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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在于生理平衡。心理平衡是维持生理平衡的重要条件，又是幸福感觉的主要内容。因此，心理平衡就是健康与幸福的基础。为了达到心理平衡，需要养心。养心的养料主要是义。古代所谓“义以养心”。 心理如何保养？中国古人有很多说法。董仲舒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人天生的需要义利，义以养心，利以养身。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因为心比身重要，所以义比利重要。例如，历史上如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很穷的人，生活不富裕，但他们都有高尚的道德，别人都羡慕他们。他们自己也都很乐观，精神很充实。另一些人，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肯行义，甚至做伤天害理的亏心事。他们虽然物质丰富，心里却不踏实，精神空虚。他们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安乐地生活一辈子。董仲舒经过论证以后，得出结论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义，对于养身比财利都更重要。实际上是说，人的精神需要超过物质需要。极端地说，人没有饭吃，就要饿死；没有衣穿，就要冻死。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物质对于生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在一般情况下，人的精神状态对于健康却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几个古代的例子很说明问题。 一是公仪休不收鱼。公仪休任鲁国相，相当于诸侯国的总理。客人给他送鱼来，他不接受。事后，别人问他：“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我可以用自己俸禄买鱼吃，可以一直有鱼吃。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 二是子罕以不贪为宝。子罕当了地方官，有宋人要送给他一块宝玉，并且说是经过玉工专家鉴定确是宝玉。子罕说：“宝玉是你的宝贝，不贪是我的宝贝。咱们不如都保留自己的宝贝。我如果收了你的宝玉，就都丢失了自己的宝贝。”子罕可以说是真正懂得宝贝的人。宝贝因人而异，因职业而异，因社会地位、社会角色而异。对于当官的人来说，不贪名利，奉公守法，是最重要的宝贝。 有人以为不要钱，不要工资，不要享受，不要经济效益，才是义。因此，他们认为儒家与现代的市场经济不适应。儒家讲礼让，与竞争机制不协调。于是认为儒学过时了，应该全盘抛弃。 这是误解，也可能是故意歪曲。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孔子没有批评子贡经商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赔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赔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赔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因此，后人说：“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 孟子认为，合乎义，不论多少财富，都可以要，可以安富尊荣；不合乎义的，也不论多少财富，都不能要。对于别人，也一样，不义的，不论多少都不给。合乎义的，都给。 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不齐是事物的普遍现象。价值可以相差几倍、几十倍，乃至千万倍。人也不例外，价值也是有若干倍之差。人的能力差异，就决定了待遇、地位的差异。讲平等，勉强把差异拉平，必然要乱天下，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荀子·王制》）西方追求平等，并不能取消人的差异性，包括贫富的差异。儒家反对富贵人家与民争利，提倡缩小贫富差距，损有余以补不足，叫“调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是应该表扬的。不要财，不致富，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也不是资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总之，儒家既不是苦行僧，也不是享乐主义者，而是按自己的能力与贡献获取报酬，按经济情况和生理需要，适度消费。在这一点上，儒学与社会主义也是并行不背的。义是合理的，适度的，因地制宜，与时随俱进，随机应变的。各时代有自己的义，而义的合理性原则是不变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