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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亨廷顿的问号说起 记者：在上次访谈中，先生以儒学立场审视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并提出中国文化能拯救人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非中非西、无根飘荡的文化景观。一方面，西方文化通过商业浪潮在急剧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年轻一代不仅喜欢麦当劳、可口可乐，而且对自己的黑头发都不自信了，非要染成金色红色似乎才好看。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感到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西方文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全盘西化”已没有市场。但要说我们的文化自我何在，却很难有人说清楚。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形？ 蒋庆：我们现在的确处在文化困惑中，就连旁观的文化学者亨廷顿也搞不清楚中国现代的文化类型。他画过一张人类文明谱系图，把世界各地的文明类型及源流清晰地标示出来。比如古埃及文明发展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又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西方文明。又如古中华文明发展形成两支，一支是中国文明，一支是日本文明。日本文明发展到现在，虽然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许多内容，但其文明的性质非常清楚，仍然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但是，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他搞不清楚了。他给现代中国文明的类型和性质划了一个问号，不知道该给中国现代文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定位。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不是。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又不像。在享廷顿的文明谱系图中，全人类现在的文明类型和性质都非常清楚，只有中国现在的文明是一个问号。亨氏有关国际政治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理论我们不能接受，但对中国现代文明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化的问号却不能不加以重视。可以说，回答亨氏的问号，正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开端。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误读，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与恶意践踏！到现在，中国文化的内容体系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其精神价值何在已经不得而知了！现在相当部分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之深之细，已经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宝物而弥足珍贵者也。）而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则一团雾水，支离破碎，不得要领。就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大义微言和精神价值的阐释存在着误区。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在根源处出了问题？原因何在？ 蒋庆：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我们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现在的文化困境是西方列强的枪炮攻击和文化入侵导致的结果。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一次次军事失败后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以夷制夷”，学习西方。但在接纳西方技术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价值观。洋务运动时的张之洞还把中国文化的“体”（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放在心中，到后来戊戌变法时，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偷换成中国的“体”。康有为表面上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其实改成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君主立宪制！所以当时有人批评康有为“貌孔心夷，以夷变夏”不是没有道理的。到国民党掌权以后，就干脆公开宣称以西方文化的“体”为“体”了，中国文化的“体”彻底不要了。而所有灾难的最大承担者就是儒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剩下两个字：“吃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只有两个字：“骗人”。就这样，在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的百年挑战中，我们自己乱了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其结果自然是“以西方解释中国”。“以西方解释中国” 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其结果是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中国人得了“文化失思症”，离开西方文化中国人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 记者：那么，要复兴中国文化，是否意味着首先应该恢复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 蒋庆：不错，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因应时代的变化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并且用这一解释系统去正确、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与精神价值。前些年所谓“文化热”只是在表面上热，深入到文化的深处仍然是冷！所以我觉得现在亟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生命，然后才有力量来回应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通俗地说，就是要用中国的语法造句，从而改变“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的尴尬处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是恢复或者说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力，用中国文化去解释中国，进而解释西方、解释世界，在解释中恢复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性与文化自我，最终消除亨廷顿人类文明谱系图中现代中国文化是问号的尴尬局面。解释文化就是创造文化，“以中国解释中国”就是创造具有中国文化自性特质的现代中国文化。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将来亨廷顿再画人类文明谱系图时，现在亨廷顿图中中国现代文化是问号的地方，一定会堂堂正正地非常清楚地写上四个字：中国文化。 复兴中国文化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 记者：你认为现在已具备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条件？ 蒋庆：是的。１９４９年中国结束了内战状态。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美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百年来被欺负，挨打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的国救了，实现了基本的公正，建立了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建国后的工业化运动，又为保家卫国铺垫了基础。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开放又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加深，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切身体识西方文化，带来了独立认识世界的意识，并且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开始产生“文化自我”的强烈认同感与确立“文化身份”的迫切要求。所以我们开始有机会和条件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了。 还有一点，改变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渐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富强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也增加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他们开始意识到，全球化下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以及高科技的竞争，最根本最有力量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开始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来寻找资源、确立信心与吸取力量，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复兴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一阳来复”，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位”已经到了。当然，这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记者：如果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该如何落实？ 蒋庆：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即是说，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要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与历史感的诠释解读，典籍文字中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在中国古代，这种对文化典籍中普遍精神价值和大义微言的阐释是通过“家法”来完成的，“家法”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不二门径，是理解中国文化大义微言的唯一管道，是突显中国文化独特义理价值的言说体系。可以说，第一步是严守“家法”，理淸文化传统中有哪些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人类应当吸取的宝贵资源。 记者：现代化的一个指标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支持市场经济的大义微言吗？ 蒋庆：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都一直肯定自由经济的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独占与垄断。《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就是自由经济的最高原则。儒家有藏富于民藏富于天下的主张，对市场经济的发育可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市场经济也有严重弊端，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贫富不均正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儒家文化出于对和谐的追求，孔子提出“均富”，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董仲舒的药方是“限民名田”，均是反对贫富悬殊而倡导共同富裕。 新儒学有变相西化之嫌 记者：中国百年来的最大问题，从某种角度看是政治文化的重建，因此就产生了力图为中国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学。但是，为什么新儒学似乎正沦为于事无补的学术摆设？这是否意味着儒家思想是乌托邦？ 蒋庆：新儒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贡献可谓有口皆碑，以捍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为使命，也是当代学术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学存在着问题，其根本问题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即所谓“本儒家内圣之学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不能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具有制度建构与政治智慧的文化资源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自性特质的超越心性的“外王”理论。 当代新儒学承续的是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心性儒学或者说生命儒学，一相情愿地把生命与政治的关系看作简单的直接关系，独断地用心性去化解政治，认为内圣必然可以开出制度性的外王。当代新儒学过于追求生命的完美与人格的完善，却忽略了外在制度的客观性、独立性和重要性。这使儒学成了只是解决个体生命问题的内圣之学，与现实的政治建构与社会制度甚少关联，因而不能把中国的政治智慧落实到具体的典章制度中。可以说，新儒学未能继承儒学的全副精神，只是把儒学的天道性理发展到极端个人化、形上化、内在化和超越化。 实际上，孔子最重视“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制度建设。他认为礼（制度建设）是实现仁（善的精神价值）的可靠保障，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然后才能“天下归仁”。荀子也认为只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善才是遏止恶的实在力量，这在古代叫“圣王之制”，个人的心性在此力量往往很弱小，不能有效对抗人性深处的恶与组织化制度化的恶。因此，只要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儒家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儒家不是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强烈的政治现实感和责任感使得儒家人物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力图用可以操作的制度之善的力量来促使人性向善。 记者：新儒学的“新”体现在何处？ 蒋庆：新儒学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从德国唯心论哲学中吸取思想智慧与理论框架，用以支撑和充实中国的传统儒学（如唐君毅吸取的是黑格尔哲学，牟宗三吸取的是康德哲学），以这种“援西入中”的方式来回应西方的挑战。但唯心论哲学追求的是自身概念系统的统一与完善，而不关心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乐于从事概念的推理思辨，生活在自己构造的思想王国中。用唐先生的话说，是既艰难自己，又艰难他人。 其次，新儒学的外王观纯粹以科学民主为开出“新外王”的标准，相对传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是新的。但是，新儒家没有把科学和民主区别开来，而是混淆在一起。科学是天下公器，世间共法，没有历史文化的形式，也没有中西之别，故新外王以科学为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民主不是天下公器，有历史文化的形式，也有人我主客之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在其具体形式上体现着西方道德、宗教、习俗、政治、法律等传统。这样，新儒学立足的是儒学的精神价值，但开出的却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免有变相西化之嫌。实际上，用儒家精神价值是开不出西方制度的，用儒家价值只能开出具有中国文化自性特质的礼乐刑政制度，这在儒家传统中叫“王制”。 儒家传统文化中富含政治智慧 记者：你认为新儒学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国政治有所贡献，同时又说儒家最重视制度建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蒋庆：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即生命儒学传统；一为政治儒学，即制度儒学传统。在儒学发展中，这两大传统相辅相成，各尽其用，共同安立着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是，自宋明以降，心性儒学偏盛，政治儒学式微，其结果是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到了近代，西学东渐，孔家店被打倒，军阀阉割儒学为帝制服务，即便崇尚儒学的人都对其政治功能讳莫如深。时至今日，政治儒学已在人们心中消失，康有为是最后一个研究政治儒学的人。 政治儒学就是制度儒学，源自孔子的《春秋》经，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其后孟子继承了王道思想，荀子继承了礼制思想，董仲舒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政治儒学，有效地解决了春秋至汉五百年间中国社会转型所渴求的政治文化复位与制度重建问题。其后，隋朝的王通拟孔作经，创立河汾之学，由其诸弟子传播实践，开出了以贞观之治为代表的大唐盛世。可见，儒家不仅开出了外王，而且创造出中华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汉唐雄风”。在今后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我们可从儒家传统中创造性地汲取智慧。 记者：现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通过制度来制约人性的恶，比如通过权力制衡机制来减少和消除腐败，通过民法和刑法来保护公民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害。而《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对人性恶的一面有深刻体认，怎么能谈得上制度的有效性？ 蒋庆：政治儒学之所以非常重视制度，恰恰在于其对人性与制度的关系上有深刻的认识。政治儒学产生于社会秩序最混乱、人心最痛苦的时代。在春秋２４２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争城以战，杀人盈野，人性的负面价值暴露无遗。政治儒学认为潜藏在人性中的恶不易消除，单靠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甚难克服人性之恶，非有强大的外力支援才能转化人性。这种“强大的外力支援”就是制度。制度是一种有组织的形式，是一种善的力量，恶的力量只能用圣人制定的制度（即善的力量）去对治才能消除。 但是，政治儒学并非消极地去通过制度迫使人弃恶从善，而是强调在积极的制度中完善人性，把制度看做实现人性正面价值的资具。在政治儒学看来，制度并非现代西方社会独立分隔的单纯治恶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揉和着道德精神、艺术精神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礼乐制度。这种制度虽具有使人迁善的强大力量，但又不完全是一种由外打入的刚性力量，而是一种基于人性建立起来的使人调适上遂的柔性力量，让人在不感到强力压迫的情况下自觉地遵循外在的制度，从而在服从制度的过程中积极地去完善自己的道德本性。 记者：我们来谈一个具体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能不能透析出台湾地区现行体制的弊端？能不能从制度设计上抑制台独这股邪恶力量？ 蒋庆：这是一个好问题。首先要明白，台湾现行体制是传统政治文化被消解的结果。失去了中国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台湾地区才全盘接纳了西方制度。我们都知道，台湾无论从地缘沿革还是在历史文化上，都是与中国不可分隔的。台湾地区的体制实验，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长出西方制度，结果注定是不伦不类的乱局。 政治儒学提示我们，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的体制，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和割断历史的危机。“天”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也就是实质性的道德；“地”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空间；“人”是指人心民意，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威。 假如台湾的政治制度能按照这“三重合法性”建立，那么台独就不可能摆上桌面。即便少数人为眼前的私利而提出台独议题，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会认为这是割裂历史传统而坚决反对，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会认为这是违背天道一统的不道德叛逆而加以制止。但是，台湾的体制是全面西化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得不到具体的制度安排，台湾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民意一重独大”。所谓“公投”，就是“民意一重独大”的产物。按照儒家“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民意只能产生一届政府，不能产生国家，国家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产物，不是某一时期某一群人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公投”的民意只能产生政府，不能产生国家。“公投”在学理上源于西方民主思想的合法性理论——社会契约说，但西方保守主义鼻祖伯克早就说过国家不是从买卖咖啡胡椒的契约中产生的（契约就是民意同意），而是从历史文化中产生的。按照儒家“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是反对只从民意上来解决合法性问题的。因此，要从政治上抑制台独势力，就必须批判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民意一重独大”上的“公投”理论，而当今世界上只有儒家政治儒学的“三重合法性”理论是批判“公投”理论的最有力武器。 中国文化复兴任重道远 记者：从我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你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研究甚深，且充满自信，认为复兴中国文化条件已具备。那你认为这个过程要延续多长时间？ 蒋庆：我觉得这要花几代人的工夫。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了解花了近四百年的时间，宋代中国人为回应佛教的挑战重新对中国文化进行理解，花了濂洛关闽好几代人的工夫和时间。文化的复兴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不象经济的复兴可以短时间见效。此外，文化的复兴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理解、诠释和弘扬，扩大文化理解与解释的范围，从而丰富文化解释的内容，比如在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汉儒参照道家解释儒学，宋儒参照佛家解释儒学，丰富了儒学的解释内容。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在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参照西方文化来解释儒学，只要我们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对西方文化只是“参照”，不是作为根本，作为“体”，那中国文化就是“语法”，西方文化只能是“词汇”。我相信，中国文化有能力在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的正面价值来丰富完善自己，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记者：你前面说到以中国“家法”解释中国是当务之急，现在又说要从不同的角度扩大文化解释范围，究竟该怎么理解？ 蒋庆：其他解释系统包括西方的解释工具，绝不能与中国学统中的“家法”相提并论，因为“家法”是理解中国文化的究竟法门，是灵魂不是工具。不经由“家法”，我们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但理解中国文化后，我们不妨用各种工具来方便解释。理解是为自己懂，解释则是让别人懂。我们必须先理解才能解释，所以“家法”的优先性与重要性远在各种解释工具之上。 西方的解释工具并非完全不能用。只要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抱有温情敬意并善用其解释工具，其解释的结果就不会是西方化的中国文化，而是以西方文化来证成中国文化。这需要很高的智慧与艺术，只要心灵是中国的，智慧是无执的，操作是知权的，至于工具则可取可舍，可多可少，可中可西，以善用适道为究极。 记者：除了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外，我也注意到你选编的１２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５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意义何在？ 蒋庆：我认为复兴中国文化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高端研究，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回应西方文化在学术问题上的高层次挑战，从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二是从基础教育着手，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普及，为中国文化培养未来的传承人。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所理解的人不是国籍意义上的人，不是肤色意义上的人，也不是人种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所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是儿童读经的具体目标，而复兴中国文化则是儿童读经的长远目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新儒家吗？ 蒋庆：儒家自古以来讲的都是 “常理”“常道”，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无所谓“新”“老”，所以我想我就是儒家。如果硬要我在二者中选其一的话，我想我选择老儒家，因为我对新儒家的文化方向持批评的态度，我认为应当在坚持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不动摇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吸取西方文化，否则舍我从人，儒家文化最后会在不知不觉的“以夷变夏”中消失掉。这已经是一百年来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深深记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