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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认同的群体基础——白领人员。从人群需求上来说，应该注意到近十来年，白领人员及预备白领人员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据2003年的统计数字，当时在校大学生就有1900万人，现在估计得有2000万人。这些人只是白领队伍的预备军。白领大约应有预备军的三四倍吧？两者加起来将近一亿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受过西式教育（现代教育基本上都是西式的）的人们，认同西方文化的不少，也应该看到由于白领人员虽然在物质生活上相对优越一些，但他们的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缺少精神抚慰，自然会有一部分人向具有农业文明背景的传统文化皈依。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发展的最完善、最详密、最优美的。当今我们向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是向现代的工商文明转型，而这个工商文明只有欧美发展得最完善。农业文明所产生的文化虽然从总体上说难以适应工商社会，但农业毕竟是人类的第一产业，以这种文明为背景的文化有其更接近生活、更为人性化的一面。这种文明更强调顺应和融入自然、强调生活享受的精致、强调生活节奏的徐缓、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对于白领人员这些是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不仅能调节生活，而且更可以平衡心态。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白领人员热衷传统文化是不奇怪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也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人向传统回归，茶道、坐禅进入许多生活优裕人们的日常生活。使许多传统的文化形式得以保存。日本人做得较为理性。 而我们只要群体发“热”，便缺少理性，甚至走火入魔。当代宣讲《论语》强调诉诸“心灵”，从宣讲内容到方式都有些像前几年宣讲气功。这样做虽然具有群体召唤力，但离执着现实人生的《论语》却远了。 热衷向传统回归的思潮。当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人们自然会考虑相应的文化以匹配。人借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呼吁向传统回归、向儒家回归。于是有人主张“读经”，甚至主张把圣人思想注入到我们俗人头脑里，这些人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而“再文明化”获得和重构的“中国精神”要素自然也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一些占主流地位作家、艺术家与学者也在发表“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时，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应该看到知识界有了不同的声音，说明的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和日趋多元，这是一件好事请。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人们主张什么、提倡什么只要不辅以强制都是正常现象。然而，这些保卫传统的呼声在学理和实践上都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 这些思想背景正是儒学热、《论语》热的基础。 为什么热在《论语》上 在所有的儒家的元典中《论语》是最通俗、最温馨的一部。由于两千多年儒家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儒家的思想、及其倡导的概念、儒家特有的话语弥漫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无往而不遇，即使在“批孔”运动中，连最常用的一个大批判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来自《论语》，可见这部书对我们生活渗透的程度。至于工作、学习中，《论语》中出现的话语太频繁了。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这类句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平时就流行在我们之间，当一接触到《论语》时，人们突然发现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好像拥抱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来欢迎它。 《论语》是通俗的，没有多少文化的的人也可以读。宋代的开国元勋赵普，史书说他“寡学术”，太祖赵匡胤“常劝以读书”。他常读的书也就是《论语》，人称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有些大言欺人，但《论语》对赵普处理政事还是有点用处的。现在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大大降低了，儒家用以教人的“五经”肯定是看不懂的，就是《大学》《中庸》这些带有点“理论”色彩的儒家读物在大多数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孟子》也多是长篇大论。惟有《论语》则是由短小精悍的格言式的句子组成的，既通俗，又引人入胜。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等，明白易懂，读者便于掌握，含义丰富，许多是现实生活中稀缺的。社会现实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少，《论语》的通俗性正适合当前的接受水平、特别是大量白领人员的接受水平，因而，有关《论语》的著作一面世，再加上媒体（从事媒体的人员大多也是白领）的追捧，骤然火爆，是不奇怪的。 儒家是讲中庸的、可是就儒家思想家能够做到中庸的也不多。就是号称“亚圣”的孟子也不免偏激（如对“杨墨”的批判）。而《论语》中的孔子的形象，就比较中庸。特别是他的人生态度、处世方针特别能让经历了几十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并对此感到厌倦的人们着迷。中庸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审美的，所谓“审美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脱功利的，他真诚又尊重礼数，本色而又不缺少文饰，严肃认真而又富于情趣，执着又有豁达的一面，总之他是能够做到“允厥其中”的。孔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育人与学术上，他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种生活态度是具有感染力的。汉族是缺少宗教意识的民族，审美的人生态度恰恰能够填补这个空白。1993年我去台湾住在圆山饭店，在饭店的每个房间了都有两本精装书，任客人取阅。一是《圣经》，一是《四书》。听说圆山饭店是宋美龄女士一手操办的，她是信仰基督教的，希望人们能读《圣经》，对于不信基督教的，她用《四书》替代，其中深意，可以理解。 《论语》的文学性也是它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论语》风格冲淡，但文字之中还是流动着对于孔子的怀念和尊敬的情感的，这种感情平实而质朴，很有感染力。弟子们笔下的老师亲切和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日常教学中尊重弟子，在批评他们时考虑到弟子的个性和接受能力，自己有错误，公开在学生面前认错，做自我批评。因此，孔子批评最厉害的学生往往对他感情最深。这些令每一个做过学生的读者感动，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老师呢？确立孔子万世师表地位的不仅仅因为他传播了知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有了这样的老师，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师”的崇高地位才能在感情上接受。《论语》的召唤力与孔子形象的感召力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来源： http://www.cccrx.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