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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与巴黎，是诗人走出斗室，漫步街头，寻找“恶之花”的精神历险;本雅明与柏林，是思想者穿梭于过去与未来，反复书写童年回忆的断简残篇;……我们同样无法忘怀陀斯妥也夫斯基、别雷(Andrei Bely)与圣彼得堡，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史尼兹勒、霍夫曼斯塔尔与维也纳，狄肯斯与伦敦，索尔•贝娄与芝加哥，惠特曼、约翰•多斯•帕索斯与纽约， ……。西方现代作家的都市体验，落实在孤独、异化、无家可归等主题，并凸现如是一幅图象：巨型城市与无名的陌生人。相形之下，中国作家与现代北京的关系，却是城市体验的一个异数。至少在文学再现层面，人与城竟一如鱼和水，那份亲近、思念、怀旧乃至归宿感，虽受钱锺书的冷嘲热讽，却仍然蔚为大观。对大多数书写北京的现代作家来说，那个中西混杂、亦旧亦新的城市，仿佛是寄托遥深、梦系魂荥的精神故园。 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将视线投注于照相术捕捉到的精彩一刻。公元1936年，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年，在天坛祈年殿的屋顶，赫然而立一对年青夫妇，他们是林徽因与梁思成。黑白照片中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更在当天傲然宣称自己是古往今来站在天坛顶上的第一位女性。沧海桑田，京华一瞬，林徽因所占据的不二场所，喻示着现代女作家与城市关系的特例。于此，中国现代女性的主体位置僭越了凌淑华慨叹的闺中“绣枕”，庐隐女士孤寂的“象牙塔”，甚至张爱玲无可奈何的“楼上”。那横亘在男人与女人、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鸿沟，此时此刻得以弥合。其时，林徽因已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短篇小说作者，“京派的灵魂”，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谈锋极健的女主人，以及中国建筑学的奠基者之一。苍穹之下，祈年殿上，“一代才女”放眼眺望她感之念之的北平，在她心中，是否回荡着父辈梁启超、林长民们游历欧洲的心影，己辈求学欧美的记忆，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响，中国营造法式与西洋建筑学科的共鸣? 从天坛的屋顶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客厅，林徽因的足迹刻印在古城林林总总的历史和地理场所。正如她与梁思成同撰的名篇《平郊建筑杂录》所描摹的：“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林徽因与梁思成听到的古城的秘响，成为侯仁之终生涵咏吟诵的辞句。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说，“伟大的形象有其历史和史前史，是记忆与传奇的掺合。每一个伟大的形象，都有难解难测梦一般浩瀚的深度，而个人的体验则为之增光添彩。”对于林徽因和梁思成，北京是大的博物馆与活的城市，有待寻访、测绘和保存，而他们便是细心的漫步者，严谨的探究者，热忱的监护者，绝妙的诠释者，更是站在传统与现代门槛上的“讲故事的人”。透过林徽因在北京的足迹，我们恰可掀开首善之都的一角面纱。 我们重访的第一站，不妨是她名重京城的“太太的客厅”。如果说曾朴上海的书店居室堪称“货真价实的”法国沙龙，那么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则既不乏英国下午茶谈天说地的风味(一如梁思成坦言相告)，也富有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格调。在巴黎，沙龙往往设立在私人空间，且由女主人主导。往来于“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宾，几乎是北京知识界的一幅缩影：金岳霖、沈从文、萧乾、徐志摩、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陶孟和、李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等。“太太的客厅”其乐陶陶，恰如徐志摩状写“石虎胡同七号”时留下的诗句：“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太太的客厅” 构成的独特空间，乃介于公私之间，与哈伯玛斯(Habermas)阐发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殊有不同。哈氏言道：公共领域之谈论，有助于公众舆论之导向，国家政策之制定。在“太太的客厅”，无论是谈吐无双的女主人，还是沙龙的常客，大都对时政保持距离，而着意文学与文化的自足自主。 但另一方面，此客厅也绍介新知，侧目“文学场域”，关注文学选集与文学市场，并深刻介入中国现代的启蒙规划。1936年北平中央公园，在一家介乎传统风格与摩登样式之间的茶座，京派同仁推举林徽因主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审核京派作家一年创作的实绩。 三十年代初，林徽因身染肺病，入北平西郊香山疗养，而后展开流星般璀璨短暂的文学生涯。林徽因擅于将时间空间化，以空间意象铺陈时代感受，其马拉美式新诗《古城春景》(1937)，即为佳作之一。传统与现代之遭遇，露迹于北平的城楼、城墙、庙宇和庭院。在《古城春景》中，现代气息与工业文明扑面而来，具像化为一座烟囱，悍然耸立于地平线上，与古老的城楼面面相觑：“时代把握不住时代自己的烦恼，——/轻率的不满，就不叫它这时代牢骚——/偏又流成愤怨，聚一堆黑色的浓烟/喷出烟囱，那矗立的新观念，在古城楼对面!”凭借“烟囱”和“黑色的浓烟”这些可触可感的意象，现代“文明”拔地而起，并与古城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物象并置一处：蓝布棉帘，万字栏杆，老店铺门槛，城墙下的小果摊，以及鲜红的冰糖葫芦。在林徽因眼中，这些普普通通的物象，寄寓着现代时期仍与传统藕断丝连的浪漫体验。的确，尽管有春天的风沙，甜美的老北平就好象那亮闪闪的冰糖葫芦，串串光鲜，如同“旧珊瑚”，“还不怕新时代的尘土”。借用伯尔曼(Marshall Berman)的词语，这是田园风味与反田园风味的并置。在1937年的怀旧诗篇中，林徽因似已隐隐感到：古都风华渐衰，喷云吐雾之现代已经来临。 而且在林徽因笔下，北平的本真意味不在那雄伟壮观的楼宇殿堂，却在皇城根下色彩斑斓的日常小吃。诚然，帝国斜阳的万千气象，仍掩映在层峦叠嶂的宫墙庙宇。不过 “那已失落的浪漫”，或者说京城的文化质地与底韵，更“道成肉身”于这些日常的细节与物事。也许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女诗人视繁华如敝屣，以为帝国建筑的富丽堂皇，反而比不上这些细腻撩人的日常物象，免遭时间的腐蚀。面对现代工业的入侵，也许真正能保护古城金刚不坏、免受侵蚀的，正是城市生活日常日用的一面。将古城、烟囱黑烟与日常物象并置杂陈，林徽因不仅讲述了北平生活的另一个维度，而且为古城的审美/政治地形学，提供了一张别具匠心的彩绘地图。笔者愿意用“日常物象的诗学与政治”一词，来描述林徽因的北京感受。 这种“日常物象的诗学与政治”，包括茶食、市声、四季、民居、娱乐等等，确为京派/京味作者屡数之家珍：老舍、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许地山、废名、王西彦、师陀、梁实秋、林庚、徐訏、萧乾、林海音等等，大都如此。不过，部分作家以一种“排除式美学”的叙事策略，专写北京的田园抒情层面，而林徽因则借助传统与现代的混杂“并置”，刻画了古城的现代境遇。这一“并置”手法早在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里，便已成熟。小说的全知叙述者随“物”赋形，撕开溽热北平日常生活的帷幕，以文学的形式触摸城市的混乱脉搏，诊断城市的复杂病症，并提供一幅新旧并置而非对峙的画面：传统的婚礼排场/现代的浪漫恋爱，乡村姑娘/摩登女郎，酸梅汤/冰激淋，旧观念/新术语，京戏/洋片，封建礼俗/西服新知，中医中药罐/西医教会医院，……不一而足。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林徽因便一语道破京派小说家低估了短篇小说的潜力，鲜有尝试暴露“生活大胆的断面”，未能“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九十九度中》恰恰弥补了这种缺憾，贡献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模糊零篇”。虽然林徽因早年游学英国时，受徐志摩引见结识福斯特(E. M. Forster)，但显然她对福氏1927年付梓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不以为然，而更心仪服膺弗吉尼娅•沃尔夫的“意识流”手法。《九十九度中》全无福斯特称道的“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s)，也没有主要情节或重大历史事件，而只见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断面，如快速剪辑的蒙太奇般跳荡展开，与此同时，众多人物的内心状态亦浮沉不定。 在林徽因的北平素描中，没有纪念物，奇观胜景，也没有煽情悲喜剧，大街小巷回转着各色穷人和富人意识流动的漩涡。借用勒汉(Richard Lehan)在“描述式细节”(细节掌控心智)与“印象式细节”(心智掌控细节)之间的划分，林徽因呈现的北平酷暑，充斥着“印象式细节”。让我们抽取一段意味深长的插曲：旧式家庭中的阿淑焦灼地发觉，她身边的现实“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在盛夏的北平，她暗恋的情人逸九，也在一家点心铺里浮想联翩。逸九年少摩登，专攻政治与法律，渴求新知，追逐时髦。他中学时即一口英文，满屋子外国女影星的相片，还在上海舞场历练两年。但身处这九十九度的北平酷暑，逸九纷乱矛盾的心理活动，在传统女性阿淑与早夭的现代女性琼之间摆荡不定。一会儿是琼的音容笑貌，不羁言行;一会儿又陡然浮现阿淑的旧式丰韵，装束不入时，倒有特殊的美和灵性。 这就是30年代的北平：混乱的时空型中新旧并置，中西杂陈。小说的叙事者有无孔不入的眼睛，甚至冲决空间的界限，审视人物的内心世界。林徽因状写的文学的北平，不仅仅触及物质经济、阶级分布与人口集聚，更关乎涌动的情感与紊乱的心智。就实验手法与叙事风格而言，《九十九度中》与其他京派京味作品大相径庭，但受到其时京城文人的热烈接受。朱自清称许林徽因作品与沃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相似性，李健吾更是盛赞《九十九度中》为“最富有现代性”的一篇，谓林观察北平全景图的方式和表达技巧新颖超群。如果将《九十九度中》与散文《窗子以外》(1934)作“参差的对照”，更可看出林徽因观照北平的方式何等自觉：所谓窗子，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框架，如火车、汽车或客栈逆旅的窗子，更是社会等级、习惯与傲慢、自以为是的考察与自命不凡的科学态度所设置的无形障眼物。即便是安坐包厢、斜倚栏杆的审美领略，观者仍会自设窗子，把观察的主体搁在背后。正是出于对各种窗子的省察，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才可能突破阶级、性别、等级与价值观的限制，触及北平多阶层人物群像的意识流动。 林徽因的文学生涯虽如流星般短暂，但在她城市规划的志业中，飞扬的文采和敏锐的感受力仍旧无处不在。1948年，北平可能遭受城毁人亡的劫难。两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请梁、林标示京城重要的文物古迹，以便不得已军事攻城时妥善保护，林徽因和梁思成深为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干部之所为而感动。从那时起直到1955年去世前，林徽因参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积极介入了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确立过程，以及当时集体记忆的书写与形塑。挚友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厄运连连，不得不放弃写作，林徽因却在建筑界一时间大有作为。然而，林徽因与梁思成孜孜不倦保护北京的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努力，终究与毛主义的城市规划大相抵牾。最富戏剧性的瞬间莫过于此：北京市长彭真邀请梁思成站立天安门城楼，传达毛主席对新北京现代化的憧憬：凭栏眺望，满目烟囱，如睹丛林，那才是现代北京的壮观蓝图。自然，这对梁、林不啻一锤重击，一场恶梦。林徽因1937年《古城春景》的预感，变成残酷的现实，而二十年后的情境比之以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烟囱的“独木”，将成为今日烟囱的“森林”。 早在1920年代，对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理解与态度，就因人而异。1923年，被鲁迅称之为“才子+流氓”的创造社诸君，热烈欢迎现代科技的莅临。郭沫若堪称其中翘楚，在他眼中，工业化大都会的繁荣与奇观，是“万籁共鸣的交响乐、自然与人生底婚礼”。他还将轮船烟囱喷薄的黑烟礼赞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我们固可追溯创造社诗人的高歌，是否脱胎于马雅可夫斯基等未来主义诗人的狂喊。但更值得探讨的是，在郭沫若诸君的现代想象与毛主义的现代化规划之间，是否有旁通的秘响。二、三十年代中国“众声喧哗”的多重现代性(modernities)，在50年代竟极度单一化，规约为毛主义惟我独尊的现代构想：拆毁城墙，荡涤古物，否定传统，为全新的北京城之建设，扫清一切障碍。早在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有精彩细腻的测绘和描摹，林徽因1935年的小诗《城楼上》亦曾憧憬一场视觉的盛宴：“你爱这里城墙/古墓，长歌/蔓草里开野花朵”。1950年代，林徽因与梁思成等在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逆流而上，提出保护古城的设想：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十几年间，林徽因一首对话体的田园短诗演变成一个出色的城市规划蓝图，藉此，“一代才女”乃从个人化的诗人，转型为北京城的设计师;而城楼眺望的观感，则从个别的审美愉悦，转型为人民大众的集体娱乐;城楼城墙也从文人骚客自恋式凭吊的文物古迹，转型为北京人乃至中国人共享的公共空间。然而今非昔比，昔日信誓旦旦的城市古迹保护者，今日摇身一变，成为拆毁城墙城楼、破坏文物的主谋。毛主义的北京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它更葬送了世界城市史的无比杰作，破坏了文化传统的象征，否决了新式公共空间的形成，并泯除了本可自由倘佯城市公园之上的现代主体位置。 二十世纪末的北京，曾被恶封为“城墙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保护北京文物古迹的提议，终于获得迟到的认可。世界城市文化的无上瑰宝，“土石作成的史书”，竟被公然拆除，用于修筑防空洞等设施。50年代初，林徽因曾大声疾呼，不惜拍案大骂吴晗保护北京不利，并勇闯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百试无功之下，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斯言善矣。在90年代商业化大潮侵蚀中国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理想时，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文化英雄”。林徽因的名字在被压抑30多年后，出土文物般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因影视媒介与传记材料的渲染，声名遐迩。但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林徽因热中，触目可见《人间四月天》一类的曲解和浪漫演绎，以及对“一代才女”的神奇化、怀旧式消费。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遗忘、压抑与误读，而关于林徽因与现代北京的命运遭际，仍有待发人深省的寻访和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