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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了“孔子”的批评?(李存山)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在我发表了《“女子”不能释为“汝子”》之后,有“学究”先生留言,让我看看他写的《孔子与学究对话(11)》。我循迹找去,一看让我吃惊不小,他已经把我告在“孔子”面前,且“孔子”对我已进行批评:
    学究说:……现在一直有些人还在说夫子之学有不尊重人权平等的方面,如有一位名李存山的网友,因夫子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便说夫子思想中有男尊女卑的局限性……
    孔子叹了一口气,说:唉……起码是不会读书。老夫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就是歧视妇女、就是男尊女卑观念吗?此是讲在现实社会中,培养新型社会民格,唯女子与小人难度最大,这与他们生活环境有关,但并不是无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平等人权。
    在这次“对话”之后,“学究”还专写了一篇《令人大惑的李存山之言孔子的“历史局限性”现象》(这篇文章以及《孔子与学究对话》都被“中国国学圈”列为“精华博文”),其中对我有“毁圣”“非圣”等指责。我不由得有点儿担心:幸亏现在的“儒教”还没有成为“国教”,如果真的成为“国教”,那么,此“毁圣”“非圣”又该当何罪!
    孔子是吾师,我是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写了《“女子”不能释为“汝子”》等文。文中有云:
    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夫妇的思想在当时可能是比较开明的,但我们不能为“圣人”讳,不能否认孔子也是历史中人,他的思想也难免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如《孔子家语·本命解》记孔子说:“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效匹妇之德也。”至于孔子是在何种语境中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们尽可猜测,但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洗刷掉这里的历史局限。有此局限,并无碍于孔子是历史上的“至圣先师”,也无碍于我们在超越古人的历史局限时,继承他们思想中的“常道”。
    如果这段话有错误,那么吾师和其他学者尽可进行批评。但若说此是“毁圣”“非圣”,则我敢断言,说此话者定非真吾师,亦定非真学究也!
    “学究”笔下的“孔子”批评我“起码是不会读书”。而“学究”似乎就是“会读书”之人了,但他在《令人大惑……》中让我见识了他是怎么“读书”的。因为我文中引了一段《孔子家语》,“学究”遂作评论:“这里已明白说‘是故无专制之义’,就是说‘三从之道’并不是歧视妇女,而在于更好地保护妇女的权利。”他不明白“无专制之义”是什么意思(参看《仪礼·丧服》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此其一;其二,他说“三从之道”是在“保护妇女的权利”,我真不知有几个现代妇女会拥护这样的“权利”!
    我说的“历史局限”,主要指客观的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造成的历史局限,因有这种客观的历史局限,所以古代的圣人或贤哲也难免在主观思想上有某种历史局限。我主张对古人的思想要有历史的“同情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孔子或其他儒者“歧视妇女”。至于“平等人权”,我曾在《儒家的民本与人权》一文中作过分析,所以我也从来没有笼统地说过儒家不尊重“平等人权”。在“学究”的笔下,所谓“就是歧视妇女……吗?……不是无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平等人权”云云,完全是无的放矢。所谓“在现实社会中,培养新型社会民格,唯女子与小人难度最大,这与他们生活环境有关”,这里的“与生活环境有关”也就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所谓“唯女人与小人难度最大”就是主观的历史局限。如果“学究”认为在现代社会培养新型人格仍是“唯女人与小人难度最大”,那么我想请“学究”试试,把这句话说给他的女朋友、女同学或女亲属听听,看看她们是什么反映。
    “学究”是最反对我讲“历史局限”的,而我的文章偏偏讲了《儒家礼制中“男尊女卑”的历史局限》,我在文末说:
    以上列举的儒家礼制中男尊女卑的历史局限,大多出自儒家的“经书”,特别是《仪礼》和《礼记》(一般认为,《仪礼》之“经”出自孔子,《礼记》则是孔门后学所记)。按古人所说:“经,常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但今人不必把“经书”中的全部内容都认为是“天经、地义、民行”的“常道”。《礼记·内则》有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以前读至此,尝想若奉此为不变的教条,则吾国之妇女为其伊斯兰教之妇女矣!
    我的意思当然还是说儒家思想中既有“常道”,也有我们现在需要“变”的内容。“学究”容不得我说“变”,但他竟然把我文章中列举的“经书”都说成是“汉时刘家伪造的”,且“历史早有定论”。我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说《仪礼》是刘家伪造?”“《仪礼》、《礼记·昏义》等出自谁手?属于哪派?”他回答:“《周礼》是刘歆伪造。”然后又说“《周礼》是笔误”。但至今他也没有说出《仪礼》是怎么回事。
    我在文章中提到,孟子关于“妾妇之道”的那句话当是概述了《仪礼·士昏礼》的“记”,故此“记”应该写成于孟子之前。“学究”只管说《仪礼》等是“刘家伪造”,对此则视而不见。在“学究”的笔下,《中庸》《孟子》都有违“孔子”的思想,大部分“经书”都是“伪造”,只有《论语》《大学》(以及“学究”认为是孔子“经夫妻”的《诗》)是“孔子”的思想。为了维护那个与他“对话”的、没有“历史局限”的“孔子”,他竟然把儒家的“群经”扫除大半!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信仰”而又“随意”的态度,出现在“国学热”中,且成为“中国国学圈”的“精华博文”,有真任道者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
    “学究”不能容忍我讲“历史局限”,不自近日始。在我摘要发表了拙文《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之后,“学究”就有“毁圣”的批评。我在文中说:
    儒家一直追求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避免贫富悬殊、保障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受到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土地私有制的局限,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古代未免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列传》),甚至被帝王看作“致乱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事实上,只有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把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均无贫”的政策调控维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富裕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这是说儒家一直想通过“井田制”实现“均无贫”,“先富”“后教”,乃至实现和谐社会,但因为“秦制”的土地私有制,带来土地集中,贫富悬殊,致使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学究”说:
    “均无贫”的根本办法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无论古代或现代,只要全社会的人乐于将自己的成果贡献给社会,都可以实现这一指标。只用经济或行政手段达不到。先生“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学究”看来,“井田制”可以不要,“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不要,只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就可以“均无贫”乃至实现“和谐社会”了。“何必曰利……”,“学究”竟然用孟子的话来反对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学究”又引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认为“孔子的仁学理想在当时就可以实现,只是那时的统治者不愿实行而已”。为了维护所谓“言之必可行”,他不反思:为什么“那时的统治者不愿实行”?这不就是孔子所受到的“历史局限”吗?
    我在文中还说:儒家认为“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上行下效,达到社会的和谐”,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局限……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注定不能实现……历史的事实证明,执政者的率先垂范不仅需要其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必须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下,对执政者实行有效的监督,对以权谋私、贪渎腐化者给予法律的制裁,才有望真正实现。”
    于是,“学究”问我:“何故老是在谈重要仁学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仿佛在过去是空想的东西只有在今世可以做到。曲心颂今乎?”他的依据仍然是“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认为“孔子既然在当时提出了上述主张,就有可行之的现实”。他又引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认为“如果有真正的王者来治理社会的话,一定可以在三十年间(实现)仁世(即和谐社会)”。他问我:“王者的社会是君主制社会还是民主制社会呢?照你所言,孔子岂是圣者,这不是在毁圣吗?”
    总之,在“学究”看来,可以不要“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不要“民主制社会”,只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有真正的王者来治理社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仁世即和谐社会就可以实现。若如此“信仰孔子”、“复兴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抵牾,则我深为“儒学”忧也!
    最后,我要郑重地回答是否“曲心颂今”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在我的文章中列举了儒家和谐社会理念的几个具体层面,即:1. 君子修养的身心和谐;2. 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3. 经济的富裕和均平;4. 执政者的率先垂范;5. 人与自然的和谐。我认为,这几个层面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想到,有人会问:既然儒家有这样的和谐社会理念,那么,中国历史上曾经实现了和谐社会吗?无可讳言的是,春秋战国乃“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不是和谐社会。由秦汉至明清,也没有实现和谐社会,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虽然可称“盛世”,但远不是和谐社会,朱熹甚至说汉唐千五百年之间圣人之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宋元明清更无足论矣(这当然不是否认中国历史的辉煌,而只是以和谐社会来衡量)。既然如此,那么,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不就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或“空想”吗?为了反驳这样的观点,为了讲明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在现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必须讲明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在中国古代遇到了哪些历史局限,如土地私有制、君主集权制等等。只有讲明了这些历史局限,才能够说明当现代社会超越了这些历史局限,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就“正逢其时”也!如果像“学究”那样认为,无须“市场经济体制”,无须“民主制社会”,仍然寄希望于“有真正的王者来治理社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我作出以上分析,不是“曲心颂今”,而是力求“知古”亦“知今”。王充有云:“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
    从作学问的角度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勿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或有学友笑我,写了一篇无谓的文字。其实,我最近(乃至今年)忙得很;因为是“开博”,我在忙中抽出一点儿时间,亦不得已也。若纠缠不休,则我绝无时间奉陪。
    (原载新浪网“李存山的blog”)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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