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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1.纵横家思想为主说。汪耀明《论<战国策>》⑤说:“综观《战国策》一书,它是以纵横家思想为主的,不过,它也有些儒家思想和其它观点,同样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谭家健则说:“《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郭预衡《<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序》谈到思想倾向时也说:“《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大不相同。《国语》和《左传》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而《战国策》主要倾向纵横。”他认为《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思想意义较高的篇章并不代表主要思想倾向,只有书中大量存在的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才能真正代表纵横家思想、成为《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并且对“虽丑恶而真实”的纵横家思想的真实反映给予肯定。但他认为对《战国策》纵横家的思想倾向研究有待深入。熊宪光说《战国策》“所记主要人物大多为战国时代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的谋臣策士、说客游士”。“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诈伪之谋,充溢全书。即便是儒、墨、法、兵各家代表人物,如孟轲、荀卿、墨翟、韩非、吴起之流,一入其书,也无不带上鲜明的‘纵横’色彩”,所以“纵横家的思想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却是勿庸置疑的”。熊氏还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事方针等四个方面对《战国策》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探讨。认为重计、重利、重时正是纵横家的思想特征。2.否定纵横家思想说。谢东贵《(战国策)思想新探》⑥提出“纵横家思想”的说法不能概括和代表《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原因有二:一是“纵横”是外交和军事相结合的一种策略,不是学术派别,纵横家也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思想。二是纵横家的事迹在《战国策》中也并不多见。他以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为观照,认为“《战国策》透露出许多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崇尚智能。这是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代表此书的主体意识。二是宣扬个人的功利追求,否定礼义的反传统精神。他又认为这些思想都标志着人的初步觉醒。3.多元思想说。刘美生《内容驳杂,色彩纷呈———谈<战国策>多元的思想》⑦说:“《战国策》一书,内容驳杂,色彩纷呈”,“全书涉及到战国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表现出多元的思想内容”。 可以看到,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突出“人”的因素。熊宪光谈到纵横家举贤使能的用人主张时,指出“这种崇尚‘贤人’的思想首先是建立在重视‘人’的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战国策》中,更有不少篇章表现出作者对‘人’的作用的重视。”王佩娟《难能之处在于“真”———评<战国策>的思想价值》⑧也指出“作为下级的策士,有了相对的独立,他们在为豢养自己的上层统治服务时,要求代价,提出交换条件,……这种相对独立人格的形成,标志着士的个人意识的觉醒”。谢东贵则更是鲜明地断言崇尚智能是《战国策》一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而崇尚智能正标志着人的初步觉醒。“《战国策》作者处在强者称霸、能者为官竞争激烈的战国乱世中,异常清醒地了解人的作用和价值,排除神秘鬼神思想的干扰,高扬人的因素,重视人的主体意义,为后人的觉醒,起了启蒙作用”。他进而指出:“《战国策》称颂追求个人功利的言行,实是深化了春秋以来的义利之辨,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首次肯定了人的价值”,“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追求”。2.突出“真”。郭预衡在《<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序》中谈到苏秦追求富贵利达的言论时,说“苏秦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实地说出内心的思想,是应该给以恰当的历史的评价的。即便站在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高度看来,是丑恶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赤裸裸的,未曾掩饰的。”与“美丽而虚假”相比较,他肯定这种“虽丑恶而真实”的思想的反映。刘美生分析了策士追名逐利的价值观,指出“虽然有唯利是图之嫌”,但“他们出智慧,统治者出利禄,这是符合互惠互利的公共关系原则的。再说他们就某种程度上也为国分忧,于己于国都有利。因此,无可非议”。王佩娟也指出“战国策士的这种追逐势利富贵的共性,乃是特定境遇的产物。它与时俱生,因此既不必褒其美,称其正,亦不可贬其丑,斥其邪,它是时代给策士留下的深深烙印。”她认为《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真”,是战国策士追逐功利的形象和新兴封建势力不加掩饰的唯利本性历史面貌的真实写照。“这正是《战国策》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3.涉足新领域。《<战国策>谋略思想析要(文摘)》⑨说:“于汝波在《南开学报》1990年第三期对《战国策》的谋略思想的要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国策》以崇谋尚奇、避害趋利为主旨,揭示了远算者胜、近谋者亡的谋略观。政略上,主张不战而胜,伐交屈敌;兵略上,强调按兵后起,诡诈取胜;治国上,倡言以智治国,驭能使贤;哲学思想上,突出‘权借时势’。”且批判了书中唯利是图、片面强调诡诈等思想糟粕。 四、《战国策》的“拟托” 《战国策》中的“拟作”、“拟托”现象早已受到学者的关注。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指出“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杨宽《战国史》认为《战国策》是根据社会上流传的“权变”故事编纂而成的。唐兰《<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也指出《战国策》中“曾拟作苏秦合纵和张仪连横十多篇。”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确定《战国策》全书共460篇,其中竟有93篇是全部“依托”或部分“依托”的。因此,《战国策》被排除在信史之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则从文学角度重新评价了《战国策》中的“拟托”,认为“拟托”虽降低了《战国策》的史学价值,反之却增加了它的文学性。邱永山《先秦历史散文写人艺术的杰作———《<战国策>》文学成就之一》⑩据文学的虚构特征,指出“拟托”、“虚拟”正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方法,认为此书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就在于运用了虚构艺术。董正春《<战国策>“拟托”刍议》○11则从辩说的角度指出,“‘拟托’常被用作论据”,此类论据在《战国策》中可看作是寓言故事;有时“拟托”又表现为夸饰,易增强游说之辞的生动性、趣味性、新奇性。所以作者认为“‘拟托’的羼入,史料价值降低了,但作为文史性散文却有许多可供研究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