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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君之民，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使老稚转乎沟壑”（《滕文公下》）其“转乎沟壑”之喻，“之四方”之语，最早见于《左传》：“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昭公13年）“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襄公26年） “时雨”之喻：《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此“时雨”之喻，借鉴于《左传》：“季武子如晋拜师。---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鄙邑？’ “土芥”之喻：《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此出自《左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国之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 《孟子公孙丑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是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出自《左传》宣公11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案：《论语》中恰有此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孝经、事君章》引为：“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从《孝经》“子曰”之称，更可证明《左传》之语，出自孔子。 《孟子》全书对《左传 》之引用甚多，却只字不提左氏；对孔子作《春秋》推崇甚高，《春秋经》则未见一引。若孔子所作《春秋》是《经》，这就太悖理了，仅从逻辑上就难以讲通。更何况，孟子引《左传》文而明称“孔子恶乎取”者，进一步雄辩地证明，孔子所作即《左传》的蓝本。 （三）从《孟子》的思想渊源考孔子《春秋》 孟子不仅大量引用《左传》其文其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亦多方面深受其浸润，甚至可说是与《左传》一脉相承。 首先，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即渊源于《左传》。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这种观点，不仅与法家思想绝然对立，而且也是其它各家都没有说过的。乍看起来十分新奇大胆，其实，它导源于《左传》。《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在这里，《左传》作者把民之“利”甚至提到了君之“命”之上。作者借邾文公之口说， “天生民而树之君”，就是为了“利”民。君之“命”“在养民”。故为了利民，即便是君死也在所不惜。〈左传〉通过邾文公卜迁之事，首次表达了民贵君轻的新观念。这是春秋时代人文主义发展的结晶，代表了时代的心声，也是作者的仁学思想的最高表现。襄公二十五年，《左传》作者又借晏子之口，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 谁敢任之？”这是把社稷置之于君之上，且明确表示：“臣君者”，其宗旨非为君一己尽愚忠，而是“社稷是养”。并把君“为社稷 ”还是“为己”、为公还是为“私”鲜明地对立起来，这在观念上，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很显然，这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家天下”崩溃，以民、以社稷 为基础的“国天下”的时代将兴起的历史反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正源于《左传》，是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而《左传》的这种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否吻合，有没有矛盾呢？在传统的封建时代经学家那里，总是强调孔子“尊王”“君君臣臣”的一面，而完全抹杀了孔子的批判现实的一面。其实，仔细看看《论语》，孔子决非头脑冬烘的迂夫子。他的学生子路曾特地问过这样的问题：“‘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孔子并不以传统的所谓“叛君”行为为“不仁”“不忠”，相反，却首先从“民”的“受其赐”的角度，给予管仲以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事实上，孔子衡量和评价是非的标准，与统治阶级的标准，并不相同，他是把“民”置于“君”之上的。不仅如此，据《论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孔子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解。又“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孔子竟要到叛逆者那里去就仕，实行他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经学家所宣传的“尊王”“君君臣臣”更是南辕北辙。孔子称道历史上的逸民高士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废中权”，同时坦承：“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如果把孔子的这一切言行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的真正含义—他早已看穿了当朝统治者的腐败，跳出了“愚忠”的封建牢笼。孔子追求和推崇的，既不是“忠君”，也不是清高的逸士，而是利民、行道，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正因此，才有胆识写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春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与《左传》、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从民本思想出发，孟子还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孟子、梁惠王下》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亦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昭公二十五子太叔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是故审行信令，---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昭公二十年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徒欲厌私，高台深沟，撞钟舞女，斩刈民力。------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晏子揭露齐国统治者“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昭公二十年）《左传》准确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败的本质特征：统治者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之上，它将导致本身的灭亡；指出唯有“乐而不荒，乐以安民”，才能“后亡”。孟子同样揭露了：“王鼓乐于此”而使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尖锐对立，指出只有“与民同乐”，才能“王天下”。不难看出，孟子的仁政思想，都与〈左传〉相承相袭，受其沾溉甚深。 此外，孟子著明的政治观“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亦得之于《左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九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成公13年） 再如，其“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语，亦源于《左传》：“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昭公4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襄公27年） 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出自于〈左传〉：“------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孟子的“交邻国之道”亦承袭《左传》。“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左传》：“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哀公七年） 又，孟子承《左传》《论语》提出“教民战”的思想：“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在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告子下》）案：这也是《左传》的明确思想：“明耻教战，求杀敌也。”（僖公二十二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以教民战”的思想，《论语》亦与之完全相吻合。“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同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孟子》《左传》与《论语》是高度一致的，它们都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关于晋文“教民战”而霸之事，《国语、晋语》亦有记载：“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义，盍纳天子以示之义：‘乃纳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礼，盍大蒐，备师尚礼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使郗谷将中军，以为大政，郗溱佐之。子犯曰：‘可矣。’”比较《左》《国》，后者仅有“示义”“示信”“示礼”，未有“安其居”“利民”使民“怀生”之义。显然，《左传》作者的思想更接近于《论语》，孔子一向认为，“君子怀义，小人怀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为政治国，首先要让百姓“富”、让百姓“足食”。要百姓“能战”，首先自然要“利民”，“安其居”，而后“知义”。所以，《左传》很可能是在原史料基础上根据孔子的思想，进行加工的。在这方面，孟子正是继承了《左传》及孔子思想，才提出了“仁政”的具体措施。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梁惠王上》） 从上所举，可见孟子的理论思想体系，受《左传 》的影响相当深广。 《孟子》引用《左传》虽不及《吕览》《韩非子》多，但从上所述 ，已足见《左传》对孟子的影响深刻。种种迹象表明，孔子所作《春秋》，可能就是今之《左传》蓝本。 注释： 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转引自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