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孙宏开在四川理县薛城调查羌语。  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合影，这个班培养的学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方言普查的主要人手。左五坐着的是钱曾怡。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正在推进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上一次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记者特邀三位参与、经历过两次语言调查工作的学者——山东大学教授钱曾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宏开和张振兴，畅谈两次相隔一甲子的语言调查的赓续与承继。 记者：1956年开始的第一次汉语方言普查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有着怎样的背景和经过？ 张振兴：1956年，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全面展开。至1960年全国共调查汉语方言点2100多个，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赞叹。然而，由于这次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分头调查，布点数量很不均衡，深入的不多，有的记音来不及核对，致使很多调查资料存在缺陷。即使这样，这次调查还是对后来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初步基础。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查培养了一批语言调查研究的人才，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后来语言调查研究的骨干力量和知名学者。 孙宏开：费孝通先生曾讲过一个他经历的故事。1951年，他到贵州慰问时，当地少数民族送了一面锦旗，上面一个字也没有。送旗的代表说，希望中央为我们创制文字，等有了文字，我们再给您送有文字的锦旗。1952年，北京大学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语言专修班，就是为了培养一批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参与汉字改革的专业人员。我就是这个专修班的学员之一。 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全面铺开，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建7个工作队、700多名民族语文工作者奔赴17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语言普查。截至1958年，共调查64种少数民族语言，收集1600多个调查点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为壮、布依、苗、侗、哈尼、拉祜、纳西、傈僳等10多个少数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 记者：为什么要开展第二次语言资源调查？我国的语言现状是什么样的？ 孙宏开：进入21世纪，弱势语言濒临消亡已成客观趋势，这将导致一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发声，要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 我国现在实施语保工程，可谓正当其时。一是国运昌盛，国力强大，各级政府有能力提供行政支持和经费支持；二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储备了充沛的学术资源。 张振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资源，这已成共识。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语言方言的资源特点和资源配置出现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出现很多语言或方言快速向普通话或区域中心方言靠拢的趋势，很多使用范围较小，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或方言呈现出濒危甚至消亡的状态。例如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满语、畲语、拉珈语（瑶族）、土家语、西部裕固语（裕固族）、尔苏语（藏族）等等；汉语方言中的畲话、儋州话、迈话、伶话、军话、澳门土生粤语等等。因此，尽快记录并保存、保护我国语言方言资源，成为当前语言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记者：与60年前的调查相比，今天的语保工程在调查理念、方法等方面有什么变化？ 钱曾怡：语言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方言，永恒不变的是实事求是的学风，但应不断更新、不断深化调查的理念和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方言普查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语保工程收集记录口头语言文化实态，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库，以达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目的。两者都是时代的要求，是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 在方法上，这些年，计算机的运用、语音实验的演进、方言地图的绘制、录像设备的更新等现代化科技手段，使方言调查比以往主要依靠耳听手记的方法大为改善。 记者：语保工程实施还存在哪些难点，如何保证其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 钱曾怡：语保工程是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以“国家统一规划、地方与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参与”的方式进行的重大语言文化工程，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的条件。同时，语言调查工作的专业性很强，调查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如语音学、音韵学及词汇学、语法学等。因此，调查人员更要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做好此项工作，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用专业报效祖国的良好时机。 张振兴：语保工程在实施中要确保两点：其一是真实性、准确性。所有语言方言材料都必须是实地调查得来的，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二是统一性、规范性。语保工程从立项开始，要经过培训、试点、中检、预验收、验收等环节，而且从调查表格、书写要求、到视频录制的每一个程序，语保中心都制定了明确、统一、规范的要求，这是以往语言调查研究所缺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