剑恩仇录》)到满清明主康熙(《鹿鼎记》)，……他们构成了肯定性的异邦人物形象，两个不同的系列构成了异邦人物形象的两个极端。而从宋元之交血肉横飞、汉族英侠以死尽忠的襄阳之战(《神雕侠侣》)，到明末清初袁承志犹疑于刺杀皇太极、最终飘然隐遁的背影(《碧血剑》)，……这截然不同的两幕场景，又折射出“民族国家”冲突另一类泾渭分明的两极。如此信手拈来的异邦人物乃至异族冲突的简谱，已然足以令金庸小说的各类读者关注“民族国家”问题了，更不用提徘徊于汉族价值观与契丹族身份之间的大英雄乔(萧)峰(《天龙八部》)、曾被成吉思汗亲口封为“金刀驸马”从而漂泊于汉蒙之间的郭靖(《射雕英雄传》)，……这一切均可表明“民族国家”问题在金庸小说的叙事行为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 在金庸小说的浩繁卷帙里，“民族国家”问题绝非简单添加异国情调、回归汉族中心主义的有趣噱头，而是凸显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所能遭遇的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除此以外，金庸小说还凸显了香港的殖民地处境与金庸小说的修辞策略之间一种深刻的联系，因为在金庸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是外族入侵正当其时，还是异族宰制已成大势，这种异族为主、汉族为“仆”的格局，常常成为汉族群侠无法规避的现实。虽然就主要人物个人情感的归宿而言，“大团圆”式的收场不乏其例，但是就政治命运与民族气数而言，几乎全是无可奈何、令人扼腕的局面，这一安排虽不能唐突命名以“殖民地”(香港)的境遇，然而可以象征性地凸显被殖民者的心态。再者，金庸作品的播散之广，已然遍及汉语生存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某种意义上，金庸的小说又借助如此广泛的阅读行为，举隅法式地提示出全球语境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若干当下的处境。 马国明在《金庸小说与香港》中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通常汉族处于外族统治或是外族入侵的威胁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族入侵是故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布景。他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除《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之外，都试图在外族统治的现实底下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马氏的洞见乃是他辨析出同为“外族入侵”，“布景”与“有机成分”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但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试图在外族统治的现实底下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却值得商榷。作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娱乐性文类，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包含了深邃的政治寓意，令观者论者无法视而不见，然而金庸所完成的毕竟是虚构性叙事，与其说它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如说它通过诉诸读者情感的娱乐行为，诱发了一种乌托邦冲动，并提供了一幅想象式的解决图景。它既发人深省，又妙趣横生，可就是不能当真。 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问题，便在如下三种文化想象的图景中展开：1、早期文本渲染个人意义上的侠客(小侠)借助“民族国家”这一实体，升华成“为国为民”的大侠;2、中后期文本使“民族英雄”式的大侠走向了个人化侠客这一维度，并以错综复杂的“混杂性”境遇，公开置疑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观念，批判了汉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义倾向;3、从始至终，金庸小说的整套文本又借助中土武功文化(尤其是少林武功)的异域来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土化努力，在置疑武功姓汉姓胡的二元对立思维、置疑武功(文化)之“本真自我”的同时，亦微妙地呈现了“扬华抑夷”的情结。总而言之，金庸常常选择外族强于汉族的历史时期“编织情节” ，其微妙之处在于，小说的政治修辞倾向于淡化或者瓦解“华夷之辨”，而文化修辞却暗中凸显了“夷不胜华”的内在旨归。 在发轫之作《书剑恩仇录》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相关于权力的强弱之分，而非种族民族之别，强权者为非正义的一方，而弱势者成为正义力量的代言人。面对满清皇族的强权统治，同处弱势的汉族群侠与回族部落结成了天然联盟，民族的划分并非绝对排斥汉族之外的其他异族，而是有所选择。但是，陈家洛之所以率领红花会群豪与满清朝廷对抗，乃是临危受命，带有明显的被动与力不胜任的色彩，而且他时时陷溺于儿女私情。在全书行将收束时，他与香香公主、霍青桐三人在黄沙废城读到了羊皮古卷的传奇。陈家洛读完玛米儿写成的古册， 斗然一惊，身上冷汗直冒，心想：“比起这位古代的姑娘来，我实是可耻极矣。我身系汉家光复大业的成败，心中所想的却只是一己的情欲爱恋。我不去筹划如何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却在为爱姊姊还是爱妹妹而纠缠不……” 他苦思之下，打定主意：“光复大业成功之前，我决不再理会自己的情爱尘缘，她两姊妹从今而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妹子”。 感佩于为杀暴君而甘愿牺牲自身贞洁的回族少女玛米儿，感佩于她为部族为丈夫所达成的双重献祭，陈家洛终于陡然认清了光复汉室的使命，使小我得到一次有限的升华。但这升华只是短暂地化解情障，是从“民族国家”角度重新界定自我的一种启悟。而香香公主这一形象亦颇耐人寻味。她似乎是希腊海伦式的绝美女子，然而这种相似仅仅是外在容貌上的。海伦似乎是战祸的根源，是“部落、世系、家族之间交换的……女人” ，是被争夺的礼物或战利品，她似乎被战事的频仍搅扰得心神不宁;而香香公主的主动献祭，所做出的则是有意识的自我牺牲，她秉承她所听闻的更为古老的部族神话“勇敢贞烈”的美丽姑娘玛米儿牺牲生命、牺牲爱情，终除暴君的故事 ，是尝试以一己之躯，换来整个部族的安宁。换言之，她所亲践的是关于牺牲的主题，而她最后所化成的一滩碧血，更是将血本身转化成传奇与吟唱，转写成一个部族的古老往事，一个子孙后代回味传诵的悲凉谣曲。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里，已然潜伏了“华夷之辨”、“保家卫国”的观念逐渐淡化这一“意向性”的种子，在全知视角的观照中，乾隆皇帝本人具有介乎汉人与满人之间的模棱两可的身份，已成民族主义陈词滥调的“华夷之辨”在异族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发生了混淆和错乱。虽然红花会群雄屡屡公开对抗满清朝廷和异族统治，但因为陈家洛出于兄弟情谊对乾隆的感召与轻信，反而纵容了异族统治。这种出于汉人家族观念的血缘亲情，在铁血政治的土壤里并无根基可言，亦真亦幻的同胞兄弟的血缘神话，无法战胜现实环境的险恶与乾隆皇帝的权力欲望。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较为明朗，但仍存在多义性，郭靖与蒙古王室的亲近关系占去《射雕》大半的篇幅，而且“沙漠苍茫”的蒙古甚至一度成为郭靖母子躲避汉族奸臣追杀迫害的一方净土，一处避难之所，直到成吉思汗由金国笼罩下的弱势者变成对中原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时，郭靖的侠义行径才终于从纠缠于局部不公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升华为忧患满怀的“为国为民”状态，此一心态，借丘处机之口一语道破， 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眼见天下事已不可为。然我辈男儿，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希夷先生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大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这种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及与异族侵略者的对抗姿态，正是儒家传统借助“忠”的观念，所塑造成形的典型产物。《神雕侠侣》中独来独往的杨过亦受郭靖夫妇情爱事小、“国事为重”之襟怀所感染，陡然领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含义。他原本欲图用郭靖夫妇的首级换得情花之毒的解药，以便与小龙女长相厮守，并兼报杀父之仇。启悟之后终于抛弃了一己之念，与郭靖共抗外敌。 在金庸笔下，岳飞、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 ，连黄药师这样的疏狂孤傲之士，也常说“只恨迟生了十年，不能亲眼见到(岳飞)这位大英雄” 。金庸早期作品的这种“民族英雄”的形象，竟然会使素来牵挂个人情感、家庭生活、并藐视儒家道德伦理的精灵古怪人物黄蓉，发生了内在性的转变， 郭靖手执长剑，在城头督师。黄蓉站在他的身旁，眼见半爿天布满红霞，景色瑰丽无伦，城下敌军飞骑奔驰，狰狞的面目隐隐可见，再看郭靖时，见他挺立城头，英风飒飒，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说不尽的爱慕眷恋之意。他夫妻相爱，久而弥笃，今日强敌压境，是否能再度将之击退，谁都难以逆料。黄蓉心想：“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心血都花在这襄阳城上。咱俩共抗强敌，便是两人一齐血溅城头，这一生也真是不枉了。” 这是个人得以升华的瞬间，是一个女人因为爱一个男人，因为爱一个以国事为大的男人，从而也得以超越自身的时刻。对于男性群侠来说，“民族国家”是他们冲决个人樊笼，成为大侠的必由之路;而女侠，象黄蓉这样因为爱男人而进一步爱国家，在金庸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场景，它甚至属于凤毛麟角。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派武侠小说中，黄蓉式的自我升华在金庸小说中属于异数，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中，却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其典型人物如穆桂英，也恰恰是因为爱杨宗保而效力于朝廷，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所凸显的全是妇代夫命、保家卫国这一类主题。无论怎样，引人注目的是，如此昭昭然与外族入侵者公然对抗、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至《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却趋于暧昧不明。在汉族与外族的多元性关系中，在异族为主、汉族为仆的情境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一个被悬置的客体，或者说，变成一个被质疑的问题。马国明认为在《倚天屠龙记》中“专以驱除蒙古人为己任的明教”被称为魔教，并受到正教“九大派严重敌视”，“外族统治的严重性又突然模糊起来了” ;林凌瀚则持有异议，认为张无忌的主要功绩便在于“安内攘外，消弭明教与‘正派’的纷争，一致抗元”， 马氏与林氏的辨析各有千秋，但是金庸此处更暴露出一种暧昧性，即，张无忌的抗元意志蒙上了一层明显的被动和软弱色彩，这种软弱与被动甚至带有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而蒙古郡主赵敏，更是不惜叛国叛父，向张无忌一吐真情： 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女人放弃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与认同，全心全意归属于一个男人，不管他姓甚名谁，不管他何族何种，也不管他是正是邪，总而言之，男人成为女人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女人对此无怨无悔，这是金庸笔下的女子最为绚丽也最为悲哀的一幕 ;而意乱情迷的张无忌，此时此刻，简化为一个陷入情网的男人，一个溺情者，一个舍弃了其他身份的“纯粹”的情人。于是，张无忌本人的身份也一如金庸大多数的作品一样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混乱：他似乎是反抗元朝的英雄，可是他最终所选择的恋人却是蒙古权臣的女儿赵敏;他辛辛苦苦重整旗鼓的明教，却被朱元璋之流所篡取，他已经一反壮志骄阳的英雄气概，放弃了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成为“民族国家”矛盾之下一个个人化的逃遁者。面对乱世，张无忌的那份疏懒与超然，事实上已与软弱无异，他选择归隐山林、为赵敏画眉取乐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展露出一丝纵任性情的潇洒，不如说透出几分解甲归田式的无奈。 至于《鹿鼎记》这一超载的文本，这一充斥着多义性话语的“反武侠小说”，更使得“种族民族国家”冲突一显扑朔迷离之貌。被九难师太笑称为“古往今来第一小滑头”的韦小宝，便是一个在多种权力、多种价值观、甚至在多个女人间斡旋的人物。反清复明这一明确的政治主张被康熙皇帝的廉政英明所“问题化”，而且所谓的外族亦不仅仅是中华本土内部的满族，还有凶悍的罗刹国亦即俄罗斯民族。经由康熙皇帝这一开明君主，中华内部的民族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被转化成“一致对外”的清政府与罗刹国的“种族民族国家”冲突，韦小宝后来率师打败罗刹兵，最终签定拓地固边的尼布楚条约，此功此绩之万世不没，直叫叙事者如是慨叹： 此约之立，使中国东北边境获致一百五十年之安宁，而罗刹兵东侵受阻，侵略野心得以稍戢。自康熙、雍正、乾隆诸朝而后，满清与外国订约，无不丧权失地，康熙和韦小宝当年大振国威之雄风，不可复见于后世。 …… 此界碑所处之地，本应为中俄两国万年不易之分界，然一百数十年后，俄国乘中国国势衰弱，竟逐步蚕食侵占，置当年分界于不顾，吞并中国大片膏腴之地。后人读史至此，喟然叹曰：“安得复起康熙、韦小宝于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罗刹人而复我故土哉?” “抗外御侮”的大获全胜，使得满族与汉族的内部冲突让位于空间以及种族意义上的中原本土与“狼子野心”的罗刹国之间的抗衡，并且由于满清朝廷的抗侮功绩，实际上是“汉人” 韦小宝“天与人归，…平了罗刹，为中国立下不世之功” ，异族统治的相对合法性得到认可。细究起来，如此倾向早在《碧血剑》中已然初露端倪，“鞑子皇帝”皇太极未得汉室江山，先关怀中原百姓的疾苦，欲为天下百姓做事，“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袁承志听了这些话，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 《鹿鼎记》则借康熙之口，再次为异族统治致以辩辞：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我)父皇是满洲人，我亲生母后孝廉皇后是汉军旗人，我有一半是汉人。我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决没丝毫亏待了汉人，为什么他们这样恨我，非杀了我不可? 如果此处还是异族皇帝本人的自我辩护，以及对汉人狭隘民族观念的质问，那么，韦小宝的旁述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反响，则属于汉人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满清异族统治的旁证。《鹿鼎记》行将收尾处，韦小宝告知顾、黄二人康熙读了黄宗羲所撰《明夷待访录》，一代大儒们“吃了一惊”，深恐“一场大大的文字狱”又将兴起，谁知韦小宝说康熙“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众人放心之余， 黄梨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作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皇帝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此处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汉族大儒的明察事理与草莽英雄的方刚血气(也许有乱逞血气之勇的嫌疑)之间，恰恰形成一种微妙的不同。查继佐道：“……可是鞑子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几人计议立韦小宝为帝，韦小宝大惊失色，决计不从。与群儒相比，天地会群豪顾不能辨析也不愿辨析皇帝本人昏庸还是英明，他们所耿耿于怀的只是民族身份的异同，无论如何，万万不可让非汉族的成员统治汉人。但草莽英雄也发现了康熙皇帝的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即便是以一种忧虑的语气，天地会之一员李力世也不得不承认，“鞑子皇帝年纪虽轻，却是十分精明能干，又会收罗人心。天下百姓对前朝已渐渐淡忘。再这般拖得几年，只怕鞑子的江山就坐稳了。” 他们试图劝韦小宝带领众人寻机刺死鞑子皇帝，而韦小宝却“决计不干”。群雄所想的，乃是“天地会和鞑子不共戴天”，韦小宝却不得不在天地会与满清朝廷之间斡旋，对双方都讲义气，其结果当然不是揭竿而起、驱除鞑虏，而是行刺的举措一拖再拖，终至无成。 虽然就清代历史而言，满人入主中原日久，又经康乾盛世，其文化层面逐渐汉化，满汉之间同化融合之程度渐深，汉人对满人的夷夏之防亦渐淡薄，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皇帝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趋普及，再加上经过天星小轮加价暴动、六七年“反英抗暴”等一连串骚乱后港英(尤其七一年麦理浩上任以还)大力推行社会福利，使香港迈入“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呼应的关系。 “被殖民者无力自治，而要依附于开明殖民者”这一处境，恰恰应和着70年代香港殖民地的境遇。而韦小宝的双重身份或者说尴尬处境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至友和重臣，又是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的香主，正是香港本土居民与即将获得的中国身份以及英国殖民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于是金庸小说对于此类复杂情境与心态的书写，便恰如芭莫 (Amgelika Bammer)所洞察，林凌瀚所刻意发挥的，“文本的置换运作正好配合港人本身 被殖民的置换处境(即身份被转移、延宕、压抑)：对中国既缅怀又疑惧，对殖民统治则欲拒还抑的心态下，认同的对象既此亦彼，同时又非此非彼，他我之间不辍协商，无时或息。” 但是，开明政治的问题这道悄悄呈现的叙事裂缝，与香港处境的关联是双向的，一方面，开明政治或者说异族统治成为一个可被接纳的事实，另一方面，金庸仍旧不忘书写汉族群侠的武功胜利，这也意味着汉民族的文化胜利，从而以曲笔的方式，再次确认汉民族的本位。因为为被统治者的汉人屈从于满清统治者仅仅是一个方向，另一个维度则是异族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 。满清开明君主精细研读汉人典籍，叹服汉儒的洞识，并隐隐有心心相印之感;皇太极虽然所学有限，自陈“我读汉人的书，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但仍旧叹到：“汉人的学问，不少是很好的”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康熙)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 。而中华武功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对于异邦异族的深刻吸引，更是武侠小说刻意渲染的一个母题。康熙最初与韦小宝比武练习，采用的是满洲人的摔跤绝技，后来却用上中华本土武当派的上乘功夫。除此以外，康熙甚至还向往披起夜行衣，模仿汉侠的行侠仗义;乾隆本人“甚耽汉人之文化” ，附庸风雅，到处题诗，虽被金庸解嘲为“才高六斗，诗成八步，…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 ，然而满清皇帝公然以汉文诗词为喜好，这种“恋物癖”式的自我汉化行为，既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亦属武侠小说里将“异族”最高统治者加以汉化的一种“狂想” 。 除此之外，这种汉民族本位思想，也表现在金庸小说汉族男侠与异邦女子的情感关系上。《倚天屠龙记》中，波斯女子小昭为救张无忌等人被迫重返故国，临别前如是与张无忌依依惜别：“此后咱们东西相隔万里，想要再服侍一次，也是不能的了”，话语之间明显透露出小昭宁作张无忌的丫鬟，也不愿成为波斯的女王，此情此景充分表露了汉族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蒙古女子赵敏献身于汉族男侠张无忌，亦舒缓了汉民族主体所深藏的受制于异邦的创伤记忆，所谓的抗元大侠形象的刻意营造，以及蒙古郡主的决然归依，正是对于这种创伤记忆的想像式治愈，它是以文化书写的方式，改写着被异族凌辱的集体潜意识。虽然蒙古元朝统治汉人、满洲清朝宰制汉人，乃是无法更改的一桩史实，但金庸小说以虚构的传奇，将其转换为汉侠个人生活的胜利，而且金庸小说中常有异族女侠对汉族男侠的深情与归依，却没有汉族女侠与异域武士的两情相悦，这仍旧带有“天朝德威远被”的汉本位色彩。 即便如此，如果说金庸的作品中存在着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这也是一种“混杂化”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态度，还是作品所呈现的面貌，都与那种“纯粹的”或者“单纯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现代时期的文公直以明代忠臣于谦为主角，写出《碧血丹心大侠传》，于1930至1933年分集出版，其自序声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