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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和学术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为某件事的真伪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很多情况下，争论者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古人云，智者不惑。那么，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看待真伪的呢？ 因为真伪问题而产生争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很多时候除了客观现实之外，关键在于思维方式。智慧教育的重要目标就是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启发人用正确的手段解决纷争。多元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智慧型思维方法。比如，有时候一方所坚持的确实是真理，那么通过争论可以越辩越明；有时由于各自角度不同，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局部现象，需要沟通理解、相互补足；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真伪确实难以分辨，更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一贯强调相信真理、捍卫真理，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在于，有些人习惯用机械的态度对待真伪，容易导致思维偏执、“钻牛角尖”的行为。智慧教育不但要继承尊重真理的传统，更要教会人们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复杂情况。 子路赌冠的启发 春秋时期，有个人在街市买布。一尺鲁缟市价三文钱，他买了八尺，却只付给卖布者二十三文钱。卖布者不答应，认为该付三八二十四文钱。双方争执不休，恰好孔子的学生子路路过，两人便请这位学问家来评判。子路当然维护真理。买布者不服，三方激烈争执，于是决定去找孔子评理。子路愤愤不平地说，我输了，就把我头上的这顶冠赔给你。买布者一怒之下，以自己的脑袋为赌注。二人击掌为誓。孔子听说缘由后，对子路说，“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算术也会错？三八二十三，你输了，把帽子给人家吧。”买布者得意而去，子路却满腹委屈，愤而弃学回乡。 孔子精通数学，曾经当过鲁国大臣家中的仓库会计，把账目整理得井井有条。他所教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数”就是关于计算的学问。他自然知道三八二十四这一“真理”，但为什么偏偏要子路认错呢？原来，孔子明白，如果在当时坚持真理，买布者的人头就要落地。人命关天呀！而判定子路错，输的只是一顶帽子，子路要忍受的只是暂时的委屈。孔子过去教数学，那是传授知识；而通过这件事，孔子就是在传授智慧，一种根据事情轻重而妥善决断的智慧型思维。 西汉扬雄所著《扬子法言》有云，“真伪相错，则正士结舌。真伪相冒，是非易位。此邦家之大灾也。”在正常情况下，真伪是不容混淆的；然而，很多时候，互相矛盾的双方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真理。例如子路打赌的故事中，子路坚持正确的算法，这是维护科学的真理；孔子希望挽救一个人的性命，这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真理。这时候就要看孰轻孰重，如何正确处理不同“真理”之间的冲突了。人命和帽子，当然以人命价值为重。孔子的处理方法，不但挽救了一个人的宝贵生命，而且在双方冷静后很容易解释，也不会导致错误的算法广泛流传，不会误人子弟，可谓仁爱之心，功德甚大，而危害却极小。所以，孔子的裁决是一个智慧型思维的典范。教育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知道如何运用知识和妥善处理矛盾的智慧。 日心说的坚持与“放弃”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世纪欧洲几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对待“日心说”这一科学真理的。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动的。这也是中世纪欧洲封建教会极力维护、不容挑战的“真理”。1473年出生于波兰的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40岁时就提出了日心说，并在60岁时完成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然而，由于畏惧教会迫害，他迟迟没有将书稿出版，直到年近古稀才终于决定付梓。1543年5月24日，他憾然离世，恰好在当天收到了刚刚印刷出来的新书。 几十年后，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成了哥白尼学说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在他的主要著作《论无限宇宙和世界》中，布鲁诺激烈地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宣传日心说，被世人誉为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他的言行引起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1592年，布鲁诺在威尼斯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又是几十年后，另一位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通过自己制造的望远镜长期观察，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他把观测结果写成了《星际使者》，于1610年出版。罗马教廷又开始了对伽利略的迫害。在教会的威胁下，伽利略被迫作了放弃哥白尼学说的声明。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放弃日心说，而是在隐居中继续思考，五年后又出版了一部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继续对地心说进行抨击。教会再度对伽利略进行审判，用火刑逼迫他放弃信仰。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然而，1638年，他的新书《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又在荷兰出版，无声地宣誓着对真理的忠诚。 三位伟大的科学家都相信真理，但在对待真理与生命的选择时，态度有些不同。哥白尼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延迟发表宣扬科学真理的著作；布鲁诺为了捍卫真理，宁死不屈；而伽利略却两次被迫签字，“放弃”信仰。布鲁诺为真理而献身，当然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但我们能指责哥白尼懦弱吗？我们能指责伽利略背叛真理吗？事实是，这三位科学家都受到后人的尊敬。 委曲求全更需智慧 誓死捍卫真理固然勇敢，而为了真理委曲求全，体现的则是另一种勇气。如果说布鲁诺是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一位视死如归的勇士，哥白尼是一位审时度势、讲求策略的智者，那么伽利略的委曲求全则更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通过保存自己的生命，伽利略争取了更多时间来继续研究真理、宣传真理。他在那些用牺牲自身名誉换来的宝贵时间里，将日心说这个客观真理写成文字流传后世。正是因为对真理的崇敬和坚守，才使得他甘愿承受“变节”的屈辱，并不顾自身安危一再“铤而走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300多年后，最终向伽利略认错和向真理投降的是罗马教皇。 委曲求全，不等于变节和背叛。很多时候判断一个人的选择是变节还是隐忍，不能只看一时的言论，而要看其后续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信仰，背叛了誓言，彻底地投入到敌对阵营，甘心为邪恶势力效力，违背真理、破坏正义，那就是应当被谴责和惩罚的。而如果一个人策略性地运用“假投降”手段，为自己和真理巧妙地赢得时间、穿上安全的“迷彩装”，坚持信仰，并继续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那就应该获得正确对待。 在中国战争史上，也不乏“假投降”策略的巧妙运用。国共战争时期，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特科机构。接替主持上海特科工作的陈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另一方面，机关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使他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