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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艺术上，中国人一般是接受不了悲剧的，中国的戏曲大都是大团圆结局。唯有这样，人们在欣赏之余才能心安理得。在中国人视之，维纳斯的断臂之美不过是一种缺陷。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 《易传》上有两句话，足以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般认为，自强不息强调的是刚健进取、积极有为的取向，是超越自然主义的姿态。其实这是一种误读。领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需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孤立地阐释并发挥这句话的意思，要同时联系另一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领会，这样才能全面而完整，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二是即使单方面看，也不能无视“天行健”一句当中隐含的“天垂象，圣人则之”的关系，即君子的刚健进取的合法性仍然来自对天象的顺应而不是违背。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所形成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构成一个太极图式。阴阳观念最早源于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钱玄同认为“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生殖器的记号”；郭沫若也主张阳爻（—）和阴爻（- -）分别是男女性器官的象征。此类说法有一定道理。《易传》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按照人类心智的生长节奏，人首先有一种自我意识，然后才确立了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尺度，从而衍生出对象意识。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所说：“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做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的性别意识，乃是人类自我观照所最早把握者。 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型，阴阳互补的太极图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规定着中国人的求真、致善和审美活动。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的真善美功能： 中国人喜欢用阴阳关系来解释自然界和人自身。《大戴礼记》说：“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二气之化也。”《黄帝内经》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人体疾病源于阴阳二气的失衡，“阴阳乖戾，疾病乃起。”“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只有“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人才不至于生病。西周大夫伯阳父认为地震缘于阴阳失序，“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淮南子》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汉儒董仲舒也用阴阳观念解释自然现象：“大旱者，阳灭阴也……大水者，阴灭阳也。”欲防大旱，就须“开阴闭阳”；而欲防大水，则须“开阳而闭阴”。汉代的王充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故“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他还用阴阳关系来解释雷电：“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阳乘之，阴阳分事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阴阳关系还为人的价值选择和伦理定位提供了根本坐标。一是预卜吉凶，所谓“以定天下之吉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二是为伦理秩序提供合法性来源。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根源于阴阳之道，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而“天”为乾，“地”为坤。“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显然，由阴阳关系衍生出了尊卑长幼之序，如董仲舒所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三是君子人格的建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实际上就是给出了理想人格的模式。君子的刚健进取人格，其根据在于“天”的阳刚之“象”。君子的宽容敦厚人格，则是对“地”的阴柔博大之“象”的模拟。 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阴阳互补的太极图式还构成中国文化的最高审美范式。在艺术上，中国人一般是接受不了悲剧的，中国的戏曲大都是大团圆结局。唯有这样，人们在欣赏之余才能心安理得。在中国人视之，维纳斯的断臂之美不过是一种缺陷。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大团圆”代表了太极图式的完满性。中国古典诗歌讲究虚实相生、有无相成，常用对比手法来营造特定意境，其中就隐含着阴阳消息。例如图形对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中包含“直—圆”结构。数字对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其中含有“一—多”结构。时空对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里面隐藏“时—空”结构。动静对比：“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其中藏有“静—动”结构。再如，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无不讲究用墨的深浅、浓淡、干湿、涩润，用笔的曲直、轻重、藏露、刚柔，线条的疏密、长短、粗细、繁简。汉代蔡邕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另外，书法中还讲究藏锋、回锋和收笔，戏曲唱腔中则讲究回腔，这些也都体现着太极图式中的“S”形结构。 S形曲线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德国思想家席勒认为，唯有曲线最具美感。S形曲线与审美的内在关联，在中国文化中有其古老的表现。早在商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正是螺纹图案，它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画符号，后演变为两个螺纹反向相连，构成一“S”形，它无疑含有审美意味。中国古典音乐也不例外。《乐记》把音乐的发生理解为天地阴阳的和合“乐者敦和”，因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用，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吕氏春秋》亦曰：“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每个民族都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这种追求，却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分野。可以说，恰恰是阴阳互补的文化原型，塑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宽容、博大的独特文化性格。 （本网经作者同意发表；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