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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5日至28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韩国、巴西等国和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朱熹哲学、理学、经学等思想,对进一步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的途径、方法和新的思路展开了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对朱熹哲学的新解 存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在发言中指出,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认为存在和价值是绝然不同的观点相反,朱子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表示存在和价值是完全统一的观点。在朱子这里“所以然”即是“所当然”。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是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朱子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即“生”与“仁”的关系解释成生命目的性的关系,建立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学说。 “理一分殊”论是朱熹哲学的重要内涵。与以往学术界更多地注意“理一分殊”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涵义以及更多地看到道与器、体与用的冲突不同,有学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不仅是一种本体论模式,而且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相分又一体这样几个特点。亦有学者认为,从朱熹“理一分殊”思维原则来看,道与器是相对冲突的。道器冲突表现在心性问题上,即是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冲突。但由于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由存有的特征,依据“理一分殊”之“体用一源”原则,又可化解冲突,在道体中容得自由发展。 有学者对朱熹哲学系统的核心———“理”提出再理解,认为理是将气统一于其中的理,是同时具有根源与结构之义的理。故理应具有本体宇宙论的一贯性,是本、是体、是用,也因而同时具有发生学上的、宇宙构成论上的、生命演化论上的、认知论上的、价值论上的、伦理学上的与方法学上的多元多层含义。以理观物,万物莫不有理;以理诠释经典,经典也莫不有理。理既是根源,又是枝叶花果;理既是心知,又是物则。 2.关于朱熹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有学者认为,把朱熹(中)与康德哲学(西)作比较最富有相互的启发性与开拓性,指出,若从现代本体哲学与纯粹理性眼光来看,朱熹哲学与康德哲学一样,建立了自己哲学的中心典范。但是,二者同为承前启后,方式却又大有不同。康德是用理性批判的方式批判了他以前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同时开辟了人类思考与认知真实的新问题;朱熹则是用“超融”的方式吸收与整合北宋诸子,以建立哲学义理体系。相应于康德,朱熹开辟了一个超融本体论的思考。康德重视经验,朱子重视体验。康德面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在理性的基础上把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决然分开,是一划时代的卓见;朱子所构建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具有同时超融对象与主体的特性,亦即呈现出主体与客体相互观照或对应的关系与网络感应。 有学者指出,西方新实在主义者用把哲学逻辑化的“逻辑分析”方法复活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的唯实论,冯友兰也试图采取同样的方法复活朱子理学,把程朱理学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理论形态,借用西方哲学之“石”攻程朱理学之“玉”,对其作出新的阐发,凸显了中国理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共同性和兼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