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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7日，一份由博鳌儒商论坛提供的公共品——以“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六大标准为核心的“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在上海发布。作为该体系的发起人，黎红雷在发布会上掷地有声：“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流露出他对中国企业家弘扬儒家商道智慧的期盼。 发布会次日，记者来到黎红雷下榻的住所，伴着不时爽朗的笑声，带着海南口音的黎红雷打开了自己久远悠长的记忆库，“一切都是因我的好奇心而起的嘛”，从求学时期儒与商的思索到如今企业儒学学科的创立，从学术上的创新钻研到培育数以万计企业弟子的累累硕果……一句简单的开场白、一副特有的沉厚嗓音，黎红雷30余年“好之不如乐之，乐之不如行之”的治学研究经历一一展现。 追根溯源：企业文化背后是“德治”的儒家思想 古人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和企业，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德治”二字，这是传统文化和企业管理殊途同归之处。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让黎红雷的思维多了一份创新的底蕴，也让他的学术研究最终九九归一。 工厂八年再到学校，深耕比较哲学 1970年，来自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的黎红雷正值18岁，他怯生生地走进了广西百色造纸厂，成为一名年轻的学徒工。两年半的学徒期，五年后的转干，在这段时间里，敏而好学的黎红雷完成了从学徒工到正式工人再到车间主任的转换。这份在企业的工作，黎红雷一做就是八年。“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和学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做车间主任整天跟员工打交道，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是非常考验智慧的事情，那些年里我成长了很多。”黎红雷感叹。直至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自小被称为“读书种子”的黎红雷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高考这一难得的机会，并以高分走进了广西大学的校门。此后，世界为他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1975年，黎红雷在广西百色造纸厂车间早会上布置工作 一杯清茶的回味中，黎红雷回忆起自己求学时期的青葱岁月。那时入读的是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一年后才改为哲学系哲学专业，黎红雷主修的是中外比较哲学。沉浸在中西哲学家思想的汪洋中，黎红雷度过了惬意的大学时光，1982年1月毕业后他便留校任教。1983年9月，不断进取的黎红雷考取了中山大学硕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继续在比较哲学中深耕，《中法启蒙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他当时的硕士论文。成绩优异的黎红雷于毕业后再度留校任教，1987年他成为中山大学招收的第一位哲学博士（在职），洋洋洒洒十万字，短短一年内，博士论文初稿《天火的燃烧——西方思想与近代中国思潮》渐露雏形。从本科攻读到博士，扎实的哲学功底为黎红雷日后对中外思想的融会贯通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1986年11月，黎红雷在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宿舍备考博士生 学术转折，参观企业的意外收获 一次企业参观，成为了黎红雷通往管理哲学研究的契机。“1988年正逢企业文化热，系里组织我们这些老师去企业参观。在座谈会上，一名企业家说‘企业文化是我们企业家自己做出来的，和你们专家学者没有关系。’”在返校的路上，这句话如同魔咒一样回响在黎红雷的耳边。他一路深思，“这和我当年在企业工作时候用的那套思想不就是一回事嘛。后来回去我开始一路查，决心一定要查出一个水落石出来。我翻阅了第一本关于企业文化的书，也就是1981年小肯尼迪写的corporate culture，还有《日本的管理艺术》等等，我发现美国的corporate culture（企业文化）其实是从日本学来的，即日本的‘社风’。” 1950年代初，日本的工业还比较落后，日本企业专门邀请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博士,多次到日本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讲学。他手把手教日本人什么是企业，什么是管理，什么是质量等等，所以戴明对日本的影响甚大，以戴明名字命名的“戴明品质奖”至今仍是日本品质管理的最高荣誉。1960年代，日本的经济突飞猛进，美国特意组团前往日本参观为什么日本企业发展得这么好，日本人当时很诧异，“我们的管理都是跟着你们美国学的啊”，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同呢？其中一位日本企业家认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管理有95%是一样的，还有5%不同，我们有社风，包括社训、社歌、仪式等等这些东西。”  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博士 那么，“社风”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儒家的“德治”！一路“追查”的黎红雷对自己的这一发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当时已经着手博士论文，但黎红雷震撼于这些发现，直接去找导师要求更改题目：“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思路，现代企业文化用的就是儒家的思想，我要研究儒家思想是否可以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敢于质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精神为黎红雷开拓出一条学术新路。 填补学术空白，专著《儒家管理哲学》问世 那时候的中国，企业文化才刚刚萌芽，“儒家管理哲学”的概念在大陆还没有人提出，连其导师也未曾涉及过该领域的研究，黎红雷的这一设想可谓相当超前。“当时北京大学的赵靖教授曾写过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我为这个新研究课题向他请教，没想到他立马回复我‘太好了，你这是填补学术空白啊！’于是我就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但真正做起来也不容易，毕竟我不是学管理的，要知道儒家思想是否能够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起码要知道现代企业管理到底讲些什么。” 一贯雷厉风行的黎红雷花了一年时间专门研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当时大多数西方管理学著作还没有中译本，而黎红雷在中学学的是俄文，英文底子并不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黎红雷下了“铁杵磨成针”的功夫，去管理学院资料室查找资料，阅读全英文版的著作，翻着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找，最终把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理顺搞清了。与此同时，黎红雷还将美国人写的corporate culture编译为中文，取名《美国企业文化》，并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解写了一本《中国企业文化概论》（这两本书均于1989年正式出版）。 “我们儒家讲的是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也一样，需要把‘人’的问题解决好，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管理。”研究透彻的黎红雷对于儒家管理思想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其25万字的博士论文《儒家管理哲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管理的角度看哲学的“四论”，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第二部分则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的“六观”，主要聚焦管理的本质观、人性观、组织观、行为观、控制观、目标观等。“当时我讨教了两位老师，一位是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成中英教授，1979年他在台湾地区发表过文章《论中国管理哲学》，另一位是台湾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曾仕强教授，他在1981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管理哲学》，于是便写信向他们两位求教。”  黎红雷专著《儒家管理哲学》 1991年，黎红雷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93年，黎红雷的专著《儒家管理哲学》正式出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万字。导师李锦全以及成中英、赵靖教授分别为该书作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赵靖教授特别提到了黎红雷的学风：“通读其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原稿，竟然没有发现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这在当今是很难得的，文章的思想更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对文字的尊重，黎红雷归结为曾经“在中文系学习训练的结果”。  1991年6月15日，黎红雷通过中山大学首位哲学博士论文答辩 赴美取经，协助成中英完成“中国管理哲学”架构 1994年，黎红雷决定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跟随成中英教授从事比较管理哲学的博士后研究，在做学术之余更将中国哲学带到了世界。“现代企业的管理，虽然我们总体上向西方学习，有些东西西方有的我们也有，但我们有的西方未必有”，黎红雷向记者解释道，比如“自我管理”是德鲁克1985年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一个不能把自己管理好的人很难设想他能当个好的管理者。而这个思想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修已安人”、“正己正人”等等皆是此意，感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黎红雷做了理性的选择，“不管如何，美国毕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源地，我要去美国学习取经。” 一年多的博士后生涯里，黎红雷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成中英教授完成“中国管理哲学”这一架构。虽然成教授从1979年就开始写作相关文章，但论述还很零散，也没有专著，黎红雷便从搜集整理他的几十篇文章开始，将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并协助提炼完善C理论等。“当然，我也在那里做助教，偶尔讲讲课。”让黎红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给美国本科生上中国哲学课，他曾记得与当地老师的一番对话：“你要我讲多长时间”？“你认为你可以讲多长时间？”“中国哲学，你让我讲一年我可以讲一年，让我讲一个小时我也可以在一个小时里讲清楚。” 面对美国人的将信将疑，黎红雷在教室黑板上首先画了一个太极图，“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图腾，阴阳结合，生生不息，在没有文字表述之前古代中国人就是用这个图形来表达我们的哲学思维。”随后他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分割圆形，一半白、一半黑，“这是你们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中国的哲学和你们的不一样，但这两种哲学各有千秋。”黎红雷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让美国学生充满了兴趣和新鲜感。“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只是为他们的课程做个点缀而已”，黎红雷一笑而过，而文化的传播有时就是这样不经意却意味深长。 协助成中英完成书稿《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后，当时的黎红雷也面临着“留还是回”的抉择，“我想了很久，做中国哲学的还是回国发展吧，回来有事可做！”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黎红雷的学术道路，更影响了之后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家的经商之路。  黎红雷跟随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从事比较管理哲学的博士后研究，并协助其完成《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 牛刀小试：一心向学，“被迫做官”搞改革 2017年9月，教育部公布“双一流大学”名单，中山大学哲学系赫然上榜。如今的中大哲学系人才济济、生机勃勃、闻名遐迩。看到这些，了解其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提到黎红雷的贡献。黎红雷曾经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七年、系主任十一年，为这个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当年他这个哲学系系主任其实是“激将法”所产生。这是他第一个尝试运用管理哲学的地方，也为之后成功培育企业家埋下了种子。 整顿系风，行政管理显奇效 1995年，黎红雷赴美归来，“哲学系副主任的任命书其实在我去美国之前就已经下来了，我回来直接就职，虽然中间有可以到外面从政的机会，但我没有去，我还是喜欢做学问。”黎红雷抿了一口清茶，悠悠地说道，“1999年底，哲学系物色新的系主任，当时校长找我谈话希望由我担任，当时我还是想一心做学问，校长对我说了一句‘听说你是研究管理哲学的，如果你连管理一个系都不敢接，那你这个管理哲学还有什么用？’”激将法下，2000年1月，黎红雷成为了新的哲学系主任，“在其位，谋其政”，黎红雷的管理哲学也有了用武之地。 上任之初，黎红雷就做了几件“大事”——引进人才并整顿办公室。黎红雷表示，办系，人才最重要。黎红雷先后从美国、法国、加拿大、香港以及国内各著名高校引进了二十多位关键岗位的人才。“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黎红雷引用诗句分别展现人才引进过程中的甜酸苦辣，当然，更多的是充满着喜悦与自豪。 人才来了，如何留得住？除了大家熟知的“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之外，黎红雷还特别提出“服务留人”。那时，教授们常常要浪费很多时间在报销、买机票上面，为了让人才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促进学科发展，黎红雷决定整顿办公室，搞末位淘汰，重新竞聘上岗。“以往办公室是为系主任服务的，现在开始要跟着我为老师们服务。我当时定的治系方针是‘公正、效率、和谐’，所有老师的出差、办会、报销一律由办公室负责，一下子效率提高了，风气也大变了。摆脱了这些琐事，教授们才有可能一心一意搞学问。” 在黎红雷的治理下，哲学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学科评估上的成绩也节节攀升，早期中大哲学系在全国排名第8，2005年教育部第一次学科评估，中大哲学系上升到了第5，2009年第二次评估排名第3，黎红雷的治系成效十分明显。按规定，系主任只能连任两届，每届4年，一共8年。2009年初，任期届满的黎红雷准备交班，新的系主任人选也已经公示，但在校长的挽留下，黎红雷延后了两年多，直到系友捐建的哲学大楼建成竣工才退下来。“精神共家园一体，名师与大楼齐辉”——黎红雷撰写的哲学大楼碑记让他颇为得意。如今，无数学子来来往往，感受着大师和大楼的风貌，这也是黎红雷送给后学们的“礼物”。  2013年11月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系楼“锡昌堂”落成典礼现场 教授《弟子规》，以“清醒剂”醒人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今年9月1日上午10点，中山大学哲学系2017级百名本科生齐聚哲学楼八楼礼堂，聆听老系主任黎红雷的开学第一课：《弟子规》与大学生。这是该系自2005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规定动作”。课上，黎红雷给出了三道题，第一是“计算题”，让同学们计算上大学4年预计要花费父母多少钱；第二是“思考题”，自己将来如何回报父母；第三是“课外作业”，把开学第一课的感受写一封信给自己父母。看似简单的一课效果却出奇的好，很多父母给系里写信，“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孩子的信，满是对父母的感恩之词，把孩子交给你们培养我太放心了”。在黎红雷看来，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利意识过分泛滥的今天，《弟子规》所强调的人的义务意识不失为现代社会难得的一副“清醒剂”。 黎红雷将自己编写的图书《弟子规行为准则》和《国学经典九百句》送给同学们。他告诉记者，《弟子规》的核心精神是“感恩爱众，自律自强”，学会感恩，就要从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 “不仅仅是《弟子规》，还有各种经典书籍，我最早在开学第一课上讲的是《中庸》，并且将其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因为我们中大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我们哲学系的系风‘尊德问学’都来自《中庸》。从2001年开始，每位学生在开学时就发一本《中庸》，我还专门开设了《中庸精读》这门课，到毕业时学生要把《中庸》背出来我才给他发毕业证书。”黎红雷笑言。  黎红雷在中山大学校园内率领学生朗读《弟子规》 现在，这一做法已经在中山大学全面推广。每年在新生的入学通知书中指定一部经典，让新生们在入学前阅读并撰写一篇学习心得，在报到时统一上交。经典篇目每年不一样，2013年是《弟子规》，今年是《大学》，为的就是让学生们不要“忘本”，接上五千年中华文明这个“根”。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学以成人”，自小浸润家风家训、为传统文化所感染的黎红雷，对当代学子的“成人”教育有着天生的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已经成为他和他的中山大学同事们念兹在兹的终身事业。 星斗浩瀚：展商道智慧，以儒家思想培植企业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这样的理念，源远流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当而且可以转化成现代人可以践行的智慧。”三十年来，黎红雷痴心不改，走出“象牙塔”，扎根大社会，在企业儒学、乡村儒学、青少年国学教育方面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充分肯定。 扶植华商书院等6大机构，赋予企业家“文化资本” 自1993年起，黎红雷开始陆续在各种企业家学习班、MBA班上讲课，开启了儒家商道智慧传播之旅，此后华商学院、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博鳌儒商论坛等品牌陆续叫响，而黎红雷也多次受邀赴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新加坡、越南等国家讲学。 黎红雷任中大哲学系主任期间，先后扶植了6个培训机构，其中以华商书院最有“名望”。2006年，黎红雷受教育部委托撰写的《中国管理智慧教程》出版，作为管理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拿来培养学生，学生成为老板至少要5年、10年，那我还不如直接培养老板。”在这样的初衷下，华商书院在当年的9月28日孔子诞辰日成立，12月1日在曲阜正式开学，至今已经开办编制班73期，编外班26期，培育弟子五千余人。2013年5月，黎红雷受哈佛大学之邀前往做报告，其中一场《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便是以其提议创办的华商书院为例。  华商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唯一只为董事长、总经理开放的书院，也是中国唯一采用“实地游学”教学方式的书院。黎红雷为书院题写了院训“尊德问学，修己安人”，确定了办院的宗旨“育商海领袖，铸中华商魂”，通过品读国学经典，探讨古代治国之道，兼修现代企业治理理论。黎红雷向记者介绍，华商书院提倡重视实践教学的风气 ，鼓励各班级组织学员企业互访，支持各地校友会组织已结业学员的后续学习，让学员感受到“一日进华商，终生不毕业”的熏陶，实现从“草根”到“君子”的转变。 十年间，华商书院学员中诸多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以至上市，背后都有儒学和国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培养的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当时开办的时候还没有一家是上市公司，现在已经有几十家成为上市公司了。”企业越走越正、越做越大，黎红雷也随之有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铁杆粉丝”。但在学术与商业的分岔路口，黎红雷始终不忘初心。“做老板的不做老师，做老师的不做老板，我的本分就是帮助企业家成长。”孟子之乐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黎红雷正是这样一位行之乐之的醇厚儒者。 复建“世德园”，文化涵养青少年 忙碌的黎红雷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向企业家弘扬商道的同时不忘关注青少年群体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2010年开始创办的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黎红雷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深沉的情感，“我来自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那是一个有500年历史的传统耕读文化古村，村里人不多，只有46户人家， 200多人，在‘吃番薯饭也要送仔读书’的古训激励下，形成了重视教育、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明清时期这里先后哺育出了3位举人、9位贡生和63位秀才。近百年来共哺育出了153位大学生，其中有4位博士。我本人就是在这里接受启蒙，从小吃百家饭、读百家书长大的。”四书五经、乡风民俗，深厚的文化土壤滋润着黎红雷的成长，也造就了他儒雅的性格。2010年春节，黎红雷回家过年，竟发现古村早已物是人非，大人们热衷于挣钱打麻将，孩子无书可读，这一幕让黎红雷倍感痛心，“绝不能让村里五百年的文化根基断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感觉责任重大的黎红雷开始为之奔波，召集村民恢复传统。收集家风家训、建设文化长廊，复建昔日的祠堂兼学堂“世德园”……2012年春节，面貌一新的大园古村被海南省文明办挂牌为“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每年举办夏令营，平时举办悦读班、书法班。并以此为基地，带动全省青少年乃至社会公众的国学教育。如今，大园古村已经蜚声全市、全省乃至全国，2017年9月，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美丽乡村”。目前，当地政府正在投入重金打造，使其成为万泉河边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复建后的“世德园” 一幕幕欣欣向荣的景象让黎红雷深感欣慰，“希望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教育基地，让更多的孩子能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话至此处，黎红雷铿锵有力、目光坚定。 发布“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首创精神财富评价 1980年代，张岱年先生用他的大历史观远见卓识地展望，中国将迎来理性纪念和研究孔子的新时代。1985年，由张岱年受聘担任所长的“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国子监成立。近五年后，正式更名为“中华孔子学会”。从2005年开始，汤一介先生接任中华孔子学会第二任会长，黎红雷为副会长之一。2015年，中华孔子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成立儒商会，黎红雷兼任儒商会会长。 如何建立学者与企业家交流的平台，“打通最后一公里”，将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家的实践智慧？黎红雷萌发了举办儒商论坛的想法。在哪里办呢？黎红雷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海南省琼海市正是大名鼎鼎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我们就办‘博鳌儒商论坛’！”黎红雷的想法得到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这三大国家级儒学组织，以及海南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2016年12月28日至29日，以“儒家商道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为主题的博鳌儒商论坛首届年会在海南博鳌隆重举行，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企业家，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发表了视频讲话，学者与企业家们同台论道，收获满满。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在他们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现代管理科学的教育。那么，他们到底靠什么办企业？对此，黎红雷给出了一个答案：“文化资本”，并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文化基因和财富密码。今年6月，黎红雷新著《儒家商道智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巨大反响，被誉为“企业儒学的拓荒之作”。  2017年6月，黎红雷新著《儒家商道智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让别人有路可走。“古往今来只有人评价物质财富，比如福布斯排行榜，但从来没人评价过精神财富，它很难评，但我就要做好这件事。若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不仅有益于中国，还将影响未来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时半年，先后征求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以及上千位企业家的意见，九易其稿， 今年9月17日，黎红雷携其团队正式向海内外公开发布“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 ，为当代企业家运用儒家商道治理企业提供了一条便利可行的操作途径和严谨规范的评价体系。其中最核心的评价标准“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更是黎红雷希望看到的现代企业家的君子风范、儒家风貌。“这些评估标准接下来还将进一步细化，首届评估结果将于12月16日举行的博鳌儒商论坛2017年年会上正式公布。”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黎红雷乐此不彼。  2017年9月17日，黎红雷在上海作《关于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的说明》 路漫漫其修远兮，遵循着儒家思想的道路，黎红雷一步一个脚印把儒与商完美结合，将古人智慧实践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好之、乐之，更起而行之。黎红雷曾在博鳌儒商论坛首届年会上赋诗一首：“海浪河波一线连，商儒携手更无间。济民济世思同向，立命立心责共担。端木生涯存旧典，陶朱事业续新篇。放观玉带滩头外，碧水蓝天点点帆。”无人走过的路，正在脚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