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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文撰写的《长臂猿考：一本关于中国动物学的论著》面世。2015年，这册奇书被译成中文出版。译者称高罗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的中国猿文化变迁史纳入视野，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极具开拓性、原创性及交叉性。”在文化史成为显学、博物科普图书出版热的当下，《长臂猿考》作为经典值得引入，却也发人深思。 高罗佩独具只眼，选取猿这一极为贴合中国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动物，取材虽冷僻边缘，却成功论述了其在士大夫雅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从新文化史角度看，他的《长臂猿考》堪称空谷足音，引领学术潮流。更需要说明的是，高罗佩是荷兰职业外交官，一生以业余身份从事研究。但其独立精神与科学素养成功跨越了学科壁垒，这在学科日益专业细分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与“沐猴而冠”的猴子不同，猿与鹤都是清高孤傲的象征。1939年，高罗佩写就有关古琴的论著《琴道》，其中有专节讨论“琴和鹤”。1943年，他来到重庆，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期间与蜀中琴人多有交往，我猜想他一定听过川派琴曲《猿鹤双清》，这也许为他多年后撰写《长臂猿考》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因为如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所说，高罗佩若有野心，他唯一的野心就是梦想成为士大夫，所以他才会对琴、猿这些士大夫青睐的事物情有独钟。 “猿善猴恶”，是高罗佩在《长臂猿考》中重点讨论的话题。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人工饲养的长臂猿进食比较“斯文”，猕猴则相对“急躁”。但我相信从古代隐士到当今动物学家在深山老林的观察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长臂猿在野外只生活于热带雨林和常绿阔叶林的树冠层，这种高蹈林间、让人仰望的形象，或许才是令葛洪移情，感慨“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的原因所在。 高罗佩撰写此书时，参考了当时动物学家对于长臂猿的研究成果。但恰恰在此书问世之际，动物学家开始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对长臂猿展开系统的野外观察，从行为生态学等角度对长臂猿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因此无可讳言，囿于时代局限，高罗佩对于长臂猿的物种认知已经远远落伍。以长臂猿分类为例。1951年，学者埃尔曼将长臂猿划分为5种，其中中国有3种。但最近20多年来，依据形态学、解剖学、染色体核型、分子生物学和鸣叫等特征，长臂猿已被划分为至少17种，其中中国有6种。遗憾的是类似这样有关长臂猿研究最基础的新进展，都没有体现在《长臂猿考》中译本的译者注释或译后记中，多少显现了国内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隔膜。 在灵长目研究领域，以珍·古道尔于1960年开始的野外考察黑猩猩为发端，动物行为学家通过观察研究各种野生猿猴的自然习性，极大推动了人类对自身演化的认识，产生了诸如《黑猩猩的政治》《猿形毕露》《第三种黑猩猩》这类跨学科的典范著作，进而这些著作刺激了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成果在国内还属凤毛麟角。 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科学家对境内灵长目动物展开了广泛研究，潘文石考察白头叶猴、龙勇诚考察滇金丝猴都堪称范例，在长臂猿的研究和保护上也取得许多成就。可令人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尽管我国是世界上长臂猿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长臂猿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甚至是全球长臂猿保护形势最严峻的国家。比如，中国特有的海南长臂猿全球仅存25只；东黑冠长臂猿，只分布于广西靖西县与越南高平省重庆县交界地区，全球约为110只；中国境内数量最多的是西黑冠长臂猿，全球总数不过1300只左右，远远少于大熊猫。学者霍登更在2008年通过《科学》杂志向世界宣布，白掌长臂猿正在中国灭绝。 可惜对上述情况的认知如今依然基本局限在动物学界和环保领域，没有在人文学科领域和社会上产生太大反响。试想如有具备独立精神、科学素养的写作者，跨越学科界限，努力原创而非单单译介国外博物类、科普类著作，又会是怎样一番让公众警醒、让读者慨叹，进而有所作为的局面。（乔鲁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