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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对理想及实现理想道路方式的坚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实际上为文化自信确定了目标。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人的科学”基础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充实我们的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人的身心方面有大量实证的理论和方法，如果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将能为实现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三教合一”的论证和物证远远大于它们冲突的方面。由一般的做人孝道、劝人为善，到治理家国、成物参赞，最后明心见性、悟道成圣，自内圣而外王，一切皆围绕“人”，成就大我，同化无际，将人提升到无限境界。将做人由低至高，诱导进入高级境界，擢拔人生，自然十分吸引人们超脱功利，不断修正自我，校准方向，以为信仰。今人往往浅视家宝，殊不知其中自有西方学术所不及者。不要说其中高深道理，玩味至深难以企及，就是一般做人之道理，若不宣说，仍不知者多。如《礼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似乎与当今普遍重视职业知识教育的目的不同；又云“建国君民，教民为先”，显然是把对国民的善性教育放在首位。化异域良善之教义、主义，充实加强完善，扩大延伸，研深精义。一体博大，恢弘气度，洋洋万千，辅育后人。起点明德为善，方向仍以至善为目标，个人以至社会皆可臻于完美境地。礼教礼仪入手，规范人身，由己推人，造成人与人、人与众生、人与整个宇宙偕同共生共荣。中国传统文化以内圣修为做外王功业，以出世心做入世业，超脱功名利禄之藩篱，实现即内在而超越、即中庸而高明，不离伦常日用，净心又不染污，有一套系统的修身修心修行之细密理论———从先秦发展到明清之际，自学术思想层面完成了现实人生的转化和超拔，以人道实修实证的科学精神，探索了人生真理。这种信仰建立在关于人的身心实证前提上，为“人的科学”、“生命的科学”奠定了根基。近代学人称之为“以人文代宗教”，实值得后人景仰行至。 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并把这一点与理想社会的实现联系起来，但总体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涉及的是阶级、政党、国家等群体层面的自由、平等和谐发展。个体服从于团体的需要，个体的信仰服从于人类绝大多数成员解放的需要。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精神信仰，从历史到现实，不断涌现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长留于人间正气、浩气之中。从坚持人与自然、社会高度统一的信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强调“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其中包含着如此深刻的观点：人的科学，相比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处在更高的阶段；未来关于人的科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往后将可能变得朝更加人性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形式，只有在这里，这种“完人”才会出现。“完人”的最高诣境是达到“自由”之境。“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可见，只有通过“自我认识”，才能发掘出自己的内在“尺度”、“本质”、“本性”，从而真正在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成为“主人”。但自由之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除了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实现物质经济条件的变革，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实现在社会领域甚至生命领域的解放。在人的特殊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根本统一性。如此而言，与自然、社会和自我融合为一的“我”，必是一个“大我”，并浑化于天地万物之中。机械的、单面的人最终为整体的、全面的人所代替。由原初意义上的自然人，成长为异化状态的人，再演进到更高程度的“完人”，这一合理的人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的科学”所要探究的对象。对理想信念的终极信仰，恰恰建立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的社会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科学”亦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关联起来。可以这样讲，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不只是一种社会状态的运动及其实现（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此相关），还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修养程度和水平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甚至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中，已经包含了这种可贵的理论探索。如果以此作为探索契机，那么，我们讲的“共产主义”远大奋斗目标，将切实和每个人的生命活动关联起来，看起来是“外在的”社会目标，将真正能够内化于己，亦避免很多在宣讲上遭遇的理论困境。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和个人命运关联的远大社会理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局限性便表现出来了：“内圣”修养方法与境界的模糊性、直觉性乃至神秘性仍很突出，不大合乎当今人类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而“外王”注重的是社会人伦关系，未能在自然、社会、人事广阔空间结构上建立起来。建立在古代农耕文明基础上、仅重个体自修自悟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文明时代人们身心的需要。只有汲取现代科学、哲学的成果，使之高度理性化，并开辟“人道”社会化的实践与验证途径，或能真正为东方的这种心性文明开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坦途，使之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认识并掌握了人的生命深层本性及实践的各层次规律，那么，一个“自由自觉”“自主自控”（认识、把握了做人的规律，并将之体现在自身上，可掌控自我命运的变化）的时代，真正的人的开端，其实现就有了潜在的特质基础。它所造就的可能是比现代物质科学文明更高的人的科学的文明。同样，这一理念也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理想社会相一致。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中华文明的复兴，它不是简单的回归，毋宁说是螺旋式的上升。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