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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欧风美雨盛行的时代，来谈论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似乎有点悖时。但我想，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大学生，如果对自身所在的东方世界，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反而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大欠缺。 东方原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泛指东半球（主要是亚洲），到了现代，则东方又有了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含义，如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等。我们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讲东方，则主要是就原地理概念上的东方而论的。目前，在文化分类学上有所谓历史的和区域的文化圈的概念。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在世界历史上先后有五大文化圈。即：希腊（罗马）文化圈，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汉（儒家）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①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根；而汉文化（除儒家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道家）和印度文化的融合，则成为现代东方文化之源。伊斯兰文化有其独特的某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性，至今牢固地根植于阿拉伯国家，并影响及广大的伊斯兰信仰地区。从大范围来讲，他也同属于东方文化，但与上述汉、印文化相比，有着较明显的差别。所以有时人们谈化的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汉、印文化。当然，细分析起来，汉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甚至有极不相同之处。因不是本文主旨所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所讲的东方智慧，主要也是就汉、印文化来说的。 中国与印度是东方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分两个系统分别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佛教至今仍是这一地区各国的主要文化形态；而在中国，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然后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同样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佛教和儒家、道家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超出了他原发生地的意义，而发展为构成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是研究儒、佛、道文化（然这绝不是说，诸如印度古代六派哲学、中国除儒道外的诸子百家、以及印度教、神道教、萨满教等等东方文化不重要，不需要研究）。 由于篇幅的关系，下面我想仅就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供同学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东方文化、哲学时参考。 二 儒学产生于中国，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孔丘。经过孟轲、荀况等人的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成为最重要的显学之一。到了西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儒学被定于一尊，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础。 原始儒学可说是一种人学，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个人的道德修养、人生的价值、知识的结构、为学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政治国的道理等等。以后，儒学吸收了阴阳五行和道家的理论，丰富了他关于宇宙论方面的内容。唐宋时期，在佛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儒学进一步吸收佛、道的理论，积极发掘传统典籍中的微言奥义，构筑了一套融人学与宇宙学于一炉，内容丰富，论理精细，体系庞大的宋明理学，达到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从哲学理论特征上说，儒学主要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主的哲学。因此，儒学在完善自我的道德实践方面的理论特别丰富。例如，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是探讨道德实践的理论前题，儒学在这方面就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丰富的理论。孔子对此说得比较简单，只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本性篇》中，他列出了以下各种人性论的理论加以评论：人性有善有不善（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皆善（孟子），性无善恶之分（告子），人之性恶（荀子），人性善恶混（扬雄），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到了宋明理学，则对性理、心性、性情、性习、才性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又如，由于儒家注重于理想道德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因此有极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理论和具体践履的方法。他们提出的各种关于圣人、君子、贤者、儒者的道德标准，在封建社会中曾起过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些理想圣人的道德标准，从今天社会的眼光看，绝大部分是过时了，但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而当我们评论古人时，则更不能脱离这些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了。在道德修养上，儒学特别强调自觉的原则。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对于道德行为上的自愿原则，儒家则很少阐发，他们强调的是服从天理性分的原则，也就是服从社会整体的原则。在儒家看来，道德的自觉性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而必需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大儒学家一般也是一位大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其中有些在今天也还是很有价值的。 再如，儒家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关注的，很早就提出了“五伦”的概念，即所谓：君臣（今天可作为一般的上下关系来解释）、父子（母女）、夫妇、长幼（兄弟姐妹）、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孟子说，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对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批判说，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因为他“不失自主之权”，至于其他“四伦可废也”。（《仁学·三十八》）谭嗣同这里是就反对这些关系中伦理原则的不平等而言的，是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自由意识的表现，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但他并不能否定这些关系的实际存在，所以他又说，在理想的民主国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都应当象朋友的关系那样，是平等、自主的。由此可见，儒家为五伦所确立的伦理原则应当废除或改造，而其揭示的五伦关系，则也还是今天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 儒学大约在当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时就传入朝鲜半岛了，同样是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核心。公元十一世纪，高丽朝的崔冲振兴儒学有功，被时人尊称为“海东孔子”。公元十三世纪末，程朱理学传入高丽，忠宣王时，国子学改称成均馆，其名乃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相传“成均”乃周朝之学宫）成均馆学官郑梦周在明伦堂讲程朱理学，影响极大，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继高丽朝而起的李朝（1392－1910），史称“儒教王朝”，是朝鲜理学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十六世纪，理学大师辈出，其中如李滉（号退溪，1501－1570），毕生研究朱子学，著作甚富，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程朱的思想，世人誉为“海东朱子”。他的学说，对于日本的朱子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儒学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相传，约公元四世纪后叶，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携《论语》东渡日本，公元六世纪时，百济又多次派五经博士至日本讲经。从此，儒家经传在日本广为流传，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德太子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奠基者，公元七世纪初，在他制订的十七条宪法中，除第二条讲“笃敬三宝”为推崇佛教外，其余各条都贯穿了儒家的精神，如第一条讲“以和为贵”，“上下和睦”，第七条讲“克念作圣”，第十六条讲“使民以时”等等。从公元八世纪初至十世纪（奈良朝与平安朝前期），儒学十分兴盛。之后曾一度低落，然至江户时代（1603－1868），儒学复兴，以至在明治维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儒学在日本有许多发展，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学者们致力于儒学的日本化，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藤原惺窩（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中江藤樹（1608－1648），山崎闇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贝源益轩（1630－1714），荻生徂徕（1666－1728）等。如果说，在朝鲜李朝的五百年间，完全是朱子学独霸的话，那末，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则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特别是阳明学，由于其理论中包含着某些自尊自心、身体力行等思想，日本幕末一批思想家，如佐藤一斋（1772－1859），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荫（1830－1859）等，即利用他来鼓吹解放思想，力行务实，吸收洋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