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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学术，总不免令人有“环滁皆山”之叹，学与德冠绝当代的王国维，允之无愧为其中的“蔚然而深秀者”。其以古法治新学，在词学、曲学、音韵学、文字学、史学等方面深有造诣，且开一代之风气。彭玉平先生十数年来治王国维之学，怀忠实敬谨之心，以孜孜不倦之功，成九十万字的煌煌巨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无论在文献、立论上都力求创获，或以新材料为立说，或从旧材料中发见新观点，由明敏、密察而臻于别裁、通方，打破文体、流派、学科的境域限制，尤侧重于学人学术“之间”的因缘研究，试图还原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的真实生态，也还原学术史研究中应有的人本位精神。使得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情怀、精神亲近而可感；也使得读者对现代学科建立之初，民国学人学术对国学研究的兼容、坚守、开拓、传承的多元化样态有更为深切的认知。 王国维留给世人的影像，最深刻的恐怕是那张一袭长衫马褂、带着瓜皮小帽的照片，古貌古饰，但要真正走近王国维其人其学，却绝非易事。不仅因其学术之专门，非所易晓，又尚有三难：首先，其人难知。王国维一生忧郁善感，品行峻洁，行事简默，不苟发言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又以五十之年自沉昆明湖最为世人所憾恨和不解。其次，王国维交游不广，但流派错综。有同光一代大儒沈曾植、清末词坛耆宿朱祖谋、考古学家罗振玉、金石学家吴昌绶，又有学衡派的吴宓、陈寅恪，革新派的梁启超、胡适等等，形成了晚清民国一流的学术朋友圈，而“之间”的学术交游，就更为复杂微妙。其三，百年王学研究史上大家林立，如俞平伯、朱光潜、任访秋、顾随、唐圭璋、缪越、叶嘉莹、佛雏等，拓疆本自不易，要推陈出新、自立新说更是难为。 十数年来，彭玉平先生以原始文献为基础，从个案专题研究入手，选取文本形态、学人心态和学术生态等视角，察其本事，探其因缘，由史事而至史实，由沉潜涵泳而至于神理相接，读其文，可以感受到史学精神与文学韵味、事实考辨与学者情怀的融合和转换，并在学术的严谨与灵性的自在之间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体现出独特的史笔诗心。宋李涂《文章精义》尝言：“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其论为作品风格而发，此藉以评先生之治学：如与静安同游，在晚清民国的学术森林中行走，以有间、之间、无间的观照方式，呈现出治学之实境界、空境界和换过境界的多样化色彩。 其一，以词学为内核：有间的实境界。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分为“文学观念论”“词学本原论”“词学接受论”“学术因缘论”四大板块，其中，词与词学均为重要义项，又以《人间词话》最为核心。彭著从不同版本来考察王国维词学的原始形态，并抉发了《盛京时报》重编本的经典意义。在追溯王国维词学演进进程时，做了大量的文本对勘工作：如将手稿原稿与修改稿对勘，将初刊本与手稿修改稿对勘；从手稿本的征引文献看其词学渊源，列其顺序、分析其引用态度来知其观点；又以《人间词话》手稿本中的圈识符号作为认知角度，来观察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形成和境界说的凸显过程。通过文献的对比，勘察其词学理论的提炼过程，了解其斟酌演变的具体情形，也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做了“决断”。并以王国维拟撰《文学通论》为中介，建构和还原了王国维文学理论体系之雏形。如文中把《人间词话》手稿中的所有理论出处全部整理出来，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古典诗学才是其词学的主要源头。”通过考查三四十年代《人间词话》的汇编、注释、评说及有关概念范畴接受的源流，指出《人间词话》的经典之路是在极度揄扬和严峻批评的对立中逐步完成的，也厘清了王国维词学研究中不够明晰的词学范畴。如以王国维与庄子的学缘分析为基础，指出境界说其实是以“无我之境”为终极目标，收束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优劣之论。也在全面了解王国维词学整体风貌、充分估量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指出王国维词学虽见解精妙，但在审美评价上有“欠平和与宏阔”等缺失。 其二，“换过境界”：“之间”的学术因缘。 王国维词学研究是彭著最为核心的主体，而学人学术“之间”的因缘研究则堪称为该著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任何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个性的形成，都必然有其因缘，受到性格、经历、社会关系、时代背景等种种影响。晚清民国时期学术会通、思潮纷呈，是一个世界化、对话式、开放的学术研究的时代。具有精密分析力和奇异综合力的王国维，不仅受到这一时期特有的学术氛围的影响，更成为这一时期引领学术的预流者。 “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学术因缘主要是指在学术观念、方法、理念上的传承、触发、联结、衍变、升华等错综关系。一类是因，一类是缘。因者，重在传承的前溯，对其学术思想形成之主因的探寻。如王国维对庄子、屈原、陶渊明、陆游等的学术传承和思想呼应。缘者，主要是指王国维的学术交游群体。如王国维与沈曾植、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的学术交往和观念影响。 对同时代学人学术因缘研究，类似群体的研究或比较研究，但却是指极小众个体之间的私人交往，学术个性色彩极为明显，并非以公众或群体言说的方式呈现，又别见对学术联结和触发点上的关注，瞩目于学者与学者之间在学术交流中的感染、提拨、补白和完满等对于个体学术研究的意义。通过从口头或文本文献中爬梳学者学术交流中的细节和脉络，包括兴趣爱好的相契、或隐或显的观点的启发等。如指出梁启超所撰《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一文就是发展了王国维的观点，将王国维对姜石帚的怀疑加以具体的考辨，而初步落到实处；而王国维对词之起源的论说也影响了胡适。又如吴昌绶与王国维有许多共同爱好，所以心怀所系也往往一致；并以书信为依据，指出吴昌绶是最早赏识《人间词话》的人。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坚固情谊，也与二人精神相契、治学方法相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之间”的视角，推进了王国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使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相联结起来，带有特别的历史温度。如酬唱诗词、书信、序跋、书目、日记、悼词、墓志铭、回忆录等等，都是“之间”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在一幅幅由生活、学术、社会构成的画面中，呈现出晚清民国时期，新学术与旧传统相交织的风景，也在看似破碎不成片段或闲笔的文献中，点出王国维学术的种种因果及缘来缘去的路径。 其三，由一学而至他学：“无间”的空境界。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云：“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现代学科分类渐趋细化，各有畛域，要真正贯通新旧中西，实非易事。王国维亦知生之有涯与学之无涯，故建议学者以一学为业，探其奥窔，拓其区宇，进而融贯他学，达到宏肆旁通、从容无间的目的。 在九十万字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读者很难用任何流行理论来加以框束，其研究方法甚至可以用保守来形容。但彭著不拘于内外名家之说，不盲从于权威之论，以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之方法来寻求转境和进境，坚持学术研究追求事实、还原真相的根本立场。如对以“体制内”与“体制外”来判分晚清词坛的格局提出质疑，认为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重特征。又如打破文体境域的界限，指出《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概念来自诗学，其有关境界的理论“原是从哲学移植过来的，本非专为论词而起”。这种文史哲融通的素朴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弱化和消解20世纪学术史研究中常见的以政治判阵营、以流派树壁垒的二元观念。彭著以带有舒缓感性色彩的理性分析来捕捉学人之本心，与学人精神相往来，还原社会学科研究应有的人本精神，并在这种灵动的人文境界中，将学术生态的丰富多样性呈现出来。 王国维以学术为生命寄托，追求无我之境，蔚然而为学际天人。彭玉平先生潜心治王学十数年，征实考信，用志不分，治学唯求其真、立论唯求其平。由词、词学而博涉美学、史学，由学术个性而追溯学术因缘，由文献之“物境”、文学之“情境”而知学人情怀之“意境”。将人情、事故、文脉、学理，抽丝剥茧，娓娓道来，试图呈现学人及学术生态自然本真的面目。芥子未为小，须弥不为大，素朴于文，从容于心，呈现出澹然、宽容的治学特色，允称为治一学而“不无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的典范之作。学无古今、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有涯而至于无涯，正在于斯，是以记之。（刘兴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