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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 目录 一，引言 二，两次译介同期苏联文学发展简述 三，第一次译介：从追踪师法到忧思与批判 四，第二次译介：敌视与歪曲 1，偏见：对“当代英雄”的译介 2，“认同”：从柯切托夫、巴巴耶夫斯基到“社会问题”作品 3，拒绝：对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的译介 4，偷渡：潜在的审美评判 五，两次译介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论述 六，结语 引言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的。由于新中国和前苏联在社会内在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的相似性，使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思潮的演变，审美标准和审美方式等一系列方面和苏联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许多文学史的事实都证明了中苏两国文学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苏联文学对于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今天，还能在我们的文学中找到它的种种痕迹。 和其他外来文学思潮相比，苏联文学对于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对世界各种文学思潮的全面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学，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今，先后有两次接受外来影响的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无论是外来文化的信息量值，还是对中国新文学所产生的震动，这两次影响 都是意义非凡的。 但是，一旦将苏联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从所有外来文学思潮的整体中分离开来，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和其他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相比，苏联文学的引进和其他对中国文学产生的作用，并不总是与前者在时间的先后、规模的大小和接受的方式上相互对应。 在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俄苏文学是作为外来文学思潮的一种而传入中国的，虽然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俄苏文学的比重最大，在1919-1927年的八年间，印成单行本 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苏文学就占65部，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1928-1937年间，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年均初版新译俄著达到14种，而且其中苏联文学作品的比重直线上升，日渐占翻译作品的绝对多数。这个数值在来的20年虽然不时有所增减，但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动荡形势下，也没有低于每年7部。从抗战后期开始，俄国文学著作翻译数量继续上升，到建国初期达到高峰。1950年新译初版的俄苏文学著作高达38种，再版重印的就更多了。其中苏联文学又占绝对多数。这一译介苏联文学的高峰与五四时期对于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译介高峰之间，已经相去近20年，而且在这个时候，苏联文学已经从五四时期作为外来文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几乎变成唯一的一种，特别对于同时期外国文艺思潮来说更是如此，政治上的“一边倒”，导致了文化交往上的一边倒。 至50年代后期，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对苏联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也急骤减少，至六七十年代，中苏文学关系进入了全面的冷却时期。 其实，即使在这20年的“冷却时期”里，对于苏联文学译介也并非完全停顿。在60年代中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即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国内初版界在有限的程度上也发表出版了一些苏联文学译作。但这时期的译介已经戴上了很深的有色眼镜，倾向性不仅体现在对苏联作品的片面选择上，而且更严重地体现在对原作意图的歪曲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为止。 中苏文学关系的恢复和译介苏联当代文学的第二次热潮，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现，而这次对苏联文学的大规模译介，不久就重新汇入了对各种外来文艺思潮——主要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潮流之中。但是，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初期率先产生影响的外来思潮还是苏联文学，它对于1985年以前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兴起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随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深入，苏联文学的影响已经渐渐减弱，从1980年开始，西方现代主义作为另一种强有力的外来文艺思潮，开始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至1985年，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苏联文学的兴趣，虽然对于苏联文学的译介这时候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不仅对苏联不同时期的流亡文学和重新恢复名誉的作家作品开始作较为客观的译介，而且对同时期苏联文学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借鉴与实践的成果也有如实的介绍，但这些来自苏联文坛的信息，再也不能引起中国文坛的全面注意，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坛而言，这时已经进入了对外来思潮的自由选择、吸收、借鉴的阶段，而且对于第二代新时期作家即所谓“知青一代”作家来说，他们在感情上更容易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发生共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年作家如张承志、张炜、朱春雨等，才继续在苏联文学中汲取营养。因此，中苏文学的关系此后更多地处于一种平行发展地状态，从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单向度影响接受的关系史。 在中苏文学关系史上，作为苏联文学的魅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认真考察苏联当代文学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关系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整体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就新时期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及其评判态度的分析，考察新时期中苏文学关系发生的历史背景。这是我对新时期中苏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全面展开这一课题论述的一种准备。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对苏联当代文学大规模地翻译介绍之先，在中苏文学关系相对冷淡乃至敌对的20多年里，就有两次有限度的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译介活动。第一次是从建国初期的文学“一边倒”，向对苏联“解冻”文学的慎思乃至批判的转化期。其中1957年夏天的反右斗争，是这个时期对苏联文学态度发生突变的一个标志和分界线。之前，中国文坛面对苏联当代文学的掀起，即激动兴奋，又疑惑难解，这表现在其对苏联解冻思潮动向的及时追踪介绍上;之后，中苏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开始严重地影响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译介活动，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国内对于苏联文学的翻译介绍，以信息的数量而论，还是比较丰富的，只是在译介的态度上，已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中许多作品都是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在国内初版流行。由于历史的延续，这时期所译介的苏联文学作品，大体还能较全面的反映出苏联当代文学的思潮流变，在艺术水准上也代表了但是苏联文学界的较高水平。 第二次译介是在文革后期的70年代初期，在中苏关系继续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开始的对6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当代文学的有限度译介，这次译介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对立倾向，几乎所有的译介作品，都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初版(或发表)。其中一部分以单行本的形式内部初版;另一部分则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出版的《摘译》(外国文艺)杂志上。这时期所译介的苏联当代文学作品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60年代后期以来的苏联文学的思潮动向，但从整体而言，远远没有反映出这时期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这部分译作和前一次译介的作品一样，共同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具体地展开对这两次译介活动的分析之前，为了更好的说明当时中国读者通过译介所了解的苏联文学，与其实际面貌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了论述的方便，有必要首先对和中国“新时期”之前一段时期相对应的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两次译介同时期苏联文学发展的描述 要用扼要文字概括苏联自解冻文学之后到70年代后期文学发展状况，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这里只能从本文所论述问题的需要出发，对此作一个简要说明。 这一时期是当代苏联文学发展中新旧观念交替、反复、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意识形态和文学思潮内部的矛盾相当复杂，当同时它又是苏联文学史上各种文学观念从自由伸张、多方争辩的空前自由，达到新的相对稳定状态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当代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它的开端自然是起自于50年代初期解冻文学思潮的发生。 老作家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的发表，标志着苏联当代文学的开端，它在苏联思想界与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从而由政治思想界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浪潮，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中的反映则是整体的，并且迅速走向深入。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突出关心和信任作为个体的人，赞美平凡与普通的小人物，反对把人当作“螺丝钉”和“历史的燃料”，并且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全面展现人性之美。先后出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尼林的《试用期》、田德里耶可夫的《白旗》等小说作品。在文艺理论领域中，波麦朗采夫、尼古拉耶娃等理论家提出了以作家的真诚写出所遭遇到、感受到和想到的一切，强调批判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西蒙诺夫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获得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支持，同时也引发了苏联文坛围绕这一“神经中枢”的长达20多年的争论。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杂志的文艺争论。 这两个苏联文坛上历史悠久，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在文艺应该“自我表现”还是反映“生活的正面范例”;是描写“事实的真实”，还是强调“典型化原则”;是刻划“非英雄化”的普通群众(“小人物”)还是塑造“杰出、非凡的”英雄性格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持久激烈的争论。两家刊物的主编分别是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小说家柯切托夫，撇开理论上的对立，这种争论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派倾向，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苏联文坛对争论双方不同态度的两个阵营的相对形成，虽然这种概括并不能完全确切地描述自50年代后期起的苏联文坛。 这种理论上的论争总是针对不同的创作而引发的，相对而言，《新世界》一方积极地鼓励“解冻文学”的深入，对杜金采夫、奥维奇金和沃兹涅申斯基、申甫图申科等人的“新浪潮”作品，甚至对索尔仁尼琴和集中营小说，都持赞赏态度，而《十月》一方虽也承认新形势下反对“个人崇拜”的必要，当对解冻文学思潮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与理论主张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批评态度。尤其是当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官方对意识形式采取相应控制时，这一派对对方的批评就更趋于激烈，柯切托夫除了发表和组织对文艺急进派进行直接批评外，还以他的创作活动，即通过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和对作品情节安排与人物配置来体现作者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的评判，他的长篇小说都带有鲜明的争论色彩，尤其是《叶尔绍夫兄弟》，因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而曾惹起一场争议。 赫鲁晓夫企图在反对个人崇拜与“反对修正主义”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但这种平衡要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70年代初才勉强取得，期间发生了1965年两位持不同政见者的青年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被捕与审判;1966年的为斯大林部分恢复名誉，1970年的《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被迫辞职等，一时间，喧闹了近二十年的苏联文坛又渐渐平静下来，但不管怎样，再也不会归于斯大林时代的局面。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政府也不愿意这种历史的重演，他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文艺要反对两个极端，既不给现实抹黑，也不粉饰过去。这样，苏联文学就于“解冻”与“冰冻”之间左右徘徊。 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相对严格的控制，虽然结束了解冻时期自由争鸣、探索的局面，但作家在政治条件许可下的创作活动并没有停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在战争、农村、市民和科技等不同的题材领域，都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60年代末又重新繁荣起来的长篇战争小说，即被称为“范围广，线索多，具有立体镜那样的深度的全景图长篇小说”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是战后初期的“全景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归，但所关心的焦点已从原来的功勋歌颂转向对战争历史、战争中个人的命运等等，如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以及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另外还有肖洛霍夫、邦达列夫和瓦西里耶夫的战争题材小说也受到普遍重视。随着苏联“新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行，苏联官方从1965年开始在批判“非英雄化”的同时倡导对新形势下“正面人物”与“当代英雄”性格的探讨与塑造，于是先后出现了一批反映“企业科学管理”、“科技革命”的作品如《外来人》、《炼钢工人》、《奖金》等同类作品，它们在70年代苏联文坛的地位和其实际取得的艺术成就很不相称。 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消费心理的滋长，人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传统人际关系的松散。这一时期苏联文学中围绕人的道德问题而展开的叙事作品也成就卓著，这在战争、农村、市民等题材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其中有拉斯普金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万比洛夫的剧本《外省轶事》(1970)、米哈尔科夫的剧本《泡沫》(1975)、特里丰诺夫的“莫斯科小说”等等。对于战争和历史的反思，对于农村落后萧条现状的忧虑，对于城市现代市侩的揭露，都通过对人性的审视，共同推进着苏联当代文学的进程，虽然这一批作家在具体的创作中大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 对1976年前的苏联文学作如此简单的勾勒，当然不能反映作为丰收期的60-70年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内容，但这至少可以免去在下文的具体分析中再过多地涉及这一背景。这样，本文就可以进入对期间的两次译介的具体分析，以考察每一次译介的选择性、倾向性，以及它们的动机和产生的实际效果。 第一次译介：从追踪师法到忧思与批判 1965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召开，大会听取了他做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确立了进一步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政治纲领，这使持续了两年多的解冻文学思潮顿时达到顶峰，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的发表就是一个标志。但由于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和伴随而来的西方势力的反共浪潮，给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普遍的震动。再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意识到对意识形态加以控制的必要，再苏联文艺界便开始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58年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因其小说《日瓦戈医生》再意大利出版。再中国，为了防止匈牙利的局势在中国重演，在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时，自1957年夏天起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批判。这时期，中苏关系也日趋梳理和恶化，随着中国在政治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文艺领域也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虽然究其实质，这一口号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无二致，但中国式的“两结合”，正是针对苏联的文艺方针而提出的，目的是以示区别，这种文艺方针的形式上的取代，正是中苏文学关系开始冷却的一个征兆，它预示着：中国文学努力学习苏联的时代已经终结，中苏社会主义文学在下一个时期的分道扬镳。 在1957年以前，中国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译介延续了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传统，一直视后者为自己的榜样。1953年前后苏联对于“无冲突论”的批判文学就已经被不断介绍到中国，解冻初期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艰难的春天》，爱伦堡的《解冻》(第一部)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及时地译成中文，中国的访苏作家还直接与这些苏联作家交谈，由周扬带队的中国作家代表还参加了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带回了不少苏联文坛的新鲜气息。受其影响，中国文坛同样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双百”方针的提出又恰好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克服创作弊端，发表自我见解的机会，秦兆阳、钱谷融、巴人等的关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章相继发表，尤其是王蒙、刘宾雁、刘绍棠等青年作家提出了积极“干预生活，参与生活”的口号，并发表了一批揭示现实矛盾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出苏联文学思潮的影响，但这股生气勃勃的文学浪潮在1957年夏季风暴中被嘎然终止。因此，恰好赶在这时出版的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1957，8，作家)中译本便只好印上内部发行的字样问世，这在建国后的苏联文学译作中可能还是第一次。 从50年代末起，中苏文学思潮的走向明显地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1959年5月的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宣告，从1957年起的文艺界“反修斗争”结束，继而在1960年起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潮，1962年的“人道主义问题与现代文学”大型讨论会影响深远，大大推动了60-70年代苏联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苏联文艺界也开始以开放的态度接纳西方现代文学，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60年代初期起，苏联文坛出现了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新颖别致的“新浪潮文学”，这在小说、诗歌等各种体裁中都体现为“第四代”作家的创作成果。 而同时期的中国，自反右斗争后经过农村大跃进，文艺界的“左倾”倾向日益严重。但面对大跃进的失败和相继而来的三年灾害的严重后果，经过周恩来、陈毅等人的努力，文艺界一度又吹进了一股自由空气，后来被诬为“黑八论”的文学主张以及《红日》、《创业史》等一大批作品应运而生，这一短暂的局面到1962年9月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又发生逆转，从小说《刘志丹》案件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对作家的打击迫害一直没有停止。其间，日渐恶化的中苏关系在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之后成为公开的分裂，中苏文学关系的冷却时期已经开始，这一时期对苏联文学译介从整体上看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公开的出版物已经寥寥无几，从1960年到1963年的四年间，公开发表出版的苏联文学译作(出版单行本)数分别为：3种、3种、4种和1种。1964年以后的八年中，同类译作的总数为零。 但是，作为前30年中苏关系密切关系的余绪，在50年代末，尤其是60年代初的三、四年内，除了上述公开发行的苏联文学译作外，还有一批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的苏联文学译作。事实上，这时期中国对苏联文学的理论动向与创作思潮的译介，相对于1964年以后的八年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对于苏联文学中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及出现的各种观点，中国文学界作了及时的译介，《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六部文集，收录了自1959年以来苏联有关书报刊物上发表的各种观点的有关文章，这就使6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仍然对苏联当代文学现状十分熟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时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除有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品《解冻》第一、二部外，还有许多受人道主义思潮而创作的在苏联文坛影响颇大的作品，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西蒙诺夫的系列长篇战争小说，潘诺娃的《伤感的罗曼史》以及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另外一方面，对于苏联自1960年兴起的“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有翻译介绍。如新浪潮诗派代表人物叶甫图申科等著的《<娘子谷>及其他》(苏联青年诗人诗选)和“新浪潮小说”代表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同窗》和库兹涅佐夫的《传说在继续——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及《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和《艾特玛托夫小说集》等等。 但是，这时期译介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倾向性不仅体现在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这些译作，而且还体现在对这些苏联当代创作的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评判上。 在1961、1962年公开发表的苏联译作中，有一个作家似乎特别受到青睐，这就是《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的作者柯切托夫。这两部长篇小说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问世，而其汉译又相继在1961年和1962年在中国以公开形式出版，这在60年代初本来就寥寥可数的公开发行的苏联文学作品译作中更显得瞩目。这两部小说问世当初，都在苏联文坛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围绕作品所提出的对苏联历史与现实的评价曾引起了不同观点的长时间争议。事实上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文学和思想争鸣的一部分，它的对苏联当代文学和思想现实的倾向性极其鲜明。而考察中国的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真实意图，对认识60年代初叶中国对苏联文学的倾向性是至关重要的。 如前所述，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是针对50年代末苏联思想和文艺界的现实而作的政论性小说，是柯切托夫对以特瓦尔夫斯基及其阵地《新世界》杂志为代表的苏联“自由派”作家的长期争论的继续，作者看来，在“解冻”以后的反对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及官僚主义的高潮中，应该警惕“那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乘机兴风作浪，破坏党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这些应该引起社会警惕的人，自然就在其论战的对立阵营中。1958年的苏联文坛正处于解冻思潮以来意识形态控制日益加强的时候，这是赫鲁晓夫对1956年的解冻高潮和国际思潮做出的强硬反应，赫鲁晓夫本人的大量讲话以《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为题结集出版、大量发行，文学艺术界叶开始了对杜金采夫等“自由派”作家和西方现代音乐、绘画的批判，而《叶尔绍夫兄弟》的问世，正值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发生前后，这样，无论在作者的主观意图还是在客观印象上，这个长篇小说的政论性是不言而喻的。 小说叙述了一个同时期发生在偏远的南方城镇的故事，以一个普通炼钢工人的家庭为主要叙述焦点，塑造了新一代工人季米特里•叶尔绍夫的形象，同时，又通过大哥普鲁东——钢铁厂的高炉总长和老三雅柯夫——一家剧院的经理这两个人物，使故事情节以钢铁厂和地方剧院为中心分两条线索发展。在第一条线索中，它仿效了一般工业题材作品的模式，叙述了一个“好工人”(季米特里)和一个“坏工程师”(阿尔连采夫)之间的斗争，后者就是那种“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的典型。另外，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业余“发明家”克鲁委里契的形象，苏联的读者与评论家很容易从看出对杜金采夫的《不单靠面包》的反讽意味，在后者当中的业余发明家是一个正直而生怀高技的中学教师，他的许多合理化建议一直受到官僚主义领导的压制，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克鲁季里契却是一个招摇撞骗、脱离实际、穷极潦倒又自命不凡的角色，而他的职业恰恰也是教师(一个知识分子的职业)。在作品的第二条线索中，作者对苏联文艺中“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潮”和“腐朽的知识界”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故事对剧院有关演出作品主题的争论(是歌颂英雄，还是暴露与揭发)，正是当时《新世界》与《十月》杂志所争论不休的。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一个老演员之口对之做出了判断。另外，但是苏联的一些评论家还意识到，作品中的那个“莫斯科来的画家”身上，还隐含着一个对于爱伦堡小说《解冻》的反讽：《解冻》里的小画家普霍夫，是一个一贯看风向，赶时髦，以画先进人物而争得奖金的人，后来因为见到了“献身艺术者”的风景画才在艺术上有所醒悟，而《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卡扎科夫正是从莫斯科来到小城的钢铁厂，见到了工人季米特里(他的脸上又一道德国党卫军留下的伤疤)之后，才使他产生了真正的创作欲望，正是这幅题为《轧钢工人》的油画的空前成功，才使他表托了以前的彷徨心态。但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并不完全是这些观念的图解，由于其描写了苏联当代生活的从政治斗争到爱情冲突的各个侧面，因而显得生动活泼，但这又反过来更强调了作者的意旨：匈牙利事件就是文学中的自由化即将在苏联社会导致的结果。 而中国文坛在1961年翻译这部小说，也正是出于几乎同样的意图，即为了向中国读者表明：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反面。译者在该书译后记中赞扬小说“反映现实的迅速及时，题材的鲜明，主题思想的突出以及充满政论性的热情”。同样，1962年《州委书记》的翻译出版，也是出于揭露苏联社会已经“变质”的意图。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前夕发表的这部小说，也曾引起了苏联文坛的强烈批评。当时的形势是“自由派”在对垒中已经占有上风，叶甫图申科的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和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先后分别发表。《州委书记》塑造了某地两个州委书记杰尼索夫和阿尔塔莫诺夫在工作作风与领导方法上的差异，批判了苏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颂扬与列宁主义原则相适应的党的领导作用。对于6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思潮对苏联文坛的影响，以及“第四代作家”的激进的创作倾向，《州委书记》以影射的手法加以贬低 。而对于译介者来说，作品无论哪一方面的内容与观点，都是当时的中国读者所应当引以为戒的。 与此相反，前述内部发行的一批苏联“解冻文学”及“新浪潮文学”作品译本以及有关文艺理论资料，却从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了。这样，在中国读者的视野里，苏联文学就像其政治制度一样正在“变质”——柯切托夫的小说作品就是明证，而对它的对立面则只留下一个抽象、模糊、令人恐惧的印象。但这种情况事实上只有在中国当时的普通读者身上才会发生，考虑到内部发行类译著的阅读许可范围和实际的扩散，这部分译作在中国文学界仍能及时地传播。但作为唯一被许可的方式，人们只能从对苏联文学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现实发展的忧思与警戒的角度去阅读阐释了。 至6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导致书刊出版和对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几乎全面萎缩，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的分裂、对垒演变为军事上的冲突 ，对于苏联当代社会及其文学的评价则完全归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也就趋于停顿。 第二次译介：敌视与歪曲 经过自1965-1969年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尤其是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阶段，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文化出版事业在几乎中断了六、七年之后又开始启动。对苏联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开始了有条件的恢复。但与前一次译介相比，这一次译介所带有的政治倾向性更为明显，更为严重。 这种倾向性首先体现在译介者对苏联当代文学思潮及作品的选择上。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与创作成果都被排除在译介对象之外，或者至多作一些相当片面而简单的介绍。解冻文学思潮中出现的许多作品自然被看作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大泛滥”而被全部拒之门外，因而，苏联文学思潮自“解冻”以来的变迁也在中国译介者眼里被一并取消，苏联文学中第四、第五代作家的创作在整体上几乎不被提及(只有个别作家比如利帕托夫除外)。其次，在对于同时期苏联文学作品的具体译介中，几乎没有不以敌对的政治滤色镜加以批判或者歪曲，这种有意的误读想象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大概史独一无二的。 但是，一旦深入地分析7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当代文学的片面性译介，便会发现一些奇特的想象：一方面，译介的具体展开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是对苏联文学在思想和价值上的全部倒置，误读的结果有时候会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它们看起来很像是清醒而客观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片面译介并非铁板一块，在对这些作品的译介过程中，又的确隐含则一定程度的审美价值评判，而这种价值评判与当时流行的被许可的政治标准是相互冲突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时期作为外在因素的左倾政治对于文学的极端控制，使中国文学出于空前的畸形状态。另一方面，政治同样也控制着对外来文化的进入，极端的封闭与畸形的文化状态就像一个具备了特殊条件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考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极端对立状态下，苏联文学如何通过具体曲折的途径，以被拒绝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作为国际文学交流的特例，这种考察可能将不仅仅是有趣的。 一， 偏见：对“当代英雄”的译介 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反对爱伦堡等作家倡导的写“普通人”、“小人物”的非英雄化主张，改变苏联文学中突然闯入的“私生子、不忠实的妻子和丈夫、调情的女人、好色的男人、酒鬼和赌徒”等人物形象的局面，苏联文学开始有意识提倡塑造正面英雄人物。一方面，重新出版了一大批战争题材的“功勋”丛书 ;另一方面，新一代战争题材文学的热潮还在继续，这就是第三代即“前线一代”作家们的代表作品的问世，邦达列夫、拉斯普金、瓦西里耶夫、贝科夫等正是在这时期以“战场心理小说”开始享誉文坛。但在这时期的中文译介中，却都无法见到他们的作品。中国译介者的拒绝译介，当然首先和这部分作品的内容本身有关，但这里所关心的是，为什么在苏联文学的“英雄化”倾向中，中国译介者却置当时苏联文学中占十分重要地位的“战争英雄”予不顾，而专门热心于对“科技革命”中的“当代英雄”的译介。从《摘译》所发表的苏联文学译作篇目和当时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译作书目中可以看出，从利帕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开始，几乎所有在这时期苏联文坛引起注意的“当代英雄”题材的作品，从小说、电影到话剧，都在中国得到及时的译介。这批作品还包括《外来人》、《一个能干的女人》、《处境》等等。 当然，“当代英雄”在苏联文学中出现并非仅仅是有意倡导的结果，它本身也是7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时代的产物。在对现实变革中的同类人物的概括和对新型理想人物的社会心理需求之上，理论倡导更多的是一种顺水推舟。但在当时的中国译介者眼里，这批“当代英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 以富于代表性的《普隆恰托夫经历的故事》为例。利帕托夫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本来是出于这样的追求：他把“实干精神”与不求“完人”这两条标准作为塑造科技革命时代新人性格的主要原则。普隆恰托夫是一个富于专业知识与进去精神的领导者，他对塔加尔本木材管理处的前景有着宏伟的发展计划;另一方面，他又有新型的生活态度：衣着考究，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追求生活的舒适，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应该成为生活的主宰而充分享受人类文明所提供的一切乐趣。作者力图在他身上将努力的工作与充分的享受获得一种统一。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普隆恰托夫主张实行严格科学管理，并分明奖罚，要把“善良与拳头”结合起来。按照作家的意图，这位“当代英雄”并非完美无缺，在他的“铁腕”性格中，表现了强烈的“权力意识”，为了夺取权力，他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并不惜采取一些并不完全正当的手段。利帕托夫笔下的这位英雄因此独特的性格，几乎成为这批同类题材作品的一个人物典范，以至于当时的苏联记者把作为“新型英雄”的代名词。 但在中国译介者的眼里，这位“当代英雄”正是“苏联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他对企业的关注是资本家对财产占有欲表现，他的严格的管理方式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阶级对立的反映，他的喜欢享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更是资产阶级的传统特征。所以，他就是“工人阶级叛徒”，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且代表了一个“特权阶层”。总之，当时的中国读者完全在相反的意义上接受了这一“当代英雄”。 由于中译者将对人物评价的指向最终归于对苏联现实的批判，因而在对文本的阅读与评判中产生了明显的矛盾：既认为作品是一种政治功利意识极强的虚构，因而认为这是“苏修”用以“掩盖阶级对立与阶级矛盾”，“妄图以之缓和政治矛盾和经济微机”的幌子，将“当代英雄”性格予以消解;同时又认为其正是苏联社会现实中“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真实写照 。为了达到同一个结论，对象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因为结论同时也是一种前提。在这里，结论或者前提是至高无上的，而推论过程仅仅是形式而已。不过，这种既承认又否认的接受方式在面对第三代苏联作家的战争题材作品时，自然并不能收放自如了。这或许是这时期译介者者对两类“英雄题材”作品加以取舍的一种内在原因吧。 不过，这时期的译介者态度的这种矛盾状态，在对待其他被译介的苏联文学想象时，就可以得到某种方式的统一，即要么确信文本所指的真实性，认为作品正是苏联当代现实的正是反映;要么清醒地指出这批文本的虚假含义。 二，“认同”：从柯切托夫、巴巴耶夫斯基到“社会问题”作品 这一时期对苏联“反潮流”作家柯切托夫的译介态度仍然延续了60年代初的“传统”。他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与《落角》先后于1972和1973年出版中译本。和前一时期相比，这两部小说本身虽然依然带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但其争论的人物和情节依托已经从苏联政治经济现实的社会关注中心转向历史和虚构。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柯切托夫写下了长篇小说《落角》(1967)，小说描写1919年春，为保卫列宁格勒，工人红军在列宁的领导下，如何与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的投降主义和白军的反扑作斗争，在这部半是历史、半是侦探性的小说中，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等反对派，从政治观点到个人道德都是极端恶劣的。而两年后出版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1969)，则已经类似于惊险侦探小说：金发碧眼的女间谍、乔装成苏联人朋友的前纳粹党徒、企图腐蚀天真烂漫的苏联青年的特务，他们以西方的“颓废的先锋派艺术”毒害青年;还有一个黑人音乐家，向作家和画家们灌输超现实主义的爵士乐，诱使他们堕落。总之，西方社会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艺术，全部都使罪恶的渊薮，是正在危及苏联社会的堕落的根源。而对于苏联社会和西方世界从政治到文化的评判，正好与中国译介者的观点一拍即合，译介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同样，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1969)和《现代人》(1971)，也正切合了当时中国译介者的心理：苏联农村已经被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坏人得势好人受难的情节，正应该是苏联现实的真实写照，因为苏联社会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人世间》”，而《真理报》的“发火”只配受到嘲讽 。同时，曾被苏联评论界作为“无冲突论”之代表作品的《金星英雄》所描写的40年代苏联社会，反过来正好作为其“变修复辟”之现实的对照和佐证，因为它同出于一位作家之手。 出于同样的心理，在70年代初为数不多的苏联文学译作中，一批反映苏联现实各种社会问题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摘译》杂志就一度集中介绍了这一批作品，并按照题材编辑成专辑，有“教育改革”(1975年增刊)、“商品经济社会”(1976年第5期)、“农业问题”(1976年第9期)、“宗教问题”(1976年第10期)等等。其中以田德里耶科夫、拉斯普金、舒克申、特里丰诺夫的作品在苏联影响较大，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继续。同时，《学习与批判》杂志也连续发表文章，借《宴会》、《第一次领工资》、《父亲》等苏联短篇小说，指责苏联现实的堕落。 在这批作品里，中国译者丝毫不怀疑文本所指的真实性。但这种貌似一致的认同，其实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前提，在这些苏联作家那里，是现实人事的变迁引发他们去对社会问题及人性做出严肃认真的思考，意识形态上的评判和政治上的命名是次要的，这与同期如柯切托夫或者巴巴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中译者眼里就被一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态度所替换，或者是“反潮流”的英雄，或者是统治者的帮手。 三， 绝：对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的译介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苏联文学中，军事题材(包括战争题材与非战争题材)实际上包括了两翼：一是以第三代作家为主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这批作品更多地探求，战争环境下的个人心理，基本摆脱了同类作品的“功勋”歌颂模式。一是描写战后和平时代的苏联军队生活，这类作品受苏联所处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外政策的控制很深，许多作品都是苏联当局对外政策的形象图解。如前所述，70年代初期的中国对第一批苏联军事题材作品讳莫如深，直到7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 作品的译介。而当时占中译苏联文学军事题材作品大量比例的则是第二类作品，如《核潜艇闻警而动》、《礼节性访问》、《火箭轰鸣》、《训火记》、《海浪上花圈》、《勃兰登堡门旁》等等。 选择这一类军事题材作品译介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自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发生后(1968年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对立演化成国家政治上的敌对，在中国看来，苏联内政的“变修”与外交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同时发展的，而这种观点也确实已经为苏联的一些外交举动所证实，比如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等。这类苏联文学作品大多正是为了配合当局的对外政策而制作的。即使像较早译进的电影剧本《礼节性访问》这样在叙述方式与形式结构上较为别致的作品，也难免配合苏联政治的命运。 剧本采用戏中戏的结构方式，将古代的庞贝城和今天的苏联通过一个同名角色联系起来，使想象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巧妙地联系起来。一个名叫格列鲍夫的俄国人来到古代庞贝城，他从一个先知那里获悉庞贝城即将毁灭的消息，他执意在这座古城的统治者与民众当中张扬他的这一情报，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避免灾难的后果。但统治者得到消息后却一面封锁消息，一面加紧发财。民众得到这一警告后也反映不一，有的不信;有的虽然相信，但觉得还是不让众人知道为好，危险只能使人提心吊胆，不如无知无觉地让毁灭到来;还有人认为这个城市早已无可救药，毁灭正好是它的出路……终于，俄国人因为公开道出这一秘密而遭统治者的监禁，但由于他的预告，全城在灾难中只死去两千人，而其中就有俄国人自己，以及被他赎身而成为其妻子的妓女、奴隶留契娅。在这个故事里，俄国人被设计为庞贝古城的救星——这是戏中戏所发生的故事。而在现在时态的故事里，格列鲍夫这个俄国人是一支苏联海军舰队的大尉军官，他所服役的部队正去地中海国家进行武装部队的礼节性访问，访问受到了该国的热烈欢迎。这里，隐喻的手法是明显的，古代的格列鲍夫就是今天的海军大尉，就是俄罗斯苏维埃的象征，这样礼节性访问的现实举动，在这一出戏中之戏里，便找到了注解。原来作者拐了这么多弯，是为了说明对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评价，同时也为苏联在国际现实中的地位、作用和行为提供一种解释。 《摘译》杂志在译文之前的评述中说道： “剧本通过描写苏修黑暗舰队的一艘巡洋舰在一地中海某国进行的所谓‘礼节性访问’，公开发出了要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的叫嚣，竭力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剧中的‘戏中戏’还通过隐喻的手法，别有用心地把新沙皇装扮成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这种评述方式，是这时期颇为典型的，评述者首先也识别了“戏中戏”的剧本文本结构和“隐喻手法”的采用，但很快就穿越了叙述方式的过道，在非文学的政治意图那里“登堂入室”。平心而论，译介者的这种评述对于同类文本来说是切中肯的，意识形态的成见在这里不仅没有歪曲文本的愿意，倒使译者获得一种“心明眼亮”的超常功能。但如果意识到译者所关心的同样不是文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读者就可以从这种“心明眼亮”里发现文学意识的昏睡：非文学的解读方式只有在对待非文学的文本时，才能侥幸体现出它空前的有效性。这时，文本中的语言与叙述结构已经成为荒漠旷野，放眼望去，只有炽热的意识形态阳光当空悬照着。 70年代中译者的这种非文学的文学接受方式，一旦从上述同类苏联作品上转移目光时，歪曲就明显起来——这种因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控制而造成的文学误解，比起民族之间的因文化历史因素所导致的误解和隔阂要严重得多。只有在意识形态观念的绝对地位被消解、文学自觉意识觉醒以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与接受才可以进入常态阶段。 四， 偷渡：潜在的审美评判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往往将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许可或者倡导的对苏联文学的评判方式和当时译介这些作品的具体个人视作同一个概念，这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事实上，任何一种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都会留下一些缝隙，译介者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受流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具体的个人，只要其具有一定的审美素养，他总会有自己的审美爱好和审美评判标准，这种审美趣味不管和流行意识形态有多大程度的冲突，它总是在译介的具体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表现出来。 这种现象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的两次对于苏联文学创作的有限制的译介中，都有不同的体现。 在第一次译介时期，由于当时两种倾向的文化方针的交替出现，意识形态对外思潮的限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严格，所以，60年代初期的短暂宽松期内，对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及作品的译介工作从数量看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大部分作品是以内部发行出版的，但据不完全统计，60年代初期的4年间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翻译作品中，仅单行本就有52部 之多，是整个60年代发行数的近两倍多。这还不包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同类作品。从译介的文学样式看，也是比较全面的。53种译作中包括13种有关苏联文学的理论、评论著作，4种诗歌，11种戏剧电影，25种小说。从所译介作品的质量看，这批作品基本上反映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概貌。这既反映了译介者对苏联文坛的了解之全面深入，也表明译介者具备相当的审美眼光。 到7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译介时期，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十分严重，也由于国内左倾思想对文化领域控制的空前严厉，对外来文学采取极端保守的拒绝态度，允许公开译介的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部分文学作品，而对于苏联、欧美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尤其对苏联文学的译介，除了重印部分高尔基的作品外，都是出于“内部参考”，作为“批判材料”的目的，才允以作适当的译介。《摘译》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创刊的一份译介刊物，其中发表的内容包括苏联、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其评价，还包括一些对这三国文坛现状的消息报道，而其中苏联文学占一半以上的篇幅，这并不仅仅由于中国译者对苏联文学现状更加熟悉一些，而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苏修”这个“敌人”的危险性甚至已经超过了“美、日帝国主义”。 但是，即使在这样严格的政治控制之下，这时期的译介者对大量苏联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也能隐约透露出其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倾向。译介者对大量苏联文学作品的选择过程，当然更多地为时代政治的要求所左右，但在这以外，在这个要求所允许的条件下，他的选择标准就由自己把握了，而这种个人选择标准中，就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审美判断。当然，面对已经译成中文的这些作品，我们无法准确地辨别出译者是在与其他哪几部作品的比较中做出选择的，但从其中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从7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译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构思独特、内涵丰富的作品。以《摘译》杂志为例。如田德里耶科夫的中篇小说《毕业晚会后的一夜》、卡乌格维尔的《外科第六病房》和库利科夫的《围猎》等等。虽然这些译作也照样打着“供批判”的旗号，但批判的言词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掩盖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意蕴，即使考虑到时代氛围可能给译者和读者带来的局限，也无法否定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田德里耶科夫在他的作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中学生在毕业晚会结束后，来到一片野地里尽情地弹琴歌唱，以庆祝他们的毕业。在其中一个人的倡议之下，他们决定相互说出各自对对方的真实看法。于是，本来关系十分融洽的一个团体，最后全部反目相向，而平时最受人喜爱的耿卡竟然成为最被忌恨的人。故事虽然最后以谅解而告终，但人与人之间这种刹那间反友为仇的体验确实惊心动魄的，它迫使读者重新考虑友情、善良、自尊等等品德的意义及其与冷酷、自私、狂妄等等之间的界限。虽然小说是以“教育题材”的类型加以处理，在这群学生进行这场战争式对话的同时，间插叙述了中学教师之间关于如何使中学教育更能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与才能的争论，分别发生在学生和教师当中的两场争论形成一种平行的对照。不过，野地里的那场对话已经远远超出“中学教育”的范围，它如《蝇王》那样，是对于人性的一场实验性的拷问。而译作之前的批判文字则将这群中学生的思想行为与苏联现状完全座实，甚至胡乱地将其与“当代英雄”联系起来，显然无法为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疑虑提供任何有效的参考。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文字仅仅是一种瞒天过海的把戏，真正的意图在于对作品译介本身。 同样的情形在《围猎》、《外科第六病房》以及舒克申的电影剧本《红莓》的译介中出现。尤其是小说《围猎》中对狼、狗和不同性格品质形象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各自命运的叙述，给人更加辽远的思索，洋洋8万多字中篇小说，显然并不如批评文字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借以批判“苏修”宣扬的“生存竞争”说，因为若以批判为目的，就不一定非得选择篇幅如此长的作品，而事实上作品是如此生动，以至于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感受，恰恰与批判文字中对于作者意图的揭露相反。 另外，这些作品在叙述上采用双线并进或者多角度交替进行的方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新鲜的，这些从作品的思想到叙述方式的感受，将在一代中国读者(包括作家)中潜伏下来，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与阅读中产生相应的影响。 70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接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想象。我这里只是概括地列举以上四种不同的情状。不管哪一种情形，它都作为一种文学影响和接受，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这种作用，在70年代末开始显现，到80年代上半期达到一个高峰。 两次译介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中苏文学的关系始终包括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而言，俄语文学对其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有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影响，有早期苏联文学的影响，还有解冻之后苏联当代文学的影响。而后者作为我的论述对象，仅仅是这种多层次关系的一部分。更具体一点说，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既有来自50年代解冻期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来自解冻后的中苏文学关系冷却时期苏联文学的影响，还有来自同时期苏联文学的影响。而本文所述及的就是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给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的独特影响。而其中对苏联文学的两次有限性译介所形成的影响的途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下面予以分别论述。 一，“重放的鲜花”与记忆的再现 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的第一次译介期间，正是苏联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即解冻文学的发生发展时期。虽然有中途的1957年反右运动使中苏文学关系发生全面的扭转，即从学习模仿苏联文学到拒绝批判苏联当代文学，但是，1957年之前的三年多时间内，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已经在新中国文坛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从文学观念到具体的创作活动的各个层面。文学创作明显地体现在以王蒙、刘宾雁、李国文、宗璞、邓友梅、陆文夫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家的创作活动中。 这批创作与前一时期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干预生活、暴露阴暗”作为创作宗旨，在对客观现实生活中的阴暗、腐败现象的揭露中，批判形形式式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现象，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另一方面，文学突破了爱情描写的禁区，深入现实中人的情感世界，表现丰富的人情人性。而这两种倾向的努力，都与苏联解冻文学有着某种关联。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和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解冻》正是以1953至1954年间一批苏联知识分子之间因为社会与内心的清规戒律的解冻，友情与爱情的复萌而展开情节的，它对于个性的肯定、对人情呼唤，引起了苏联读者的强烈共鸣，同时对中国读者也震动极大。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中国作者的创作受它的具体影响，但《解冻》(第一部)在中国曾经得到及时的译介这是事实 。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在中国也有及时的介绍，《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不仅使中国作家看到了作者揭露现实的勇气，也在文学样式上带来启发，这种介于真实报道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独特文体，使中国文学中原本没有的，之后出现的一大批“特写”作品，正是受苏联解冻文学影响的结果。 这批文学创作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部被打入冷宫，作者也都被抛向生活底层而被迫终止他们的文学活动。但在这一代作家身上，解冻文学留下的影响继续存在着。至70年代末重返文坛时，这批作家正届中年，作为新时期文坛的主力军，他们有丰富曲折的生活阅历，又有早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虽然其艺术素养并不十分丰厚，而他们所具有的文学观念中，受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的那部分因素又起了独特的作用。如果说与解冻文学同期的中国文学从各个方面看，还没有充分的具备与苏联文学同样的内外条件，那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尤其是这批作者经历了20多年的苦难历程之后，文学的内外因素已经构成了和解冻文学十分相似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动因。这样，一方面是50年代的成名之作为“重放的鲜花”被再次肯定，由此而唤起了20多年之前解冻文学所给予他们启示的记忆;而具备丰富人生阅历的他们，可以驾轻就熟地在原来被迫停顿的地方大步前行;另一方面，自70年代末开始的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译介高潮又大大丰富了他们早年对苏联的认识和感受，这里还包括60年代初那一部分内部出版物的重新或者第一次阅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57年之后已经无法读到这一类“内部”书刊了。 这样，一大批通过个人经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重新做出严肃思考的作品，便相继问世了。它们后来就被文学理论家们命名为“反思文学” 。 对于70年代末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一代作家来说，苏联当代文学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传统，而是一种新鲜的外来文学思潮。但同样具有“文化大革命”苦难经历的他们一代人，即便是对于人性被压抑被残害的发自内心的控诉与揭露，也在相当程度上应和了中年一代人。于是，另一批后来被冠以“伤痕文学”的作品相继问世，共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开端。 二， 对于逆向对应的反动 以1957年为标志，中苏文学关系日渐趋于冷淡和对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苏文学关系全面中断。由于意识形态(进而是国家政治)的全面对立，苏联文学便被处处作为中国的反面教材而歪曲批判。这样，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后期的中苏文学，便形成了某种逆向对应关系：当苏联文学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和当代西方文学成就时，中国却大批所谓“厚古薄今”和“崇洋迷外”，并以此作为与“修正主义者”的“尖锐分歧”;当苏联文坛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肯定个人的自身价值时，中国则大批“人性论”、“人情论”;当苏联问题大力塑造具有丰厚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时，中国则批判“中间人物论”，并以“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代之;当苏联问题号召描写“科技革命时代的当代英雄”时，中国则开始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并认为苏联的新型企业家与中国“走资派”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当苏联文坛对转型期社会弊病与道德危机做出深刻反思时，中国文坛却在大唱“文化大革命”的赞歌…… 在这种逆向对应的关系中，苏联当代文学被片面地、有限地译介进来，并做出全面歪曲的批判。当即使是以拒绝和否定的态度去译介，接受和影响也就隐含其中了。这种非常态下的接受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认同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接受，即自觉不知觉地对对象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另一种情况是暗渡陈仓式的顺向接受，也即比较文学中的正影响形态下的接受，它只待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显现接受所致的后果。一旦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等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一旦人们的文学观念从极端功利性的左倾政治的高压下获得解放，过去被否定的东西就突然会在相反的意义上显现出价值，过去被压制着的审美趣味和评价也会骤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否定性接受被再一次否定，逆向对应的中苏文学关系就被重新扭转。这样，自70年代末开始，苏联文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的传播所积累的影响，同时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作用，共同推进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展。 在社会思潮层面上，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发展进程、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结构上的相似性，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左倾思想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的相似性，人道主义思潮总是作为极左政治的对立面在中苏两国被一再提倡。六、七十年代被屡次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在70年代末的中国重新被普遍地接受，而苏联当代文学中那些强调个性的价值，探索人的道德意义，拷问人的良心，忏悔人的罪孽的作品，也被从原来的意义上翻转过来，启发新时期中国作家深入发掘人的内心世界。 在70年代，曾经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典型的苏联“当代英雄”，在80年代初却被一些中国作家从正面加以接受，从而出现了“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郑子云(《沉重的翅膀》张洁)、刘钊(《花园街五号》李国文)、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张贤良)、李向南(《夜与昼》柯云路)等新时期“改革者”形象。在“当代英雄”与“改革者”之间，无论从性格构成还是刻划性格的方式来看，联系是千丝万缕的，他们都富于事业心和专业知识，都有雷厉风行、百折不挠的性格，甚至都有差不多的性格“缺陷”：固执专断有余而温情柔意不足等等，而作者又常常是通过紧张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性格。 同样，当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冲突的至上地位被动摇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文艺理论家又想起了苏联文学界在70年代初期提出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理论，企图以同样的折中方法，涵盖中国文坛自80年代开始出现，至1985年渐成气候的带有现代主义因素的创作方法，而这种概括和阐释的结果同样也成效甚微。 当然，苏联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还包括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散文对丛维熙、张贤良的监狱题材小说的影响;第三代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贝科夫等人的战争小说对中国新时期军旅题材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阿茨塔菲耶夫的创作对“寻根文学”的影响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具体展开，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我将另文专门论述。 结语 新时期之前苏联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一种特别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一背景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传播对象的强有力控制，这使中国译介者从对象的选择，到价值评判，都深深地带上了它的烙印，虽然两种文学间由于历史文化合各民族自身文学传统的差异也会导致文学接受过程中对对象的误解，但这种常态误解与这一时期中苏文学间由意识形态而导致的误解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只有在这种极端控制被基本解除的新时期开始以后，中苏文学的关系才开始走向常态。 但是，即使在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接受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排除了中苏文学关系中的美学联系。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弥漫于50至70年代的中苏文学关系的上空，但它无法到达所有的角落，它对文学接受的控制仅仅体现于显在意义上，因而它可以在这一时期形成一种文学关系的潮流，在此潮流下，文学接受中的审美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作为一种潜流，它不可能被彻底清除。从新时期之前中苏文学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至一定条件下拒绝某一种文学，但只要不停止两种文学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拒绝也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和接受。无论这种拒绝姿态的接触对对象有何种程度的歪曲和变形，只要对象具备一定程度的美学性，审美交往是无法避免的。即使由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一度产生认知结构的倒置或者误置，一旦文学外在的文化压力减弱或者消失，它又会被重新翻转过来，接受对象从而又会还其本来面目。 新时期中国文学正是在扭转20年来中苏文学关系的逆向对应的过程中，从解冻以来的苏联文学中获得了丰富的启迪，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恢复和发展。苏联文学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在1985年之前，一直是十分明显的，这尤其体现在“重放的鲜花”一代作家身上。 对于新一代“知青”作家而言，由于他们不幸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乱和个人厄运中走向成熟，他们天然地对政治抱有反感，这种反感也因为六、七十年代中苏文学关系中挟带了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波及他们对苏联文学本身的态度。虽然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文学就开始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放，并在接受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经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并引起了中国“知青”一代作家中少数人的注意，但除了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更愿意直接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寻求文学更新发展的可能。随着这一代中国作家日渐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力，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也开始减弱。1985年之后的中苏文学关系，已经开始由影响和接受向平行发展的关系转变。当然仍然有一些作家如张承志等继续从苏联文学中获取艺术创造的启发和借鉴，但这种影响和接受关系，已经主要取决于作家个体的自由选择。不过，平行发展关系中的中苏两国文学的进程，仍然在许多方面显现出它们的同构性，这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今天，仍然为中国文学发展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 如果以中国文学的整体来看，20世纪60-70年代，台湾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成为高峰，对于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发生重大的影响，并进而在80年代中期之后汇入大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引进的潮流之中并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示范和连带影响。因为论题的限定，此处不展开论述。 以下统计数目均为初版本，再版本均未列入。 在小说中，杰尼索夫的小姨子尤莉亚被描写成一个荡妇的形象，她是一个剧院的画师。而里面的另一个人物，色情诗人普土什柯夫则是对叶甫图申科的讽刺，只有在忘却了他与尤莉亚的堕胎事件，并退隐到一个集体农庄时，他才认识到自己诗歌原来一文不值。 珍宝岛事件 1971年，苏联重版一批包括200部战争题材作品在内的“功勋”丛书，其中包括《卡巴耶夫》、《毁灭》、《日日夜夜》等。 参见常峰《如此“当代英雄”》，载《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期。 见《摘译》1975年总第12、13期。 邦达列夫的《热的雪》于1976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译本于1978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个数字，根据《全国总数目(1949-1986年内部发行)》所列的书目统计得出。 《解冻》(第一部)首次译成中文，连载于《国际展望•和平月刊》1955年第43、44、45、46期，由钱诚、沈江合译。 此处采用陈思和教授的观点，认为“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早期同时产生的两种创作想象，区别仅在于两者的作者大致归属不同的年龄层次，即分别是“重放的鲜花”和“知青”一代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