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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创设于隋文帝初年，始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一直保留延续到清代学部成立以前。不过到了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相混称，既保留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现在北京国子监的二门上仍悬挂“太学”匾额。清代以前，国子监隶属礼部，清代则由皇帝直接过问，国子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 国子监地位的提高，说明了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重视。顺治九年(1652年)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雍正九年(1731年)清世宗胤 批准祭酒孙嘉淦的请求，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142间官房拨给国子监，成为“南学”，大门悬挂“钦赐学舍”的匾额；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高宗弘历亲自命礼部、工部仿《礼经》旧制，在国子监彝伦堂南面建造辟雍，又在辟雍南面为“向学重教”专门建造一座毫无宗教色彩的琉璃牌坊。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亲临辟雍，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讲学典礼，其临雍之仪、讲学之礼又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不仅如此，顺治皇帝还为国子监开列教条教规；康熙皇帝亦为官学作《御制学校论》；雍正皇帝修正《圣谕广训》；乾隆皇帝的《训饬太学士子及司训等官》恭刊在南学的率性堂中。国子监彝伦堂内恭悬六位皇帝对国子监的六道敕谕。 应该说重视官学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只是历朝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如汉武帝时，“置明师”“兴太学”，培养人才，推行教化，“教化行而习俗美”；唐太宗时，为适应加强统一和专制的需要，“重振儒术，兼容佛道”，“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明太祖在给中书省的命令中写道：“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清政府对官学的重视如前所述。那么清代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 顺治皇帝在他为国子监开列的教条教规中，明确颁布了清代的教育政策：“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设祭酒、司业及厅堂等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康熙皇帝在他的《训饬士子文》中不惜笔墨，谆谆告诫说：“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拳拳，兹训表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守明训。”雍正皇帝的话更是坦率真挚：“读书乡荐之人，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实有一体联属之意，爱养培护。”一国之君，把读书之人当股肱耳目一般爱养培护，其目的正是为了“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这是清代统治者所以重视官学及办学之宗旨的最好注解。 国子监在清朝皇帝的直接过问及重视下，正规而严格，系统而完备。国子监内建有四厅六堂，即：绳愆厅、博士厅、典薄厅、典籍厅；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四厅是国子监职官办公的地方，六堂是学生上课的地方。国子监的职官设置为：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薄、典籍等。祭酒、司业总理学校事物；监丞、典薄、典籍为管理人员；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教师。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学习课程有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同时每日练习楷书600字以上。国子监学生的待遇也很丰厚：监内肄业生每人每月得膏火银二两五钱；每年的11月、12月得煤炭银五钱；衣服、被盖、文具等由政府供给；婚娶、奔丧、生病等有假期和补助；每逢大课——即每月15日的考试，则“官给膳食”“发银二钱”，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活动亦有赏钱。如乾隆皇帝临雍讲学后，“赐群臣宴于礼部”“赏二进讲大学士暨祭酒、司业锻匹各二；监丞、助教等官锻匹各一；肄业暨观礼诸生赐白银如制”。此例亦成为定制，嘉庆、道光皇帝临雍讲学，都“赐宴恩赉如定制”。国子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授官，也可参加科举。 纵观国子监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清王朝，为挽救其逐渐衰亡的命运，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表现在官学教育上，他们只是重视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以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对办学的投入、教学的管理等等，却并不重视，尤其忽视对学生真才实学的培养。 顺治皇帝曾为国子监开列如下教条：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为非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肯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二、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三、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为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害，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四、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五、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六、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勿妄行辨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七、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八、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上述八款教条作为清世祖御制的晓示生员碑，立于太学门左侧，明令学生恪守谨记。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既要学生忠于朝廷，又不许他们干涉现实政治；既要学生做“忠臣清官”“凡利国爱民之事，更要留心”，又不许他们对军民一切利病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既要学生“忠厚正直”，又不许他们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从而剥夺了学生的一切权力。 清代国子监学生最多时不超过300人，远非明朝可比。就是这300人，还因房舍坏乱而被分成内班和外班，只有内班才能住舍，进而废除了“坐监”制，同时允许学生在寓所肄业，只需初一、十五到监即可。国子监监舍又因年久失修，“木植砖瓦间有糟朽，油漆彩画渐多剥落”“渗漏坍塌者甚多”“所有六堂并公所各处房间，情形较前次所报加甚”“肄监生于栖身或有未便”。 清代国子监学生的来源也名目繁多，光贡生就有6种，即：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又有4种，即：恩监、荫监、优监、例监等。这些学生分散在全国，大多并不在监学习，只领膏火，只等授官，无心向学。自开了生员可以纳资入监之门后，捐监之风大开。纳监的监生只要向户部交一笔钱，就可以领取一张“护照”，然后再向国子监交一笔钱，即可领取“监照”——即大学毕业证书。这笔钱国家规定不上缴，由国子监的官吏皂役摊分。到清末，每年甚至有几十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买证书便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的人。国子监的课业也很稀松乏味。学生在监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写端正严谨的楷体，因此所出人才少之又少，甚至庸滥无为，被纳入京师“十可笑”之列。即：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以国子监为代表的清代官学表面上完备发达，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空疏而腐败，成了科举的附庸。 清代统治者将科举作为维系统治、稳固政权的救命稻草，将其作为士子入仕的唯一阶梯，又以入仕后的恩宠荣耀和荣华富贵来吸引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使人们趋之若鹜。同时，又延续明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取得官学的资格和身份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学校就被拴在了科举这架马车上，成了科举取士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附庸。而在科举考试中又沿袭明代的成法，以八股文取士，学校教育的重点也只好放在八股文上。学校失去了教育功能，失去了独立性，名存而实亡；学生丢掉了学问，专习科场文字，无真才实学。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各级清代官学教育，已经变成了以培养封建国家官吏为目的的治术教育，并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亡走上了穷途末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