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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周公制礼作乐，尤为后儒所称道，然其详不可考。即使至于明代，仍有人称“制礼作乐莫隆于周公”。（明 唐桂芳撰《白云集》卷六，《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可知周公制礼作乐影响之深远。《论语》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以文献不足之故，考证周公之制礼作乐殊难得其详。孔子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周于夏殷二代之礼颇有损益之处，周公制礼作乐亦必参酌二代而成其盛。然史籍惟载周公制礼作乐，而于制礼作乐具体之情实则了无一言。据《逸周书•明堂解》所载可知，“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只言周公制礼作乐，而不详载其故实。《竹书纪年》引《宋书•符瑞志》云“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凰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此亦谓周公制礼作乐，唯托之于符瑞则不足取。但制礼作乐与政治有莫大之关系则不言而知，礼乐之本义亦多在于政治方面。 《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又细致描述其作礼乐之本意，谓：“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毛诗•周颂谱正义》）钱穆先生以为虽多想象之言，或亦事实有如此者。（钱穆：《周公》）实际则并非如此。按诸史实，周公辅政成王，当克商不久，天下未定。何况又经三监淮夷之叛，如何能优游三年而为制礼作乐？营建洛邑实乃迁殷之顽民而统治之，其意在于屏藩周而监殷民，又何用观天下之心？再者，周公监殷之新亡，东征乃是不得已之所为，又岂能示天下以力役？与周公保民之思想亦相违背。后人逆测周公制礼作乐之心固然拳拳，然亦不至于如是增饰。周公若实有制礼作乐之事迹，其实情亦必不若此。 周公制礼作乐之详情与细目既不可详考，然其监于二代之礼则确然不虚。今取夏殷已有之礼之大者考求其损益之处，以测知周公制礼作乐之实情。《夏书•甘誓》载王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宋蔡沈（1167-1230）《书集传》引《礼》曰：“天子巡狩，以迁庙主行。又云，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罚之不敢专也”。（蔡沈：《书集传》）《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君。考证谓师行载主，古之制”。（《史记•周本纪》）可见师行载主之制，夏商之际已有之，当非周公所制定。《夏书•胤征》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蔡沈：《书集传》）《帝王世纪》载沃丁“葬（伊尹）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自临丧三年。”太牢之礼显为天子之礼，殷商之际已有，亦未尝制于周公。又载“武丁即位，谅闇居凶庐，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不言”。（《帝王世纪》）又《论语•宪问》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书曰：高宗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黄式三：《论语后案》）则临丧三年之礼亦不始建于周公之时明矣。 《逸周书•明堂解》载“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逸周书•明堂解》）《帝王世纪》亦载“成王既卜营洛邑，建明堂，朝诸侯”。则明堂为周公所制。《帝王世纪》又载“文王…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帝王世纪》）《逸周书•程寤解》亦谓“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可知明堂在文王之际便已有之。文王武王既俱在，似不为周公建也。且占之于明堂，显然不专为明诸侯之尊卑。清孙希旦（1736-1784）认为“明堂盖以其在国之阳而洞然通明，故以为名，朝诸侯特一时之事耳。以为明诸侯之尊卑，乃附会之说也”。（孙希旦：《礼记集解》）《说文系传》徐氏曰：“古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又，潘振云：明堂者，通明之堂也。王者朝诸侯出政令居之，非常居也”。（转引自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姑不论其职用之如何，要当不出于周公所制。 据《帝王世纪》载，“夏帝启飨诸侯于瑞台”，“商帝太甲十年，大飨于太庙”，“周武王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飨即飧，指祭祀请人用酒食之意。又通享，表祭祀之意。据《周礼•春官•司几筵》载：“凡大朝觐、大飧”，贾《疏》谓大飧，即王为诸侯在庙中行飧礼。（杨天宇：《周礼译注》）飨于瑞台、太庙，可知飧礼应当始于殷商之际。夏帝启时之飨，其本意亦当与后世相类，则其由来渐矣。 《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及将致政，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尚书•召诰》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此明为郊祭之礼。郊礼乃是帝王祭祀天地配以始祖之礼，据《礼记•祭法》可知，有虞氏郊喾，夏后氏郊鲧，殷人郊冥，（孙希旦：《礼记集解》）古已有之，沿袭不改，显然非周公所制。以殷商之际宗教气息之浓厚，郊祀之礼必盛大非常。又《尚书•洛诰》载周公于明堂行宗祀之礼。（《尚书•洛诰》）既行此礼，复有乐歌。《诗经•周颂》之《清庙》、《维清》、《我将》等皆是乐歌之辞文也。此外，《中庸》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追祀先公是天子至于诸侯王之职事，此不独周时所有，殷商之际亦有此礼。尔后葬、祭之礼则恐非周公所定，周公之际未必有考虑如此之细者。就当时形势而言，周公制礼作乐大旨当在于明周王室与宗亲、诸侯之分，以别其尊卑上下。其余琐细之礼节恐不能一一周顾。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后人谓“周官”即“周礼”，而世传周礼不全为周公所制已几成定谳。又，《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其时或有序官别宜之事，不过不及其细耳。其有行礼于太庙之事：《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崩，二公（召公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史记•周本纪》）此即天子即位之礼，荐于太庙，亦始于夏。夏之前有帝尧荐舜于天。事有不同，其理一也。 《竹书纪年》载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夏帝癸十一年会诸侯于仍”，“周武王遂大封诸侯”，《逸周书•明堂解》载周公“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朝堂之位”。会诸侯乃当时一国之大事，必有其礼，即后人所谓之朝会礼。臣见君为朝，君见臣为会，自夏至周，会诸侯皆依此礼。《逸周书•王会解》详载天子至于诸侯之班次阶位，可知朝会礼之谨严。书序谓“周室即宁，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后”。可见朝会之际，天子诸侯上下有序，尊卑有判，足见此礼之重要性及其规制。《史记•殷本纪》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史记•殷本纪》）虽然夹杂五行之说，不足为辩，但朝会一事必有。以此观之，朝会礼亦不必制于周公。 后世所传《周礼》一书，人以为周公所制，今已知其不然。其中虽多有周初史迹之遗痕，亦难断定是否出自周公之手。惟兹事体大，不能详究，故暂且搁置不论。《竹书纪年》载武王作《大武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谓“武王乃命周公，作为《大武乐》。”（《古本竹书纪年》附录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庄子•天下》有“武王周公作武”之说。惟不知《大武乐》是否即后世所谓《武》乐。《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黄式三：《论语后案》）《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以乐舞教国子舞《大武》，注：《大武》为周武王之舞。又云“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杨天宇：《周礼译注》）。“先祖”郑《注》曰：“先王先公”。则武乐旨在祭祀先王先公。若果《大武乐》即《武》乐，则孔子称其尽美未尽善已经判其高下矣。后人谓武王以征伐取天下，又未能致太平，是故未尽善。又据《竹书纪年》记载：“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庙，初用‘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周公辅成王，作汋乐以奉天”。（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汋即勺也，又通酌，乃挹取之意。《诗经•颂•酌》篇或恐即是汋乐之辞，毛序谓汋乃是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宋朱熹（1130-1200）云是颂武王之诗。世传为周公所制，不知确否。此外则不闻周公所作之乐，亦无从论其详实。 概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之事或亦有之，然就现今史料而言，尚难究其详略判其真伪，但其必有损益之处。礼乐非一朝一夕所能创制，孔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由此观之，周公对夏殷之礼乐当有继承与革新之处，不必一出于己手。 （谷文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