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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要加强社会道德观念的建设，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道德不仅没有像我们所向往的那样，呈现出国民道德日趋改善的趋势，反而，日甚一日，继续滑坡，由其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心理低俗、诚信缺失、行为乖张等一些列问题愈演愈烈，世人为之担忧的同时，不能不做出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何以破解眼前的困局？ 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道德滑坡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界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审视和诠释，比如：从纵的关系上，人们将这种道德下滑现象归之于当代社会新旧道德历史承传的嬗变，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处在从旧道德向现代新道德转换的过程中，因为文化习俗的历史惯性和延展，人们惯于过多或过重地用传统道德标准来看待评判当前社会道德存在的状态，再加上“今不如昔”的习惯心理，必然会得出“礼崩乐坏”的结论；从横向关系上，也可以将此种状况归结于现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一体化历史趋势带来人类道德的重新整合与建构，形成了世界性道德认知的缺失和滞后局面，再加上西方现代社会道德观念涌入，必然会与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冲突，而站在融入世界门口的国人，还没有完全具备世界化的眼光和心理，面对世界文化的急速变化，从思想观念到心理情怀，再到道德思维，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还有人从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以及文化观念的转换与建构来寻找原因，自然得出的结论也不无道理。 对此，我认为，如果将其放在历史的发展序列中予以思考和诠解的话，也许我们会得出另一种新的结论，即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一个新的所谓“轴心时期”。按照生产与生存方式这一人类基原来考察分析历史进程，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华夏民族从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逐渐向传统农业文明过渡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那么今天的中国则处在了从民族传统农业文明逐渐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第二个轴心时期。将两个历史上的轴心时期进行比对，进一步回看历史的演进基本规律，可以发现，当年，身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的孔夫子，不仅能够深度理解狩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化的内在肌理，准确把握家庭本位农业社会的本质，还能挽狂澜于既倒，顺应时代大势，建构出一个完整合理的道德思想体系；今天，身处第二个轴心文化时期的我们，只能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望洋兴叹，既不理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肌理，也不理解新生工业社会的运转机制，虽不乏愤世嫉俗的呐喊，也只能眼睁睁地任凭社会道德江河日下而一筹莫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缺少的是孔子这样的大智慧者。换句话说，古人之所以能而我们之所以不能，两相比较，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人”的问题，深度思考孔子及其儒家为什么会创造出儒家学派，以及如何建构除了中国延绵几千年的社会主体文化这一命题，现实没有或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文化建构，是因为今天太多的是一些阐释型的文化学者和专家，缺乏一种真正从社会文化本体或者说从人本体进行探讨的“文化人”。 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不仅缺乏孔子的那些经典语录所蕴含的真理，还缺失像《论语》中那样一批由孔子及其弟子们组成的浩大的“君子儒”群体，一批既融汇在众人之中，又凌然超越于众人之上，既与时政相通融，又游离于时政之外，始终保持一副“文不在兹乎”“说大人则藐之”的傲然立世的历史性人物。历史上因为有了孔子和孟子，才有了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有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国现代因为缺失了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物，所以才没有适时的道德理论建树。 表面上看，现代有众多的人在关注和探讨社会道德建构问题，实际上真正在做这方面思考和研究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因为现有的理论家们或者人在心不在，或者人在“人”不在。虽然曾有“第三期儒家”的出现，他们执着于儒家传统道德，倡导“以古开新”，严格意义上，也不过是一种迂腐的迷古情怀；虽然有生活于大洋彼岸的西化派学者，他们向往用西方的宗教道德来替代传统道德，然而也不过是一种单纯幼稚的理论构想；还有一些时尚的理论家，旨在认定和推广一种人为设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悬置设计和凿空指认。也就是说，中国当前包括道德在内的文化建设，既没有真正理论建构的承担者，也没有真正理论优劣的评判者，更没有真正理论实践的推行者。不仅仅是知识水平问题，还有人格精神的高度，既缺少一个像当年孔子孟子那样独立存在的“君子儒”阶层，更缺少传统君子儒那种以身殉道的历史承担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因为现实缺少了站在特定立场进行至高至纯道德真理的思考者与评判者，所以才使得理论建构无以进行乃至实现。 二 不论是时代选择了孔子，还是孔子选择了时代，当年之所以能够出现儒家学派，以孔子为首的文化群体面对社会新转型能够创造出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周王朝统治相对衰落的局面下，曾经繁荣隆盛的“礼不下庶人”局面被突破之后，仿佛是一夜之间，社会上出现了第三种人物——“士”。商、西周、春秋变而为贵族的人，春秋末年以后，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这些人中的高境界者，定型为社会的“君子儒”。 “君子儒”是社会上一个独立生存与发展的智性文化群体，是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谋道”者。具体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出，虽然与政权阶层有着密切联系，但绝对不隶属于当时的统治集团，而是游离于其外的独立知识阶层；虽然出身于社会的下层，却没有偏于行业或者族类的一孔之见，而是已经跳出了下层民众狭隘局限性的“上智”；在经济关系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寄附性，但大都有自己的办学授教或者其他谋生之路，能够保持依靠自我生存的相对独立地位；在文化关系上虽然与社会各个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但他们是以历史文化责任承担为毕生追求与使命、以独立思想与个体精神价值实现为至高和至终目标的“时圣”。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一些“天生德于予”“舍我其谁”的天人之道的代言人；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或者敢于“杀身成仁”的文化豪侠；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甘愿“谋道不谋食”的殉道者；是“文不在兹乎”或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先觉人物。 通过《论语》等著作中关于孔子等儒家人物历史形象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绝对是一个卓然不同的群体，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有着清楚的定位，对于现实作用有着极其清醒地理解和认识。深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要和必须承担；深知“君子喻于义”的独特存在价值和意义；他们更洞晓道德建构的基本原理，即社会道德是普世原理，不是社会集团或阶层理论。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定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们有独特的心性基础和价值观念，不遗余力地从事社会道德文化的理论建构，其初衷和视点绝对不会出于一个或某个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进行定向解读或意愿创构，而是置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时空之中，整体性地面对当时社会的自在性及人生原理来做探究，因此，从他们的话语意向中，可以明确看出，虽然不乏对于政权施政理论的探讨，也不乏对于生活细则的具体阐析，但是他们始终坚持从世间“人”的自然与合理生存出发，分析论证政权道德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着眼于自然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和必须享有怎样的健康合理生存发展环境，具有怎样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单纯从政权需要出发，论证一个人处于特定政权政治统治之下怎样做顺民，甚至是做仆人和奴才。于是，他们才会依据“德不孤，必有邻”，“有德者必有言”的社会原理，对政权提出“为政以德”的历史忠告；在《大学》一书中，也才会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样讲述政权修为的起句。 因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身份，使得他们具有社会的超越性，具有文化的专注性，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具有智慧的超拔性，因此，他们才能以巨大的忧世情怀直面社会，才能更专注于文化本体和本质，专注于道德原理的深思熟虑，能够找到和悟出具有社会普泛意义的道德公理，形成为社会具有永恒存在价值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孔子开始所形成的“士君子”身份和人格，不仅是个巨大的历史财富，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一个光辉的历史传统，所谓“吾道一以贯之”，正如孟子后来自我标榜忠贞不二地宗法承继孔夫子；正如唐代韩愈描绘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延绵不绝的道统历史承传谱系。如宋代朱熹毕其一生从事文化探索建构，以经典“士君子”的职责最终完成理学建构，将儒家思想道德学说推向历史新高度。一代又一代的“君子儒”秉承历史的一贯作风，遗世独立，横而不流，一以贯之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保证中国传统文化脉系能够历史长存永不断绝，始终保持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坚持维护文化的统一性和一体化，最终保证了民族的统一和完整，使华夏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化没有中断和分裂的国度，君子儒的文化存在和历史作为，可谓功莫大也。 三 考察中国当代文化的承传与流变，也曾有过“君子儒”存世。比如那些从解放前走过来的知识精英，他们无疑保有“一以贯之”的历史承担意识。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梁漱溟，在一些人心目中，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奉行儒家“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性情所至，公然斗胆和毛泽东当庭辩论对峙，活活展现出一个传统士君子以文化立身命世的存世风格。所有的思维观念，所有的言谈举止，永远不会随波逐流，永远言行一致为世所用。因此，翻看梁漱溟留下的不多的几本著作，虽然也有中西文化的汇通阐释，也有儒家学说和佛家义理的引入比较，但是，却是唯一一个站在历史和文化立场上审阅天下，运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来审视社会文化道德及其观念形态的人，尤其从不讳言自己矢志传承儒家香火脉系，因此被人称之为当代最后一位儒家。令人为之扼腕怅然的是，当梁漱溟离世之后，中国当代君子儒文化群体便在社会上消失了，形成了一个无法递补填充的历史与现实空白，并且，因为人的缺失最终逐渐造成了文化的缺失。 综观当今文化群体，尤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校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机构繁杂林立，知识分子群体迅速膨胀为历史上的最大数，令人倍感欣喜的同时，不能不为之感慨遗憾，因为纵览当前海内外所谓高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那些所谓的“大师”在内，依然很难看到君子儒的身影。一方面，人们不愿做这样的自我身份确认和承担，尤其是大陆的学者们，许多人至今依然害怕将自己视为士君子，害怕人们以此将自己归于陈腐落后的行列或者将自己打入另册，呈现为不合时宜的文化特殊类别认记。当然，时下受市场经济炒作风气的影响，有一些人故意穿上古旧式样的衣服，声称自己是当代的儒者除外，还有一些投机取巧的人，除了“巧言令色”地卖弄佞言佞行以博世观之外，余不足观。 另一方面，知识结构平浅单一，现代的许多学者也许在内心里向往达到传统“士君子”的高度，但是因为“非不能也，力不逮也”，因为早年所受教育的局限性，还有文革对于人们文化功底和文化意识的破坏，使得大陆上解放后出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难以形成更高的文化觉悟；港台地区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尽管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身居一隅，对于正统文化的感受难以达到历史现实必要的深度；流落海外的新生代知识分子要么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要么以纯粹的科学理论为建构方向，要么缺乏对于中国国情尤其是社会底层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本体知识修养的欠缺难以达到士君子的胸襟视野与智性品味要求。 第三方面，缺乏中国传统士君子的高古气节和精神人格。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沦落是这个时代的莫大悲剧，虽然置身文化行列，但既缺乏文化人应有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境界，亦缺乏为历史与现实道义而英勇献身的“大丈夫”气概；既无宏远高尚的历史功业追求，又无对世间正义的承担和持守，更无“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耐心和毅力。要么终其一生，隅居于书斋一角；要么避世以自高，伤怀以弃世；要么安居自乐，将自己最终降格成为一心只做稻粱谋的“喻于利”的小人。尽管为稻粱谋本身不是错事，且为世之当然，但是，自古“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士志于道而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身为文化的一员，没有对大“义”的向往与追求，最后只能是等而下之。尤其当代知识分子缺乏骨气，有些人虽有“舍我其谁”的人格自诩，但是，关键时刻则露出了乡原的本色，或者明哲保身，或者左右摇摆，或者上下其手。有的人将此归咎于社会政治体制，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海外或者港台地区，即使那里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依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儒”，他们缺乏特立独行的高远文化气骨，更缺乏知行合一的具体社会效能。所以，其内心缺乏“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仁道志向；缺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精气神，缺乏自觉地承接“天生德于予”的人生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缺乏“杀身成仁”的舍生求道的入世精神和意识，缺乏“人能弘道”的人生承担和崇高境界。 四 在当今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和出现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文化人”，是因为中国当代自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思想文化控制政策，还有就是一党执政的强权政治。其实，这绝对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历数中国历史上传统式“君子儒”的成长与存世，与社会的动荡与安定无关，与政权的残暴和宽容无关，与人生的富贵和贫贱无关。因为 “君子固穷”，依然会遗世独立。所谓代不乏其人，关键是是否具有传统文化的“君子喻于义”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之所以缺乏“君子儒”，是因为现实缺乏此种境界意识和高古风范，首先是精神境界的缺失，然后才是人才的缺失。 当代中国之所以缺乏君子儒的观念意识和精神境界，或者说难以造就出以文化为本的真正君子儒，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内在精神意念的缺失。如果说童年是人生价值观生成的主要阶段，那么教育则是完成人性品格最为重要的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正是从幼年开始坚持不断地以明德为目标实施“四书五经”阅读的内化教育，传统教育中的育德比例远远大于知识教育，所以最终造就君子儒，就会水到渠成。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看到，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由传统旧教育转变为现代新教育，传统育人为主体的教育逐渐变为科学知识为主体的教育，此种教育对于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改善民生，功效卓著，意义非常重大。 毋庸讳言，现代知识教育尤其是现代科技知识的凸显，造成了传统文化被弱化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儒家传统文化，整个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在被作为封资修横扫一切的年月，简化到了不能再简化的程度，而且还常常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批判，一些历史上贡献卓著的君子儒被视为封建统治者的孝子贤孙，在这种文化教育体制和内容面前，大陆上的学者非但难以化育养成传统君子儒的内在心灵和禀赋，余毒所至，一直到今天还是动辄将传统文化分成精华与糟粕两面。即使是身居海外和港台学者，也不能不受这种知性教育大格局的影响，以至于现如今那些专事传统文化研究、道德思想推介的学界名流，根本没有接触到君子儒的精髓或者没有经过深度精神内化教育，他们最多不过是到了“学”的层面，虽是“著名学者”，却没有到达“信其道”的层面，也没有到达“敏于行”的高度，不具备君子儒应有的文化宽度、厚度与深度自觉，更缺乏君子儒本命性的忧国忧民济世情怀，因此，终其一生，不过是在追求一己之事和作稻粱谋。所以，现代教育只能培养所谓的“小人儒”。经过传统社会以身份为主体的生存方式向现代社会以职业为生存方式的转换，将会不断地培养造就门类专家，历史上通才的“君子儒”却几乎无望。 其二，过重的人身依附生存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因为处于职业社会，文化人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报酬，他们也是一些自食其力的人。其实，在物质生活上，因为在文化体制上实施国家统管政策，因此，作为从事文化研究和推广的人，不过是些以普通职业方式寄附于社会生活的人，并且是一些既得利益的优裕者，本质上是一些为社会特定政权所供养的人。在这方面，他们与古代君子儒的生存方式差距甚大，古代的诸多君子儒，虽然也有社会的供养问题，孔子晚年就曾被鲁国作为国老予以供养，一些置身官僚阶层的人也会“食有鱼”。但是，他们一生中既缺乏经济稳定性，又备受社会动荡的冲击，许多人只能依靠自己设帐办学或者执鞭从教维持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常常陷入贫困的境地，以至于“穷文富武”成为一种民族的历史成说。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古人素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所谓“痛苦之言易好，富贵之言难工”。特定的生活寄附性，优裕的生活不仅会弱化人们的进取心，腐蚀人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思维力度，也使得许多人变得越来越“务实”，深陷物欲之中，常常面对生活做出患得患失的权衡思考。最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依赖性加强，导致人格精神和心理意识退化，最终难以形成傲岸独立的君子儒人格精神，依附性将人拉向“喻于利”的深渊而难以自拔。 其三，随和现代西方科学研究理路。自近代国门洞开以来，现代学术研究的路向与方式完全遵循着西方的所谓科学化向前推进。于是，参照西方惯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研究也采用细致地分科分项进行逐项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以使得一些研究内容获得更准确的答案，研究更具科学性、真实性，但是，此种社会问题的研究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学研究综合型、一体化的研究理路和思考习惯。如《论语》一书，原本就是一部君子儒所积淀而成的综合著作，所以，孔子才能将历史上的所有“家”集于一身，现代几乎所有社会学科的科系类别，只要进入史的求证，都把《论语》作为历史的源头和立论基础。由此不仅使得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君子儒综合著作被后代人各执一端活活肢解掉，而且更严重的后果是，今天的学者在社会文化视域和思考上，运用西方科学研究方式方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者本身也只能成为专家无法成为通儒，更因为知识结构的单一和贫弱，难以达到君子儒更丰富全面的底蕴要求，今天不会产生君子儒，文化功底贫瘠所致也。 尤其现代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为了保证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对于研究的相关领域和内容主张不持立场，认为越减少主观因素越好，所谓坚持科学客观的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对于选择的社会研究领域和对象，要求研究者不仅将内在情感因素降低至最低，还要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心态和意识，以科学真相获取为其心理动力源。此种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体形成的科研观念，对于现代科学研究不无价值和道理。只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君子儒来说，绝对是不可想象和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于社会思想观念尤其是伦理道德考察与分析，其原初心理或许并非完全是出于科学研究的考虑，更不是为了名誉地位或者是科研经费，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忧民济世情怀，是大爱天下而拯民于水火的使命感使然。如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颓势，他有一种深深的“忧道”情怀，之所以要如此执着地孜孜以求，不惜离开故土踏上周游列国的坎坷之路，就在于要努力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愿景。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观察思考和研究陈述，其内里都有一个济世化民、忧患未来的心理作支撑，在原始儒家看来，知性化地研究学问，只不过是一种达于彼岸的手段。对于君子儒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仁以为己任”，“人能弘道”，在修身的基础上，全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善理想。 也正是因此，现代研究和古代研究形成了“求真求实”和“知行合一”的两个不同路向。如果说中国传统士君子是说出来，自己和别人一块做，或者是一边说一边做，从而产生出诸多手脑并用的“君子儒”。那么现代学者则是通过研究把话说出来，或者是说出来让别人做，由此必然会产生出一批眼高手低的“智者”。没有世传的“君子儒”，没有人做高层次真理性的理论提升与创构，真的让人对于目前道德理论建构很担心。 （作者：刘振佳 （济宁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孔子文化季刊》第19期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