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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大作家庾信（字子山，513～581）的成就首先在他的辞赋，一篇《哀江南赋》，浩浩荡荡，把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感慨哀伤全都融化进去，千古传诵；《枯树赋》篇幅虽小，容量很大，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这在文学生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庾信也能诗，亦颇有名篇，兹选取两首最短的来略谈几句，以见其思想艺术之一斑。 一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庾信这首《寄王琳》非常有名，但他话说得吞吞吐吐的，而且就只有这么没头没脑的四句，如不详知其背景，是很不容易理解的。欲明此诗，必须认清王琳（字子珩，526～573）为何许人以及他同庾信的关系，特别是他于何时何地先行写过一封让庾信感慨万千的信，然后才能理解庾信的千行泪和这四句诗。 王琳是梁、陈之际的名人，又同北方的北齐、西魏、北周有着复杂的联系，幸而我们尚可依据可靠的史料推测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先行同庾信取得联系的。 《北齐书》卷三十二《王琳传》（《南史》卷六十四《王琳传》略同）载： 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为将帅。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献米万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轻舸还荆州。稍迁岳阳内史，以军功封建宁县侯。侯景遣将宋子仙据郢州，琳攻克之，擒子仙。又随王僧辩破景。后拜湘州刺史。 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众，又得众心，故放之岭外，又受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日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常住荆南，正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启。故遂帅其众镇岭南。 梁元为魏困逼，乃征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师次长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乃为梁元举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梁。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趋之计。时长沙藩王萧韶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侯平虽不能渡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挥。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乃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又使献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称臣于梁。 引得长了一点，但非引到此处不能解决问题。据上列引文可知以下诸事—— 其一，王琳早年靠裙带关系成为将帅，但他确有军功，在平定侯景动乱的战斗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其二，梁元帝萧绎对王琳并不放心，把他远远地打发到岭南去，他很想争取去雍州当刺史，没有成功。按那时雍州是战略要地，其地又有很好的兵源，过去梁武帝萧衍就在那里起家；萧绎当然很明白这一点，所以李膺根本不敢去谈此事——那不是暴露野心自找麻烦吗。 其三，萧绎到最后关头才调动战斗力很强的王琳部来救驾勤王，但已经来不及了。王琳率部到达长沙后，因为手握重兵，一度成了各派政治力量都不得不表示尊重的盟主。 其四，这时王琳正在观望之中，为自己的未来布局，他同北方的北齐、西魏以及后梁（在西魏卵翼之下以萧詧为首之梁）都在拉关系，窥测方向，徐图后计。西魏是刚刚消灭了以萧绎为首的江陵梁政权的胜利者，王琳留在江陵的家属应当也在他们手里——古代到地方上担任要职的官员，特别是带兵的高官，家属一般都留在首都，这多少有点充当人质的味道。西魏破江陵后，掳去大批官员和他们的家属，王琳的家小亦在其内；他“使献款于魏，求其妻子”的来由当出于此。 王琳写信给庾信，应当也就在此时。他们曾经都是萧绎手下的官员，自然是早就熟识的。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王琳屯兵于长沙、被推为盟主在承圣四年亦即绍泰元年（555）正月，然则他给庾信发出信函以及庾信收到来信并作《寄王琳》诗，应当也都在本年。 王琳的信现在看不到了，估计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内容：对形势的巨变感慨一番，表明自己仍然忠于先前以萧绎为元首的梁王朝，问候庾信——庾信作为萧绎派往西魏的使节，现在还在西魏手里，但只是被扣押，他并未明确表示效忠于西魏，至少王琳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确切的消息。而庾信，却正在准备面对现实，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他在《枯树赋》里表示，即使大树已枯，木料还是有用的好东西（参见顾农《关于〈枯树赋〉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1日第15版）。现在天翻地覆，形势复杂，不知应当如何立言。自己远在北方一角，南方政治中心的建康（金陵）没有什么人同自己联系（“信使疏”），却意外地收到老熟人王琳万里之外的来信，读来令人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才好。不如不说也罢。 这样感慨系之而并无明确表示的措辞，是可以理解的。这时庾信尚被“囚于别馆”，处于一种“妾身未分明”的非常阶段。此诗大有外交辞令之意。前人评说此诗，或谓其中有“家国之恨”（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庾开府集选》），又有人说从诗里能感到诗人“忠愤欲绝”（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似乎都不免有点过度诠释。 二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 庾信这首《寄徐陵》具体背景一向不明，倪璠《庾子山集注》卷四关于这首诗的注释只是引用向秀《思旧赋》以明“山阳”、“闻笛”的出处，此外未著一辞，更未说明作于何时。 庾信与徐陵（字孝穆，507～583）曾经是通家之好的密友，年轻时就在文坛上齐名；他们的父辈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太子萧纲的老师，著名的新派人物，其新诗以及骈体文、辞赋，当时被称为“徐庾体”，他们的下一代徐陵和庾信长大以后也在萧纲的东宫里任职，由于年龄同萧纲相近，来往也更多。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父辈的文风，所谓“徐庾体”，也包括这小徐、小庾在内。庾信与徐陵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北隔绝多年，至死未能把晤。从这首《寄徐陵》诗的语气看去，应是庾信的晚年之作。他说，如果老朋友还思念我，要趁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等我死了以后，像先前的向秀似的去山阳故居凭吊嵇康。 从庾信一生的经历看去，似乎可以推测此诗作于北周保定二年，亦即陈天嘉三年（562），是托行将回国之陈王朝的使者周弘正带回南方去的。本年庾信五十岁，在那时就要算是一个来日无多的老人了。 《陈书·周弘正传》载：“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尝谓弟弘让曰：‘国家厄运，数年当有兵起。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纳侯景，弘正谓弘让曰：‘乱阶此矣。’京城陷，弘正为衡阳内史，元帝在江陵，遗弘正书曰……乃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及江陵陷，弘正遁围而出，归于京师，敬帝以为大司马王僧辩长史，行扬州事……（陈）高祖受禅，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往长安迎高宗。三年，自周还。”周弘正出使北周，是为了将先前在江陵陷落时被迁于关右的陈王朝的皇室成员陈顼（后称帝，庙号高帝、谥号宣帝）迎接回去，因为种种原因，他在长安呆了两年才完成这一使命。庾信早年曾与周弘正为同僚，与弘正的弟弟弘让也非常熟悉（曾作有《寻周处士弘让》《赠周处士》等诗），所以这两年中自然同周弘正有些交往，写了好些诗篇，当周离开长安回建康去的时候，又赋诗为别道： 扶风石桥北，函谷故关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几年？ 黄鹄一反顾，徘徊应怆然。自知悲不已，徒劳减瑟弦。 ——《别周尚书弘正》 他叹息同周弘正的再见不知在何年何月。此时又托他把这首《寄徐陵》带到南方去面交这另一位老友，诗中也同样充满了老年人的悲观和感伤。 当时也在北周的王褒（字子渊，514～577）也是周弘正的老朋友，王、周二人当年的关系更加密切，曾经一道向萧绎提出过迁都的建议，但未蒙采纳。周弘正在长安时，王褒也写过诗赠给他，最后又托他带一封信给其弟周弘让，还有一首《赠周处士诗》。这些篇什也都作于保定二年即陈天嘉三年（562）。 等到王褒去世以后，庾信为他写了一首长诗《伤王司徒褒》，前半对王褒显赫的家世和早熟的才华大加歌颂，后半对他的病逝表示深沉的哀悼。诗末云： 柏谷移松树，阳陵买墓田。陕路秋风起，寒堂已飒焉。 丘杨一摇落，山火实时然。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故人伤此别，留恨满秦川。 定名于此定，全德以斯全。唯有山阳笛，凄余《思旧》篇。 这里又提到向秀的《思旧赋》。诗中大有同病相怜之意，既痛惜王褒之死，又行复自念。“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流寓他乡而又上了年纪的人，最怕落在这样的境遇里。 钱锺书先生特别赏识庾信这一首《寄徐陵》，评为“沉挚质劲，语少意永，殆集中最‘老成’者矣”。（《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0页）老成总是同萧瑟悲凉联系在一起。 两首小诗，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十个字，而那个动乱时代的风云变幻，诗人自己的痛苦遭遇以及苍茫的心事，可以说全都隐含于其中，这是何等的艺术功力！（顾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