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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入史说曾祺——读《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孙郁是以鲁迅研究名世的学者。近年来,他由鲁迅研究扩大到中国现代文学,又由现代文学扩大到当代文学,不断推出研究著作,吸引着喜欢他的读者与同行。新年伊始,他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由三联书店推出。这是汪曾祺离世以来研究汪曾祺的一部重量级著作。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汪曾祺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也就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在孙郁看来,汪曾祺的出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化交融演变的自然结果。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孙郁从汪曾祺与师友的交往来考察汪曾祺从师友辈身上所受的影响,从而体现出时代对于汪曾祺的影响。其中师长辈的有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李健吾、赵树理、老舍等人;友朋辈的有朱德熙、黄永玉、邵燕祥等人,包括没有交往的张爱玲和属于晚辈的贾平凹、阿成。
    在师长辈中,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尤为重要。孙郁将其概括为3个方面:“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内心感受的忠诚”。“这3点,是他们恪守的信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也是稀有的存在。汪曾祺从中体验的要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刻。”在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像鲁迅一样重要,他最为推崇的是沈从文为人的淡泊和作品的语言。除了处世和写作理念的一致,汪曾祺与沈从文还有非同一般的交往,得到了沈从文的提携和帮助。“1945年,在他离开昆明之际,他还郑重地跟我说:‘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我作人和作文的非常有分量的警告。”沈从文的警告直接影响了汪曾祺的作品风格和创作道路。在汪曾祺大学尚未毕业之时,沈从文就发现了他创作的天分,并向施蛰存郑重推荐:“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人,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汪曾祺后来的成就证明了沈从文的先见之明,亦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除此之外,汪曾祺的业余爱好也受到了沈从文夫妇的影响,譬如参加西南联大昆曲爱好者的曲会(内行称为“同期”),耳濡目染,汪曾祺还学会了吹笛子,可以为演唱者伴奏。孙郁指出:“这段生活对汪曾祺后来的戏剧创作很有影响。”20世纪60年代,汪曾祺成为北京京剧团的专业编剧,执笔参与了样板戏《沙家浜》的改编,尤以《智斗》一场的唱词脍炙人口,那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更被誉为新经典。
    该书题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是指汪曾祺基本具备古代文人的文化素养,古人将其概括为琴棋书画。该书主要通过“拍曲”、“杂学”、“墨痕内”三部分进行了论述。对于音乐,汪曾祺的笛子可以为他人伴奏,这自然为一般人所不及。他的杂学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所读的书都是同时期别人不注意的,这就成就了汪曾祺,让他可以超越同侪。1972年底、1973年初,他在读《国语罗马字对话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战国文字研究》这样的书,孙郁指出:“对于汪曾祺而言,早期是西洋小说开启了其思想,晚年则为野史笔记引路前行,遂有了一种脱俗之相。”“墨痕内”重点研究了汪曾祺的书画作品。汪曾祺的书法、绘画虽然成就有限,但在作家中已经很难得了。因为他无意成为书法家、画家,他的书画创作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促进了文字的优雅精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比成为书法家、画家更有价值。孙郁通过汪曾祺的书画作品,深入探讨了与其文学作品的有机联系。唐代书法家、书论家张怀瓘谈到书法时,指出:“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精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书断》)孙郁认真研究了汪曾祺的手稿,评价说“他的字很好,是清儒的那一路,内涵讲究。……乃穿过唐宋墨迹的才子字,透出更为美丽的气息,读起来很是舒服。”孙郁就是通过如此细致的文本研究,说明汪曾祺为什么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该书的写作,保持了孙郁自成一格的随意而谈,娓娓道来,副题曰“闲录”,或此意也否?每一个部分各自独立,又都围绕着汪曾祺的为文与为人,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孙郁著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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