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从孕育萌发到基本形成，再到传承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个阶段是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至孔子论君子之前。这是君子文化处于孕育萌发状态的阶段。 从《尚书》《易经》等典籍的有关内容看，虽然这时“君子”一词的本义只是特指“君之子”，但“君之子文化”已初现端倪。《尚书》中“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之说，实质上表达了“君之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内涵；《易经》中有关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亨，君子有终”“居中”“得中”“处中”“安节，亨”“甘节，吉”“君子几，不如舍”等论述所蕴含的君子要警惕忧患、自强不息，要谦逊做人，要秉持中正，要崇尚节俭，要审时度势等思想，都是对君子品质的要求，是初期君子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阶段，“君子”一词的指向狭小，人们的君子意识淡薄模糊。但它作为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乃至传统人文文化的源点，为其后的孔子等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料，具有重要的“源文化”意义。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一次重大变革达到成熟状态的阶段。 这个阶段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相互争鸣、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君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孔子。孔子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前人的“君之子”文化加以继承和改造，创立了新的君子学说，实现了传统君子文化的重大变革。 一方面，孔子沿用前人的“君子”称谓，利用“君子”这个“题”铸就了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稳固的“外壳”和思想库，使“君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绵不断的鲜明标记。 另一方面，孔子利用“君之子”与“有德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在逻辑上进行从“君子是君之子——君子是有德者”到“有德者是君子”的命题转换，由此获得论述君子思想的广阔空间。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充分发挥，君子被赋予深刻丰富的内涵，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鸿铭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随着孔子君子思想的传播及不同学派间争鸣的展开，思想家们的君子意识逐渐浓厚；在孔子的私学教育推动下，社会的君子文化舆论和价值认知也逐步显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经形成。但由于这个阶段关于君子的表述过于散乱，也给君子文化的后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个阶段始于西汉王朝并延续于其后的全部封建社会。 这个阶段是中华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二次变革并实质上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传承发展阶段，实现第二次变革的主要推手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思想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同时，由于先秦君子文化的诸多不确定性，更由于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西汉以后的君子文化可谓腐朽与进步、精华与糟粕并存，在官方和民间以及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呈现严重的立场分化和观念分化。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由君子精神、君子观念、君子境界、君子胸怀、君子修养、君子作风以及君子价值标准、君子文化认同、君子人格教育、君子治国理念等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多因素多层次的文化体系。它携带着民族文化基因，养护着民族文化血脉，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其一，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道德经验和道德情感的人格升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和道德智慧，是凝聚中华民族道德力量的情感纽带。 其二，它最精华的东西是自强不息、尊道崇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着涵养民族精神、弘扬价值观念、引领道德风尚的重大作用。人人都可以做君子、应当做君子，是君子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追求和民族共识；君子价值观念广泛深入人心，是人们道德生活历来遵循的价值标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所塑造颂扬的君子形象数不胜数，生动鲜活地感染人、引导人。  其三，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传统和主要形式，以它为平台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在《论语》中孔子实际上把“有德者”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比如，仁、德、义、礼、智、信、勇、和、中、忠、孝、悌、勤、廉、耻等，都打上了君子的烙印。在西汉之后近两千年的文化淬炼中，中华传统的人文话语体系同君子文化的话语体系一直呈高度重合状态，君子人格也就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主体人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