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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念的变革和文化的突破是纵横家产生的思想基础 (一)文化的突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类告别了巫史文化的时代,精神处于大转折时期。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掌握神人交流特权的巫史卜祝便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控制大众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文化逐渐由神事转向民事,古代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有关祭祀与作战的知识就十分受重视,周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战国,王纲解纽,文化垄断局面被打破,这时的文化突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私学的兴起,等级限制被打破,教学内容的变革。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从此私学之风大盛,许多士人授徒讲学,从而开始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私学的风尚。孔子有教无类,文化教育突破了等级限制,许多平民接受知识成为智能之士。文化的下移和庶人的上升结束了奴隶主贵族特别是上层贵族垄断精神文化的历史,开始了士人代表社会精神文化的时期。这时的知识已突破了以前的六艺技艺的传授,私学兴起后文化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教育成为一种平民文化,教师由官吏变为普通士人,教育的自由造就了思想学术的自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灿若星辰的思想大家,也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的士人,新型士人没有旧有士人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因而摆脱了统治阶层的束缚。这些文化精英的出现是战国文化盛世的主要承载者。学术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突破,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一次大变革,是战国纵横家出现的文化前提。 (二)社会观念的变化。与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革相适应,战国思想文化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春秋“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的具体事实,打破了夏殷时的唯神论和西周的天命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富无常贵,民无终贱,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民为神主,吉凶由人”[6](《昭公十八年》)等民本思想已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人的个体意识在觉醒,群体意识在增强,特别是一些智能之士已不再受过去森严等级的束缚,力求施展自己的个人抱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个人际遇。这种观念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出现了体现新兴势力和平民意志的新的政治伦理观。各国通过变法,不同程度地打破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权力下降,大批贤能之士被任用,选贤任能,“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7](P121),“食有劳而禄有功”[8](卷第七)已成为时代的口号,各国君主已认识到世世安享尊荣的世臣们已经变得平庸,无法担当复杂的形势下平治国家的重任。大量任用下层士人、平民已经成为一股社会潮流,这些下层士人靠自己的才能或军功入仕,没有世袭特权,他们朝气蓬勃,毫无约束,是一股新生力量,是社会上的个人价值力量的具体体现,这反过来又推动着人们意识的变化。 四、选拔制度的缺失最终促成士人的兴起、纵横家的涌现 周朝统治实行世袭制,宗法等级制将普通人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世袭贵族把持权力,力量强大,国君逐渐感到难于控制;一是士人没有正常的晋升之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战国时期各国都进行一些改革,开始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选拔一些人才以便与世袭权利抗衡,世卿世禄制开始松动。在“力功争强,胜者为右”[9](刘向《战国策序》)的时代,为了应付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各国都大力求贤,具有智能的士人便受到特殊的礼遇。一些士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走公室,跑私门,进行游说。但实际上宗法贵族的势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世卿世禄制的废除,各国都提出赏贤与功的口号,但都未来得及建立一套用人机制,人才的选拔,官吏的任用仍处于无序状态,各国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选拔制度。在整个春秋战国官吏的来源是世袭,举荐与自荐。为了能够脱颖而出,许我人头悬梁锥刺股,锤炼智谋,揣摩辩术。游说入仕成为非宗法性的士显名建业、实现抱负的捷径,也实际上是当时平民除军功外惟一可行的上升路径。而战国没有人才选拔程序和标准,能否重用全凭君主定夺。选拔制度的缺失使得有志之士只能纷纷挤上了游说求仕之路。辩术成为当时一般士人接近权力的敲门砖,游说纵横之士遍行天下。当时儒墨名法等等都周游列国,游说求用。只不过有些学术和主张过于迂阔,不切实际而不得实行,有些有因为时机不对或者对象有误而错失良机。如何打动君主和当权者的心是晋升第一要务,也正因此,游说、权变成为士人的必修课。而这实际上是纵横家的典型特征,也只有纵横家应用得最为娴熟。《鬼谷子》里许多篇章都是讲揣摩术的,这在其他任何诸子之家是没有的。也正因为选拔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大批士人走上游说之路,从而中国智谋史上的奇葩———纵横智谋,也成就了一大批翻云覆雨的纵横家。所以有人说“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9](P1356)。纵横家正是运用权谋,施展辩术,取悦于上,从而从一介平民跃于庙堂之上,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晋升之路的艰难成就了纵横家的辩术和智谋,选拔制度的缺失促使纵横家以游说这一种独特方式出现,而纵横家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度的过渡。 综上所述,纵横家是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有的产物。春秋战国经济发展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为纵横家准备了人才基础,而思想的解放,文化的突破为纵横家提供了思想渊源。战国动乱的局面,七雄实力的对比和各国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纵横外交策略,是纵横家产生的历史需要,而选拔制度的缺失正是纵横学大放异彩,纵横家涌现的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徐宣传[M].长沙:岳麓书社, 2002. [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3]班固.汉书[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9. [4]孙武.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5]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3. [7]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 1994. [8]四部备要(史部)说苑·政理[M].上海:中华书局, 1994. [9]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