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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思想的遇合》（Meetings of the Mind，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我家对面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摆放在“批评理论”那一栏里，与乔纳森·卡勒、保罗·德曼、特里·伊格尔顿等人的理论著作左右为邻。我猜想，书店里的伙计之所以把这本书摆在那儿，或许因为知道作者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书，而且碰巧书架上还有他的其他作品——学术性的研究著作。不然的话，要确定这本书的“类别”可能不免会踯躅半天。 书的出版形式无疑是学术性的，长达二十多页的参考书目和名词索引都说明这本书的形式合乎“学术行规”；但如果你真要读起来，又会觉得它彻头彻尾是一本小说（至少也是纪实小说）。书中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结束的那个月，丹穆若什来到东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结识了同一个讨论小组的另外三位学者——满腹经纶、言语尖刻的以色列符号学家道佛（Dov Midrash，D.C.A.），神采飞扬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玛莎（Marsha Doddvic）和玩世不恭的唯美主义批评家维克（Vic Addams）。他们的初次会晤和接下来在东京湾附近海滩上的嬉戏似乎都和睦愉快，同时也显明了通常像这样富有异国情调的国际会议正是一种“旅游”和“会友”的好时机。但随着他们开始了自己小组的讨论，四个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从理论观点的冲突一直深入到人生态度、世界观、个人身份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冲突，随后，他们在七年中陆续又在另外三次会议上继续见面、争吵和论辩，经过了许多尴尬、愤怒和伤感的时刻，四个人最终成为“莫逆之交”和精神上的伙伴。作者的文字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半个世纪以前某些英国小说家那种谦逊的幽默，文本的写实（似真）效果混合着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式的奇思异想，而情节的把持在看似不经意中显示出精致的小说布局技巧。然而，四位主人公的关系的发展显然取决于他们相互交流的“思想”内容：正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种种文学理论的交锋——从阐释学到符号学、从精神分析到女性理论、从解构批评到文化研究、从传统人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正是这种种不同的理论话语之间在“学术”意义上的相互印证、拆解和交融，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 丹穆若什的这本书文辞上虽有微讽，态度却极肃穆，描画各种“思想”都很严正、忠厚，让每一种理论和思想得到正面的发声，因而整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一系列“学术性”的理论对话，在我看来，这种对话的性质甚至算得上是对最近阶段的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次全面的反思和评价。只是在作者笔下，这些理论话语并不是如通常那样以权威、真空的“学术”面目出现，而是被暴露在学者们的日常生活里，生长在学者的血肉之躯里；而这一系列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借用巴赫金[M.M. Bakhtin]的词汇），活生生地展现出了九十年代美国文学研究界嘈杂、喧腾、混乱的景观。 我想没必要再为这本书的“类别”归属伤脑筋了，很显然，作者有意要打破文类的界限，跨越学院理论与写实表述（不一定只限于小说这种文体）之间的严格分界。另一方面，写作形式上的跨越文体同时也指涉出文本的意图：这是一个试图推倒学院理论封闭的围墙的故事。 二 这本书开始时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世界》（Small World）里的样子。事实上，这本书记录了七年间他们四人共同参加的数次学术会议，写到了会上和会下学者们的思想交锋、胡言乱语、微妙的男女关系和同事之间的貌合神离，勾勒出了学术界的人事情貌，作者对于周遭事物的精妙观察深入到同行们在理论思考和生活中遇到的具体烦恼之中（包括他本人）。然而，从最初的描绘开始，丹穆若什的书就已经透露出不同于《小世界》的态度和意图：他的叙述姿态不是保持一定距离、因而能够置身事外的暗嘲，而是在不动声色的描绘中透露出一种置身其间的关切。 丹穆若什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来自于他对美国当代学术体制下知识分子出路的思考。作为一名始终关注大学体制和学术界风气的文学理论家，他对于学院知识分子的孤立主义、各种各样学术界空洞的理论争吵和妄自尊大的习气感到失望，这些都正在使美国的文学研究界越来越走向思想僵化和激烈（然而却莫名其妙）的派别和学科之间的斗争。 作者在几年前写的另一本著作《我们学者》（We Scholar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批评的那种学者之间浮泛而罕有诚意的交流状况，是这个故事开始时的情景。而出现在这个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四个起初在观念和主张上绝少相通之处的学者，经过长达七年的艰难交流，最终能够认真地在学理上互相沟通异同，对理论和自身学术的根基都加以反省，恰恰是实践了丹穆若什在《我们学者》中提出的学院知识分子突破僵化体制的出路：学者之间跨越理论的隔膜进行自由交流、把理论话语还原到现实历史以及学者们自己的思想与现实体验之中。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遇合》中，这种严肃的理论交流的内容首先包括了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审视：学术与我有何相干？它仅仅是我在一种技术专制（technocracy）时代里所“选择”的一种专业技能“行业”吗？这种“行业”会与我的种种日常遭遇完全绝缘吗？说到底，学者们在一种单薄却又嘈杂的理论话语空间中还能够对自己和现实世界保持或产生一种严肃的认知吗？而没有这种认知，那些理论话语的纷繁演化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学者们执著、有心地历练呢？ 三 可以说从一开始，《思想的遇合》的批判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丹穆若什在《我们学者》中曾经更清楚地提出过一个关于象牙制成的巴别塔（the ivory tower of Babel）的比喻。巴别塔的意象用在美国学术体制上，其意义不言而喻：巴别塔本为探求上帝的真理而建，但被耶和华变乱口音之后，巴别塔上的人们互相隔膜、无法进行沟通；而在丹穆若什看来，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们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的理论空间内，日趋专业化、技术化的理论话语是他们被“变乱”了的口音，阻隔着相互间的交流，乃至自我认知。 当代盛行的众多理论话语在技术分析的层面上衍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形式，但与此同时，学术界被切割分化成无数相互隔膜的专业化的领域、学科和学派，丧失了从整体上把握和回应现实历史的能力。无限分割的专业化趋向是美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成功标志，丹穆若什在《我们学者》中指出，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完善过程正是凭借了这种管理方式。而事实上，这种管理方式与美国学院中现代理论学科的自身发展是互相配合的关系，恰恰是被抽空了现实内容的理论话语构造了学术界基本的专业化、技术化的操作形式。 在象牙制成的巴别塔上是一个远离具体时空、缺失主体的世界。各种批评理论的生产、运用、循环被局限在不同的非历史性的静态世界之中，由此演变出的批评话语、技术方法尽管层出不穷、日益丰富，却从来没有穿透这一静态外壳、接触动态现实的主体自生力量。在这样一种批评传统中，可以说，连时间本身也被“静态化”了，而失去与主体生长紧密相关的历史性内容。半个世纪前占据美国文学研究界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方法体现了美国学术体制技术化的一个关键步骤，这种批评方法一方面截断文本与具体时空的关联，另一方面开启了文本“内部空间化”的思辨方向，其依存体制而确定了的经典地位对于日后批评理论发展趋势的影响，比一般想象要大得多。尽管从六十年代开始，欧陆思潮不断传入美国，并被广泛接受，但其实大都是“南橘北枳”。例如，解构理论在欧洲环境中显现出极大的文化反抗性，通过颠覆语言和知识结构来回应和书写现实历史，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耶鲁学派却借此更加强了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脱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裂隙被限定在批评的内部空间，丧失了突破话语的形式约束、从边缘进入现实时空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