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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术”，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学派之“术”。因为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差别实在太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以“仁”即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民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而“董学”则是以神学目的论即神秘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董学”所宣扬和强调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与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恰恰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而是吸纳了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 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称之为“新儒学”，愚以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历史性误谬。因为在世界观和基本的学术旨意上都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相距甚远的“新儒学”，也可以随便换成其它什么“新”的旧学说，如“新阴阳学”、“新杂家学”等等。 “董学”所带有的鲜明的神学目的论、循环论和宗教的色彩，无疑播下了谶纬迷信和宗教化的种子，更是以往任何某个单一的学派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专门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综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再加上个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制的，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无“新”的，带有明显的神学和宗教色彩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还是称之为“董学”为最妥。 当然，“董学”也可算作是一种“综合创新”，但与以往的学说譬如“荀学”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于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于为适应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所进行的，因而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杂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说李斯当年为适应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的文化专制方案，还十分简陋、裸赤的话，那么，到董仲舒出于同样的动机所向统治者提供的实行文化专制的方案，则精致、隐秘得多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李斯是“君学”的肇始者，那么，董仲舒则是“君学”的创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从“董学”开始，“君学”因为受到历代君王的青睐，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断地涌现，队伍越来越壮大，“君学”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不断被“创新”，成为“国学”发展中的主流。 “董学”作为“君学”，自然主要是为了卫护和巩固皇权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但由于它所包含的灾异祥瑞之类的预警内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笃信躬行，那么，当灾异等不祥的预警出现时，自然就会遭受迷恋权势的统治者的疑忌。所以，这种学说本身所隐含的某种程度上的“双刃”性质，就迫使它的创立者自己也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主父偃窃其书稿的一次告发，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几乎丢掉脑袋，使其体验到了其中的利害而从此惊魂不定。这大概是董仲舒虽为其君王编造了最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一统天下的“君学”，却终不得重用，而主动退居故里专门著述的一个重要缘由罢。从其退居而专门著述作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除了动机上的根由之外，确实还有认识上的原因，这从他笃信灾异祥瑞之说也能看得出。不然就无法解释一个已经在仕途上钻营无望的人，为什么还那么专诚地坚持和著述他的学说。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为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茂陵乃汉武帝之陵寝所在地，其死后举家迁徙到茂陵，足见其一家对皇帝的至诚至忠；而其“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又足见“董学”对其?铀镏?福荫了。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品味！ 从另一方面说，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专权的统治者，不管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地发誓遵循什么学说、理论，而在实际行动上绝对不可能真正恪守。因为一切握有实权、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所念念不忘、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的，只是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怎么可能受某一学说、理论的约束呢！这也许是作为“君学”的“董学”即使表面上为汉武帝所采用，终究不可能为这个专权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断、劳民伤财，而又酷好“封禅”、“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实行，而它的炮制者董仲舒也始终未被重用，反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缘由。 四、“新儒学”非原儒学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言，就很难从其中找到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说的是“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五、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疑案重重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上面所涉及的董仲舒的学说是否属于“儒术”？董仲舒的“儒术”与“儒学”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董仲舒到底属于何“家”？长期以来把董仲舒称为“新儒家”是否妥当等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争论。鉴于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被学界公认为后人敷衍、修改过，而对《汉书?董仲舒传》也存在争议。因此，愚认为，在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尚未厘定前，各持己见的争论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摆在学界的关键任务是，先弄清和厘定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至于其它问题，诸如把用以诠释《五经》的今、古文经学，统统纳入“新儒学”之列，譬如《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儒林传》就都是这样的，就更经不起推敲了。所以，愚认为，从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 （初稿于2003，定稿于2006年5月）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