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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之交的冲突与融合 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危机的21世纪即将来临。这一新的千年更替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百年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第三个1000年的开始，对于每一文明、宗教、哲学、经济而言，都是一次莫大的激励，人们也将更加觉配。 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各个社会或国家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特有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意冷、希望与危险错综交织的局面。16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17世纪90年代的荷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中国亦不例外）。 在此20世纪90年代，世界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地震”：冷战时期结束，世界由二元（两极）对抗，转变为多元（多极）对抗；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转变为经济渗透和竞争；同时，原来的科学文化方式与“阶级文化方式”的对抗，变易为多元文化方式的融突和合与自由选择〔1〕。 世纪末的这种转变震撼着全球的各个角落和每个人，它较之前几个世纪的90年代都更为强烈。有鉴于此，在此20—21世纪之交，人类应站在一个新时代、新思维、新原理的起点上，反省和总结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革命，以及冷战向后冷战转变等等的风云变幻，以寻求21世纪人类的命运。 20世纪大体上说是对抗、战争、科技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其性质是以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对抗为主导。21世纪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冲突的融合，其性质是以民族的、宗教的、信息的、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融突为主导，归根结蒂是以文化为主导。因此，21世纪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世纪，即文化融突的和合世纪，亦可谓文明融突的和合世界。 二、儒学与东亚意识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进化，其实是文化的一种选择，包括器物的、制度的、科技的、精神的、价值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起步的，伴随着世界化的殖民运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东方和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以及发展的机遇，使东方和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东方和中国所取得的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来实现或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又使东方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当时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中国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以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自己（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 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 作为回应西学的方式），无论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楷模，参照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思维来批判或否定东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换言之，对西方文化是以“拿来主义”为价值取向，来改造东方传统学术思想；或把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都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以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使东亚和中国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为表里。在这种情境下，东方（包括中国）与西方无法有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东方和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设想和主张。这也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东方和中国文化的独立、平等受到了践踏。 20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四小龙”的出现，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刮目相看，以及东亚学者的自我反省和探究。世界和东亚学者都在思考东亚经济起飞背后的无形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在追究经济现代化或成功事业后面的精神文化因素时， 提出了为马克斯·韦伯（MaxWeber 1864—1920）所反对的“韦伯式”的问题；并开始摆脱以西方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真理为真理、以西方典范为典范的思考方法，开始关注东亚自身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实际，以及自身传统文化与经济起飞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当人们沿着韦伯的思路寻求东亚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找到了与韦伯相悖的儒家伦理，虽然学者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联系方式、价值、地位、作用的评价有见仁见智之别，但这种联系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同时也萌发了“东亚意识”。所谓“东亚意识”，是指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指儒学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形成以东亚地区为主体的一种意识。它同时也是建立在该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基础上的东亚人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一种意识。 “东亚意识”是东亚地区人民自我觉醒的意识，它意蕴着主体意识（或曰独立自主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2〕。面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多元文化意识的复杂局面， “东亚意识”以其固有的特质而显现其社会功能和效应。 主体意识是指凸显东亚主体的意识，它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即陆象山所说的“自作主宰”〔3〕的精神。 丧失了“自作主宰”的独立和自由，就丧失了自身或东亚的真实存在。东亚意识只有在东亚自我意识里，才能从假象里和黑夜里走出来，投入到光天化日的现实世界。与主体意识相对应的是“依赖意识”，它是非自为的、非自由的、非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犹如主人）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在获得主体意识之前，东亚对于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缺乏“真正的”主体性，无论是接收，还是拒斥，都有良莠不分的盲目性。“东亚意识”就是确立东亚主体意识，摒弃“依赖意识”。唯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健康地、有选择地、有能力地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以外的世界文化。 “东亚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并因忧患而有危机意识。东亚各国面临着21世纪人类所共同遇到的严峻的挑战和冲突，如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人与社会的冲突，关系着社会的繁荣与贫困；人与人的冲突，关系着人际间的和谐与迫害；人的心灵的冲突，关系着人的快乐与痛苦；文明间的冲突，关系着友好与战争。这五大冲突关系着每个人，人人均不可逃。在此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双重变奏中，人们又碰到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崩溃和文明方向的迷惑等等的情境，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在竭精惮思化解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东亚意识”应担当以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之忧为忧，共同之乐为乐，以担当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五大危机为己任。在现代，东亚学人应当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意识转变为人类的责任意识，对世界的前沿问题发表东亚学人的主张和设想，在世界意识中确立“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是一种参与的经世意识，是一种入世的经世致用之学，它不尚空疏虚无、退隐避世，而是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4〕的精神， 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救民的道德自觉中实现自我，并延续自己的生命。儒家伦理的生命力，就在于要落实到人伦日用之常的现实生活层面，协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结构关系，使之合理化、和谐化，使人伦日用秩序化，群己关系规范化，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关系融突和合化。这是儒家伦理的特征，它凝结为“东亚意识”的智慧和生命。 “东亚意识”是一种批判意识、反省意识。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的意识，从实质上说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从历史上说，中国有自我封闭意识和独裁意识，从而有君主专制和苛政暴政；日本有军国主义和侵略意识；韩国有专制主义和“士祸”等。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东亚内部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历史的创伤。如何规范世界历史和东亚历史？如何反省和批判历史？这些均是规范、指导和制订现代现实社会方针政策的依据。故而，反省、批判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是放下包袱、敞开胸怀、迎接未来的意识。 “东亚意识”是一种多元意识。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并不是由两极转变为一极，而是转变为多极化，这意蕴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多极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化。就前者而言，世界文化多元化之道，包括社会典章制度、民族种族和文化价值观、宗族信仰、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等多元现象，不可强求一律；即使是同一儒教文化圈之内的东亚地区，由于各国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心理价值取向的差异，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与作用、内涵与形态以及对社会、人生所产生的功能与影响亦各具特色，异彩缤纷，这便是儒学的多元化。就后者而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5〕？ 在世界和东亚的“殊途”、“百虑”的多元化现象中，蕴藏着“同归”和“一致”之道，这便是和平发展之道，融合对话之道，生态环保之道，简言之为融突和合之道。 在当前世界多元冲突融合中，形成了诸多地区性、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称为“和合体”〔6〕更切实）组织， 并宣扬一种共同体意识。东亚具有悠久儒家文化历史的国家与地区，能否像在经济领域腾飞那样，在文化领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调整中发挥东亚的理念和价值？如何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提出有价值、有效用的对策和原理？这便是东亚学者所“应思”、“应虑”的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 三、和合与21世纪 “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归根结蒂是融突的和合意识。 “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什么是和合意识？和是和平、和谐、祥和；合是融合、合作、结合等等意思。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和首要价值。《周易》讲阴阳和合的“保合太和”；《诗经》讲“和羹”；《国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7〕， 史伯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8〕；也子讲“和为贵”；孟子讲“地利不如人和”； 《管子》和墨子都提出“和合”的概念〔9〕； 荀子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10〕；《老子》讲“冲气以为和”；道教《太平经》讲“乐乃可和合阴阳”〔11〕；佛教讲“因缘和合”。这些思想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一致”、“同归”之道，并贯穿中国礼乐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天文地理、农学医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外交，无一不以和合为指导原则。它亦是儒学的核心精神。 提出和合意识，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思考： 第一，如何回应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当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冲突和挑战，面临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的冲突；人与社会的社会危机的冲突；人与人的道德危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的冲突；文明之间的文化危机的冲突。这五大冲突在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其严重程度并不比其他国家、地区要轻。 除此之外，中华民族还面临着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如何回应人类所面临的多元冲突？怎样寻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如何回应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华民族应以什么面貌进入21世纪？人类世界应怎样面向21世纪？东亚或中华文化能否提出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思想和功效性的操作手段？能否取得一些共识？ 和合学认为，和合是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因为融突而和合，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有巨大的魅力；对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有内驱的动力。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只有和合才能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化解，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才能使中华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哲学思想，也只有面对现实的各个层面的挑战，并对挑战作出回应，才能焕发、增强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理论智慧。如果不面对现实的挑战，中华文化就会丧失其转生的能力，成为过时的、僵死的、博物馆里的古董，在现代激烈冲突和挑战中，不可能走向世界和真正地面对21世纪。 第二，如何解决自近代到本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论争？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深感因落后而受侵略的痛苦，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向西方追求真理，力图使中华文化向现代转化，于是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宏观继承、抽象继承、具体继承、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等主张，这些都是文化整合的方法，都是使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手段。但这些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尽管这些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在提出时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均没有一套新的理论或学说框架。和合学给这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整合方法以一个落实和安顿，并试图在化解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发挥出有效的生命智慧。 第三，如何“转生”中华文化？纵观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约经400来年； 从董仲舒到魏晋玄学的建构，约经300多年；从魏晋玄学到唐代儒、释、 道三教之学，约近400年；从唐代玄奘、窥基、法藏、 慧能等佛学大师到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出现，亦近400年。 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宋明理学中的程（颢、颐）朱（熹）“理学”，由冯友兰的“新理学”接着讲；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由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心学”接着讲；张（载）王（夫之）的气学，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由程朱、陆王、张王的“旧三学”一直讲到现代“新三学”，即现代新儒学，究竟有何意义？有何价值？ 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心学、气学延续到现代，现代新儒家便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怀德海哲学，对“旧三学”作了新的解释，从而开出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但就其思维模式来说，都还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仅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新三学”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旧三学”。儒学自明末以来从内部开始了自我批判，这种批判虽与西学东渐有一些联系，但并没有形成外在批判的机缘。这种内在的批判本可促成中华文化的转生（包括儒学人文精神的转生），但因清兵入关和文字狱的文化专制主义高压政策而窒息了。当前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转生，这种新的“转生”的理论形态，笔者称之为“和合学”。 和合学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如何可能？如果要把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东亚和中国带入21世纪，和合是较优化的价值选择。根据和合学的和合生存世界（“地界”）、和合意义世界（“人界”）、和合可能世界（“天界”）的原理，可获得对21世纪五大中心价值或五大文化原理的共识：（1）和生原理。 此原理基于“地球村意识”或“太空船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都应互相共生，给每一方以生存下去的权力。比如人类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生态，那就是污染人类自己生存的环境和生态。其他方面的关系也是如此。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会共毁共灭。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原理。 （2）和处原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相互联系共处之中，即它们都在一定关系中相处。人类一旦离开了共处，也就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和而不同”中共处。（3）和立原理。 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都应有自我独立的权利，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制度、模式强加于人，搞霸权主义。和立意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己立与人立的精神，即以开放的、宽容的、同情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和他人心灵、其他文明。（4）和达原理。自然生态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 社会发展有形态、贫富不同；人我之间有民族、种族、肤色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之别；文明的风格、信仰、价值观亦异。大家既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应有和达意识。现代有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冲突，都应共同发达。这便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己达与人达的精神。（5）和爱原理。 人在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关系中生活，就要互爱，彼此仇恨只能是战争和人类的毁灭。虽然人类之爱不能完全实现，但比人类之仇要好。这就是孔子讲的“泛爱众”，张载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2〕的精神。此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重要原理和价值。中华文化只有在化解自身和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中，才能成功地走向世界和21世纪。 和合学的提出，在究竟的意义上标志着中西体用、古今因革、义利理欲等等思辨的逻辑终结，标志着哲学理论思维已经完成了从迷途忘返的支离化疏远、你死我活的变异化对抗，到健顺和乐的融突化创造的历史性转换。 注释： 〔1〕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2〕参见拙作：《“东亚意识”何以可能》， 见《亚文》（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3〕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5页。 另见拙著：《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0—273页。 〔4〕孟子：《公孙丑下》，《孟子集注》卷四。 〔5〕《系辞下传》，《周易本义》卷三。 〔6〕参见拙著：《形下和合与和合经济学》， 《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下卷），第883—885页。 〔7〕〔8〕《郑语》，《国语》卷十六。“契”曾为商朝司徒。 〔9〕见《幼宫》，《管子集校》第八；《尚同上》， 《墨子间诂》卷三，《兼爱中》，《墨子间诂》卷四。 〔10〕《天论》，《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页。 〔11〕《以乐却灾法》，《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页。 〔12〕《乾称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学术月刊》1998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