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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因为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它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礼记》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著作，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超《荀子》。 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唐代设科取士，把《左传》和《礼记》列为大经，《仪礼》《诗经》和《周礼》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虽然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攻习《礼记》的人还是很多。明代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 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而《礼记》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礼记》中的很多篇章，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都曾见到，如：“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意思是说：教授别人和自己学习，共同构成自己学习的两半。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荀子《劝学篇》的起止，甚至能看到后来韩愈的《师说》的思想源头。 《礼记》中还有这样的话：“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当完备，没有那样的教育，哪里会有光耀千古的诸子百家和春秋精神？ 《礼记》中也有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又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礼记》在今天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是迫切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各行各业，各种场合，若是没有全面的、普遍而自觉执行的礼仪，绝对不能称之为文明。大至国家仪式，小至待人接物，无论生活方式还是伦理思维，都需要健康而完整的程序和规矩，这些程序和规矩，就是礼。今人当然不能照搬古人的礼，但需要有自己的礼，需要可以操作的形式。见死不救、受到慷慨救助后扬长而去，甚至编造瞎话污蔑救人的人，这些都是一个社会不能容忍的非礼行为。（王兆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