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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 胡 惠 林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200030）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这场新文化变革和以往任何一次文化变革运动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文化建设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和文化建设实现方式和途径的革命性变化，在实现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化的同时，推动和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结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深刻变化。文化产业是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力量形态与核心要素，是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涡流”中心和“台风眼”。在创造性破坏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文化观念和文化结构的同时，文化产业正以其独特的形势和力量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新经济和新政治格局。 一、 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新文化变革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建设重建世界文化新秩序背景下发生的，是在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重新确立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发生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变革是这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新文化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鲜明特征。从文化的内部因素来看，这一新文化变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文化建设形态的多维化 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在处理文化和政治、经济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经典性的依据，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表述：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这样一个关系性判断，在今天仍然是我们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毛主席主要谈的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还不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观点和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文化思想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的理论革命，实现了从单一地强调和突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建设和作为斗争形态的意识形态建设，向观念形态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建设同时并举、同时服务于先进文化建设、服务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建设格局转移。 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必然的提出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形态和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文化产业多元发展政策和文化市场准入提出了先进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新要求，外资和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带来的新的挑战：资本以营利为目的和先进文化建设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以思想理论建设和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建设永远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但是，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建设的形态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形式。根据发展了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任务，把掌握和运用新的历史形式来推动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实现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目标，这是执政的重要规律之一。 对文化理解的深刻变化推动了文化建设形态的合理性回归。它标志着中国的执政党开始了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上，而是根据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认识，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的新阶段，从而形成了新的路线图和结构图：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意识形态革命——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体系——市场竞争体系建设。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党的十六大，文化建设形态的多维化理论的提出，构成了党的文化执政能力的新的内容结构和新的历史使命：要把文化产业作为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意识形态建设来抓；要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来抓；要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发展文化生产力来抓。 2、文化发展动力结构的多元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文化的发展，我们比较地强调意识形态建设，比较关注思想理论建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动力结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文化产业的提出和建设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发展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选择。观念形态革命必然导致向制度形态革命转型，向文化发展动力结构的多元化转型。文化产业在中国的提出和发展作为中国新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和内容，文化产业成为文化生产力，解决了文化发展的生产力结构问题，当不发展文化产业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综合文化国力便不能得到发展和增强的时候，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之一。 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分类指标体系的提出，实际上对我国产业结构体系根据已经发生了的条件和情况作出了战略性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重要的产业政策调整。如果说，1985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把文化艺术纳入第三产业范畴只是完成了对文化艺术形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属性定位的话，那么，2004年国家统计局关于文化产业分类指标体系的提出，则是完成了对文化产业形态的统计学划分，为国家制定新一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了新的国家产业发展标准及其合法性依据。而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划分是对已经发生了的文化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肯定和确认。这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产业政策。他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整个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的调整和空间布局。新文化变革因为有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这样一种以前所未有的动力结构而建立了新的方向。 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经济制度，实现单一的市场主体向多元的市场主体转变，社会办文化和境外资本力量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多元力量结构。这两种力量在国家的法律法规范围内从事经营性文化产业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动力结构的单一性，实现了由单一的文化建设主体向多元的文化建设主体的战略性转移。 3、文化发展机制的市场化 需求是人类社会一切变革的母体。需求是一切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机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制度条件下需求体现的公平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曾经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性表现形态和发展机制。当中国新文化建设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需求时候，不采取这种制度性安排便不能满足新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性需求的时候，计划经济也就成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选择机制。但是，当计划经济更多地体现和强化了制度需求的主观性，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客观性以及这种需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性和满足性程度不能得到实现的时候，文化发展机制的创新便自然的成为新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和参与全球化资源配置和文化市场竞争的外生需求，改变了动力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动力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文化发展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转化。中国要参与全球文化资源配置和文化市场竞争，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和规律提升文化的竞争力。这是中国新文化发展到21世纪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成为新文化变革最主要的内生机制。 4、文化变革力量的数字化 文化载体的变革是一切新文化变革的标志。文化发展的数字化生存是当下文化发展形态最重要的革命。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信息内容产业将从根本上融合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一旦技术上的进步被用于文化目的，并且已经用于文化目的，他们便立刻几乎是强制的、而且往往是违反文化主体的意志，而引起文化发展方式上的变革。改变文化产业竞争形态、竞争领域和竞争方式，大力推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文化变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运用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化控制文化产业分工和文化市场走向，进而实现文化控制已经成为掌握文化变革主导权的重要力量。 以数字化为先导的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态结构，数字文化在缔造一种文化形态的同时，正在塑造着全新的文化新生代。年轻一代对于数字文化的偏爱，显示着新的一代文化取向的转型，这种转型具有五四时期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同样重要的意义，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转型过程中掌握文化创造的主动权，成为有一种新文化的缔造者。文化产业数字化正在缔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正在形成与传统文化形态的尖锐冲突。能否掌握中国未来文化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能否创造和形成一种能够被未来称之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关键就在于能否掌握对于现代新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 5、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成为新文化变革的核心 市场主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同时要求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文化生产力的全面解放有赖于文化生产关系的全面转变；新文化变革的伟大实现有赖于国家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之间的矛盾；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新文化变革就是要为解决和克服这些矛盾提供全新的智慧。正在深入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次由执政党推动的在文化领域里进行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选择，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变革。不是全盘否定和彻底革命。而是主动寻找文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克服在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超越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设计上的历史局限性，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选择，这是与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最大的、根本性的区别 6、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寻求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新文化变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深入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变革是世界文化新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同国际文化资本的较量过程中，重建中国文化发展的力量结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伟大崛起，成为这一次新文化变革的战略意图和直接目的。 二、 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这场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运动是从文化产业开始的。文化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形态，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创新和实现。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新文化变革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走向。 1、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将成为校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走向的指南 和谐社会是对理想目标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社会存在于社会运动形态的一种生态描述，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我们党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同时并存而提出来的一项既要抓住战略机遇、又要克服各种矛盾冲突的国家发展战略。 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和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构成当前我国文化危机的主要因素。克服文化矛盾、消除文化危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文化利益的充分享有、和公民文化民主的充分建立，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容的实现程度，将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变革的民主化走向和新文化价值观的缔造。文化产业发展要为社会提供新的文化权利和文化利益实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和产品支持。能否把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成果转化成可供公共文化消费的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把切实的经济效益转化成可行的社会效益，为社会公平和公民精神健康提供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支持，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新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文化产业应当成为新的文化积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2、文化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形态。 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必须经历和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战略过程和目标。他是正在发生的中国新文化变革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不同，这场将改变中国文化发展前途与命运的新文化变革，是执政党根据发展了的世界文化形势而主动作出的制度革命选择和意识形态执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的文化建设体制，转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轮驱动”双重发展形态的新体制，成为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内容和要求，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和重要途径，这是基于对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转型的崭新判断。意识形态执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必然导致对意识形态生产资料占有形态的战略性转变。积极推动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战略安排，必然构成了我国文化力量格局的调整，从而赋予了在转变意识形态执政方式的历史进程中“执政为民”和“为民执政”的全新理念。多元文化资本的进入构成了与原有文化利益格局的冲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利益冲突和需求。新的文化利益需求包含着对和谐文化建设的深刻诉求，包含着对公民文化权利充分实现的深刻诉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得到有效地克服，公民文化权利如何得到充分的实现？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了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国家文化权力构成形态的转变，是从文化集权向文化分权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放弃政府的文化权力，而是通过这种文化权力的转移，充分地实现公民文化权利，重新提炼政府文化权力的质量；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种转变是文化生产力构成质量和构成形态的革命性转变，它提高了党的文化执政能力的现代指数，使得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够转变成大多数人的文化利益，形成了政府、社会、公民共同办文化的新格局。 2、文化产业数字化将继续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革命潮流。 文化产业数字化在深刻的改变传统文化产业增长方式的同时，构成了对传统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必然引发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传统文化产业在通过数字化革命提神自身的优势竞争力的同时，也向新兴文化产业提出内容革命的要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是未来中国新文化变革的总趋势，必将带来中国文化建设形态更为深刻的革命。当科学技术成为观念的生产和传播的力量的时候，数字技术就同时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和文化力量的存在。实现数字技术从手段和工具向力量和内容的战略转移，是数字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大趋势。数字技术如果不能完成向内容的战略转移，将会造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新文化变革的深刻的战略性危机。因此，如何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多宽的领域里占领文化数字技术的高端市场，就不仅是技术革命问题，而且也是新文化变革问题。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影响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 4、大区域文化产业集群的崛起将深刻改变中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的力量结构，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行政壁垒）将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新文化变革是一个在对过去的解构过程中建构未来的文化革命。唯有实现对于既定利益格局与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突破与超越，才能实现新文化变革的伟大成功。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发展，打破传统的文化产业空间模式，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力量很分散，由于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在规划新的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同时实现对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战略性整合。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这都是新的区域发展概念，同时也是和谐发展的概念。他要求突破一切妨碍发展的人为束缚。这种区域发展正在演变成为大城市集群发展的追求。如何整合区域资源和力量，形成共同市场，共同的利益群体，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利益增长，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新文化变革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为传统的行政区域理念输入新的智慧元素。这就给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和区域布局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改革空间。中部和西部都曾经辉煌过，是中华文化版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的缔造性力量。中国的新文化变革是要重新创造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要在改变中国文化产业的力量格局中，建构东西南北中全面和谐发展的中华文化新版图。没有中部和西部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的全面繁荣与发展，就没有中国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就没有中华文化超越自身历史的伟大复兴。 5、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将深刻地带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为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新的思维空间。 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的更加多样化，使得物质经济和非物质经济的发展不再有截然的文化和审美的分界线。在非物质经济成为新的财富增长方式的同时，物质经济也开始成为新的文化的实现方式，成为人们的文化生态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人居环境的现代化建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对老工业基地的美学改造，上海、杭州等城市在利用现代文化符号对传统的工业结构进行艺术重建的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使得每一个过去的人文遗迹都成为一种艺术的结果和审美的存在。物质经济艺术化和审美化，赋予了物质经济形态全新的社会价值。艺术设计和艺术创造在改变传统制造业和传统经济的同时，正在改变着人们对老工业基地和废旧厂房这些工业文明符号的审美认识。工业化进程中历史人文价值的再发现，会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我们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思维方式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物质经济在向非物质经济运动的过程中，将在文化产业的创意运动过程中锻造出新的生产力形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发展形态。 6、文化产业面临自身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移，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和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强弱的战略性标志。 文化产业属于集约型文化经济形态。这是由于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智力创造所决定的。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过程中，人们之所以选择文化产业作为战略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就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文化产业自身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问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最大的战略性差异就是：我们输出产品，他们输出版权，成本与效益呈现出截然的反差。版权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竞争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因此，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和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强弱的战略性标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战略不能走低端产品发展的粗放式老路。只有实现文化产业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才能够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战略作用。中国的文化新变革也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锻造成它的内在的成长性能力。而这一战略目标只有在全面的文化创新能力的根本提升过程中才能实现。 7、文化法律建设的进一步到位和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建立，将使中国文化民主建设进入一个依法管理的历史新时期。 开放的文化市场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市场。文化市场开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民主的一个标志，同样，文化市场规范化的现代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标志。这一标志是以文化法制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表现出来的。宪政精神是最终反映一个国家文化民主进程的。中国的文化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备，离开完善的文化法制体制的建立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国家法制化进程的巨大努力和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发展，已经为我国文化法制建设提供和创造了条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大力推进的国家文化市场法制建设所营造的环境，已经为中国文化法制体系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加强立法建设，通过法律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因此，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更加开放，各项文化产业法的建设的进一步到位，将使中国文化民主建设进入一个依法管理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新文化变革在经受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同时，也将获得新的生长机制。 中国的对外文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也不是不要制度保障的。我们的文化开放是在法律框架下的开放，是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作出的承诺开放的。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这是中国在发展文化产业和推进文化民主化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的。 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和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民主建设和中国新文化变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三、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运动。一次是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以民主与科学为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就是20世纪末发动的、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动力、以文化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文化目标的新文化变革。这两次新文化变革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中国面临全球化挑战和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发生的。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第一次新文化变革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形态和发展道路，他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挑战；第二次新文化变革是改变中国建设的形态和发展道路，他的直接成果是以改革开放的方式荣，以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回应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挑战。前者以民族思想解放为特征，后者以国家制度创新为特征。但是，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变革运动相比，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思想解放而发展成文化解放的自然过程。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变革口号，也没有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专门的组织运动形态，更没有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推动，而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后逐渐形成和清晰起来的。 两次新文化变革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中国面临全球化挑战和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新文化变革是与鸦片战争，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二战结束。这次新文化变革的特点是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全球化的挑战开始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进程的，是中国的传统封建主义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第一次的全面对撞。其结果是为中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并找到了克服中国落后的必由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划分中国历史断代的界标性事件。中国现代政党制度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获得了现代的意义。第一次新文化变革的发生是由与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而发生的，寻求的是文化形态自身的转变，具有很大的自发性。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所激发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觉悟。也就是说，这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在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酝酿在中国社会内部渴求变法以求新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催生的。新型的知识分子是他的主导力量。追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是他的主要内容。在那时，现代文化产业在中国也还刚刚起步，也还没有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而被认识，并且主要的还是以配角的身份表现在新文化变革这一平台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使得中国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形态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成果。 第二次新文化变革是在中国疏离世界体系20年后主动寻求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之路时发生的。文革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成为它标志性事件。在他的第一阶段，带有明显的补课的特点，补上对于世纪的认识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这一课。特点是在全面地反思过程中的全盘西化，具有与五四运动项类似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速冻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中国开始“复关”，才真正开始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自身的全面三四和全盘西化，随着中国1989年的社会阵痛，真正开始了对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努力。大众文化开始成为市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研究，使得中国新文化变革真正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开始了。与第一次新文化变革相区别的一个根本区别，文化产业由于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责任而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被发现，并开始发生作用。文化体制改革随着新文化变革的逐步深入开始占据新文化变革的中心。当不变革文化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便不能发展、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时候，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核心问题便凸现出来了。解放文化生产力成为全部新文化变革的主题。所有则一切都市在全球哈背景下发生的，是在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发生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共同同导致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新文化变革的全面发生。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主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的话，那么，这一次新文化变革确实在体制和机制领域进行新旧文化的交锋与冲突，更多的是在体制层面上进行。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成为主要内容。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生产关系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是由国家执政主体主动发起的一次自我革命。 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核心是推动新经济变革、新政治变革和新社会变革：为经济变革提供产业转移空间形态、为新政治变革提供文明构架、为新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和谐认同涵养，为文化自身变革提供全新的内容与形式：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体系、新形态、新道路、新制度、新模式、新创造，新超越。 作者简介： 胡惠林，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文化发展纲要》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建设文化强省顾问、重庆市文化改革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主编；主要从事文化战略与管理，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多项。主要著作有：《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学——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