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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是儒家责任伦理 蔓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起于法而非源于儒。 历史的诡异在于，孔子以后的皇权社会，的确存在着为我们所诟病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历史事实，这种一味忠君的愚昧逻辑，的确可以从“君为臣纲”中导出。但此纲并不出自原始儒家，而是来自法家。中国皇权统治，外儒内法，法家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让自己的东西披上儒家的外衣，甚至搞儒法杂糅；兼之后世读书人一概称之为儒生，哪怕他读的是《商君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乃是用后来法家的君臣逻辑来解释孔子而不自知，以致直到今天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刘军宁先生的《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4月18日《上海书评》），把孔子思想中的专制一面归咎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者认为“君臣格局本身就一个专制格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主张专制”。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孔子的君臣之论，“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因而它是“孔子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读；直到今天，这种看法依然大行其道。实在应该为孔子这个“最有害”的思想“必也正名乎”了。在我看来，孔子的君君臣臣非但与专制无关，而且它是那么方正地体现了君臣关系中的儒家责任伦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的回答。父子关系不论，君臣关系的要则是君要君、臣要臣。第二个君与臣是名词动用，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本句无解。因此，我们只能把《论语》看作一个上下文，通过他处孔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表述，推断这里的含义。比如，当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的回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任，礼是周公创设的制度，至孔子时已经礼崩乐坏。为了恢复旧时礼乐，孔子在君臣对待关系中，强调君使臣，要按照周代礼制的方式；相应地，臣事君，也要忠于自己的职分。这里，忠的对象与其是君主，毋宁是自己的职分。君主以礼使臣，当然要忠于君主，这时，忠于君主就是忠于礼。如果君主并非以礼使臣，臣还是要讲究忠，但这个忠，肯定已经和君主无关了。《论语》中谈忠的地方很多都在忠君之外，“子张问政，子曰：……行之以忠”。这里的忠就是忠于政事的职守。甚至，帮朋友做事，也要讲忠。“为人谋而不忠乎”，便是孔子每天反省的内容之一。 在周代礼乐制度面前，君与臣有各自的职分。就各诸侯国而言，处于这个等级制最高端的君，待民要仁，待臣要礼，做到这一点，君就像个君了（所谓“君君”）。位于君主之下和庶民之上的臣，对由君所体现的礼制，忠就表现在他能够“事君尽礼”，能够让君待民以仁，做到这一点，臣就像个臣了（所谓“臣臣”）。因此，君君臣臣，不仅是君臣之间的对待关系，也是君与臣这两种身份在相应的礼制位置上所应尽的职分，即责任伦理。 说到底，在孔子眼里，比君臣关系更重要的是周公创立的礼。出于对礼制的负责，臣在君面前就不是唯唯诺诺，一意顺从（我们以往解释君君臣臣，把臣仅仅理解为臣服，是偏颇的）。这也是孔子对君的态度：“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不要欺骗君主，但要敢于冒犯。这里强调的正是为臣者对制度负责的责任伦理（忠），它具有直指君主的抗争性。此语对以后历代儒生，产生过抗颜直谏的久远影响。在另一场合，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敢于犯上，正是以道事君的方式之一。如果君依然执迷不悟，臣就到了抽身而退的时候了。纵观整个《论语》，凡涉君臣关系处，孔子都是在谈为臣者应恪守的责任伦理，这里没有一丝奴颜，没有一毫婢膝，更谈不上君臣之间就是专制关系。 历史的诡异在于，孔子以后的皇权社会，的确存在着为我们所诟病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历史事实，这种一味忠君的愚昧逻辑，的确可以从“君为臣纲”中导出。但此纲并不出自原始儒家，而是来自法家。中国皇权统治，外儒内法，法家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让自己的东西披上儒家的外衣，甚至搞儒法杂糅；兼之后世读书人一概称之为儒生，哪怕他读的是《商君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乃是用后来法家的君臣逻辑来解释孔子而不自知，以致直到今天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蔓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起于法而非源于儒。法家是君主的教唆犯，教唆的内容就是专制。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有言：“权者，君之独制也”，此“独制”即专制。君臣关系当然也是皇权专制的构成之一。《商君书》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之义也”（《君臣》）。这个“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商君书》进而言：“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接着还有“男女有别”（《画策》），这里，已经可见后来三纲的雏形了。到了以后的《忠孝》篇，商鞅明确地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至此，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如果还属于儒，三纲则分明属于法；然而，我们一直囫囵把它当作儒来批。 具而言，商鞅的君臣关系是这样：“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戴其君者也。”（《忠孝》）一“畜”一“戴”，君臣关系的面目，已经穷形尽相。虽然，和孔子一样，商鞅也强调为臣之忠，但，忠在孔子那里更多是事道不事君；那么，在商鞅这里，“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或曰“所谓忠臣，不危其君”。由此可见，在君臣关系上，孔子强调的是以道自任的责任伦理，法家宣扬的才是君为臣纲式的服从伦理。开头刘文所列出的君臣关系的情形，是法家思想造就的恶果，几与孔子无涉。须知，秦政治是法家政治，不是儒家政治；如果要打板子，首先应当打向法家。因为，直到今天，依然是法家那一套，不断地危害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