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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到今年整一百五十周年。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前一百一十年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统治，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中国人民部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进入了一个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纪念鸦片战争，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汲取。本文仅就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谈一些想法。 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地暴露了以满清皇朝为代表的封建中华帝国的腐朽没落。那时人们认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因此，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称之为新学，看作是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对立的，并且相信这些新学可以救中国。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于是，人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严重社会矛盾。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却给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带来了新曙光。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参看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是历史的选择，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个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向西方学习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学习西方国家的富国强民之道是无可非议的。但也无可讳言，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那种彻底蔑弃民族传统文化，盲目崇拜和全般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则是由来已久，而且始终在社会上影响不绝，有时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其中也包括着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盲目照搬，而它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这更是人所共知的历史。 公开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并由此而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争论，那是三十年代的事（1）。而“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在社会上广为流播了。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完全抵制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或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市场的。它讲不出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理论，因此在三十年代时人们就认为，“不必枉费时间来与他们辩驳”了，（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但是，“全盘西化论就不一样了，直至今日也还有着广泛的市场。在这两种极端倾向之外，也还存在着一种强调立足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积极吸收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的西方优秀文化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被持“全盘西化”论者斥之为“折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并由于持主张中的一些学者涉嫌“保皇”、“复古”，因此长期以来对此缺少研究和给予公正的评价。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单介绍了一下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几位学者反对“全盘西化”，主张立足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积极吸收适合于我国情况的西方优秀文化的一些论点，以为我们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参考。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他后来在政治上主张保皇，并鼓吹建立礼教，但他从来没有否定向西方学习。他对于如何看待向西方学习和弘扬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不少论述是值得重视的。 例如，他在戊戌变法前十年（一八八八）的一封信中就批评那种“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的人，指出这两种人的问题在于“皆未尝深求其故者也。”（《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戊戌变法那年（一八九八），他在一代人草拟的奏折中指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他认为，中西两学是“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从而提出要“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奏请经济几举归併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代宋伯鲁拟）》） 二十世纪初，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之风。康有为对此是十分反对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遍欧美，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沦为殖民地的那些国家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他的亲身观察，他认为，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远非十全十美，因而盲目地“全法欧美”和“举中国数千年道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一三年，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的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一切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上一些人“发狂妄行”，“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贻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揣是非，扫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他认为，去中国之旧，用欧美之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一些人“于欧美之礼俗，不问其是非而师之法之；于中国之政治礼俗典章法度，则不问其得失而皆扫之弃之。”（《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他强调说，世界各国的国情各异，绝不能盲目照搬，“苟妄师之，必生病害。”他认为，即使是那些欧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他们也还要“各鉴其弊而损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国之情，而为至善之止耳。”（《中华救国论》）他明确表示，欧美各国“亦有不可效法之事”，人们只有以“必求其善而去其不善”的态度去学习欧美，才可能取得成功，达到富强（《在宁垣学界演说》）。相反，如果“全师欧美而尽弃国粹”，那末就只能象“尼固之黑人”，永远做“欧美之奴”。（《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