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  古籍修复师谢谨诚正在修复严重破损的西夏文古籍。 2月17日，在国家图书馆南区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国家古籍馆馆员谢谨诚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白色的纸包，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堆破碎不堪的黄色纸片，上面的文字看似汉字但又明显不是。谢谨诚用小镊子轻轻夹起其中三张碎纸片，上下左右地摆了一会儿，一张书页的模样大致出来了。“从破损的边缘看，这三张可能是一页，所以先放在一起。但也说不好，毕竟这是西夏文，不像汉字可以通过字迹复原，还要等专家过来鉴定。”谢谨诚说，别看碎成了这样，比这碎的更厉害的他都修过，他是古籍修复师。 一张大桌子、一台带照明的放大镜、一小盆浆糊、一支毛笔、一把剪刀、若干宣纸以及一部等待修复的古籍——这些就是谢谨诚和同事们每天工作的主要对象。他们就像医生，通过他们的“诊断治疗”，一部部被虫蛀鼠啮、水浸灰染、字迹模糊、粘连破碎的古籍焕发新生、“康复出院”。 “累倒不累，但考验耐心，有时候一天能修好四五页，可有的时候一页就要修一个月。”谢谨诚轻声说。谈起自己的职业选择，谢谨诚认为一切是水到渠成。他本科学的是化学，当时听说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严重短缺，他想也许将来自己可以干这一行。在咨询了老师后，谢谨诚得知研究国内纸张的人很少，相关专业也很薄弱，于是他赴日留学取得了文物修复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考入国家图书馆，成为文献修复组的馆员。 现在像谢谨诚一样在国图修古籍的年轻人有十几人，最年轻的是1989年出生的。绝大多数年轻古籍修复师都具有化学、美术史、历史等专业硕士学位，他们的到来使古籍修复这一曾经濒临人才断档的古老职业焕发出活力。 在老师傅们的亲手带领下，年轻一代成长得很快。“刚开始只能看不能修，半年以后可以修简单的，慢慢锻炼以后逐渐可以修更难更珍贵的古籍。”国图目前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李屹东说。李屹东毕业于中央美院，本科学的是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在老师傅的带领下，经过数月基础课程的学习，他现在可以独立完成古籍的修复了。李屹东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修复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合订本，上面落满了灰尘，又被水泡过，散发着一股霉味儿，刚一打开竟然往外冒烟尘，他是戴着口罩，花了半个多月才修好。 “我国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的确有了很大改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燕行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的时候，全国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但今天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千人。全国有8500多人参加过短期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有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人才培训基地；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古籍修复本硕专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虽然和亟待修复的1000多万册古籍相比，人数还不够多，但古籍修复师这个职业至少告别了“人才危机”。 王燕行说：“随着古籍修复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古籍修复的进度明显加快，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共修复古籍200多万页。” 杜伟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40多年，他说，传统的古籍修复基本是老师带徒弟，靠的是“口传心授”，老师傅们经验丰富、技艺高超，但缺乏现代保护知识和技术。青年一代的加入，使古籍修复具备了更多的现代元素，纸张纤维检测、高清扫描显微工作台、纸浆补书机……这些高科技装备令古籍修复的质量和速度大大加快。“用纸浆补书机，一天能补40页，而手工一天也就补四五页。”杜伟生说，操作这些设备的现在全是年轻人了，就连用来从纸浆里抄纸用的帘子也是年轻人利用编织机自己编的。 杜伟生说，年轻人的优势是具备现代科技知识，上手快。比如，有的老师傅干了一辈子，用手一摸就知道古籍的年代、纸张的类别和特性，但年轻的古籍修复师现在使用显微镜鉴定纸张纤维，用化学试剂测试颜料成分，非常准确。不过，刚入行的年轻人欠缺的是经验。“真正动手修珍贵古籍，没有10年、20年经验不行。现在全国有12家国家级的修复中心，这12家里工龄在20年以上的没几个人。修复经验只能慢慢在工作中积累，这个是最麻烦的。”杜伟生说。 看到自己一生的事业后继有人，杜伟生深感欣慰。他对年轻人的希望就是“永远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杜伟生说：“就像开车一样，什么是好司机？开车二十年三十年没出过事，这算好司机。做古籍修复这个工作，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状态，否则很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事。就拿纸张来说吧，品类特别多，同一个厂家不同季节出的纸都不一样，有时你可能觉得这样补没事，结果一刷，纸沾上拿不下来了。修书如果修坏了，那还不如不修。修书不难，只要有这样一种态度，就能做好，希望将来他们都能独当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