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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88年，清光绪十八年春天，一辆马车驶进了山西祁县县城，马车的主人名叫渠本翘。渠本翘是晋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是晋商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人，曾做到正二品的典礼院直学士，而且他曾在清末组织领导了山西的保路、保矿运动，山西省机械化采煤的历史就是在他的首倡下开始的。光绪十八年他二十六岁，刚刚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中举人，渠本翘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回乡祭组，二是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改善与父亲的关系。 祁县渠家是晋商历史上又一个显赫的家族，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他们就靠着对俄对蒙的茶叶贸易起家，咸丰年间渠家又开始涉足票号业，并由于在票号上的成功经营而跨入巨商的行列，当时著名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对渠家家产做过一个保守的估计，徐珂认为渠家的全部资产不会少于四百万两白银，领导渠氏家族做这次成功的投资转移的就是渠本翘的父亲--渠源祯。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渠源祯一共有三个儿子，渠本翘是他的长子，根据渠源祯墓志铭记载，因为渠本翘自幼高度近视，所以渠源祯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渠本翘的马车停在了这扇大门前，车上下来的渠本翘被他面前的景象惊的目瞪口呆，自己的父亲渠源祯率全家跪在大门口，以接待官员的礼仪等候他这位新科举人。渠源祯的这一举动即使在现在也大违常理，在讲究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更显得离经叛道。渠源祯以长跪幼的作法不仅将儿子堵在了家门外，而且打破了奉行千年的宗族礼法，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渠家父子间在此之前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 作家王进：渠源祯是乔家的女婿，他由于多内宠夫妻感情不和，渠本翘和母亲从小是在外祖父家长大，他的外祖父曾经做过地方官，晚年退职以后回乡教授子弟，清末祁县的三个举人都出在他的名下，其中就包括渠本翘，渠源祯早年曾有段从政的经历，但由于宦海失意，回到家乡心理很不痛快，但是他的儿子中了举人以后回乡探亲的时候渠源祯竟然跪在门外迎接自己的儿子归来，这种礼仪等于迎接像官员回乡的仪式一样，这种举动让我们简直不可思议，在他的儿子看来这是父亲有意将他拒之门外。 光绪初年，渠源祯曾通过纳捐做了刑部员外郎，就任之后，他向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位律法专家学习，不仅对中国律例，而且对西方的法律都多有心得，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暮气沉沉，渠源祯的学识报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一再得不到应有的提拔，而一些庸碌无能的同僚却因为科举的资历获得了晋级，感于这种现状他愤然请长假回乡。 渠源祯做官并不是为了钱，因为在他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是个富翁，也似乎不是为了名，尚在少年时家里就曾为他捐了奉政大夫的虚职，从他研习各国律法的经历可以推测他似乎是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学习一些经世济民的本事，做一番事业，但这种想法在贪污成风、暮气沉沉的清朝官场中是不可能有所施展的。回乡之后，他对官场一直抱一种极不信任、绝不合作的态度，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曾一再拉他再次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催急了他就转荐他人代替，不仅不做管，对官员的骄横他更是深恶痛绝，表现的也比别人更加激励。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毅琦：一个乡下人进城以后他找不到厕所，在街上就撒了尿，结果让巡警发现以后认为有伤风化，把那个人锁到衙门前示众，渠源祯就在衙门旁边住，他回家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觉得没有钱这么可怜，就因为尿了你就把他锁在那儿，他就一边骂一边自己也解开裤子从大门口尿到大堂，给老百姓出了气，因为衙门不敢理他，赶快说好话把那个人放走了。 渠源祯对于官场的情绪自然会影响他对儿子未来的设计，此时在他看来，科举不仅不能培养出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而且为了科举而读书也只会把儿子塑造成一个迂腐的人。渠源祯在儿子回家祭祖时做出的给儿子下跪的非常之态，也许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极端做法能使儿子有所警醒、有所感悟。1892年，渠本翘中进士，当他再次回乡省亲时渠源祯倒是没有再为难儿子，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家中出了晋商家族中第一位进士而表现出多大的欢喜，他只是淡淡地对儿子说"科名本身外之物，智者当务其远大，慎勿以一第自封"。 在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很难找到一对父子像渠源祯、渠本翘这样的有着如此之大的性格差异，渠源祯久居商场，做事讲究实际，一旦认准了目标，世俗礼法、官场规矩可以视若无物，而在儒家经典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渠本翘在性格上却表现出浓重的传统读书人的色彩。1900年义和团兴起，中外关系紧张，渠本翘以七品小吏的身份一再向朝廷进言，指出朝廷的各种举措失当，他的意见自然不被重视，由于关心国事他甚至忧愤成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众多达官显贵均作鸟兽散，渠本翘却抱病追随落难的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在传统社会对读书人来说忠君就是最大的爱国。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他是读书入仕之人，考取了进士，清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日本横滨副领事，曾经当过山西大学堂的学监即校长，曾经担任过山西商会的会长，因此他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 渠本翘经商和渠源祯做生意有很大不同，首先不管是票号、当铺、茶庄，渠本翘一直经营传统商业，而渠本翘由于兴办民族工商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渠源祯做生意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挣钱，而渠本翘经商掺杂了很多政治动机，或多或少有一些实业救国的目的，这一点在此后不久发生的保矿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清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已"，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自己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开始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慈玉：保晋公司是清末中国收回矿权运动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它是由商人招商集股以后发行股票，再向政府要求把阳泉矿、大同矿收回来，由商办来经营，一直到1930年它的经营状况都非常好。 对于儿子的这番作为渠源桢态度如何历史上没有直接记载，但从现存的渠家商号的一些账册中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他当时的态度，渠源桢主持的渠家几大票号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而且还曾帮助保晋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源桢也是希望自己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这点渠家父子的想法是一致的。 山西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日俄战争以后，一个日本人曾经拜会过他，在谈话当中态度非常傲慢，一再说日本在东北打仗是为了清政府保卫疆土，渠源桢听了以后就对他说，你们政府的好意我们非常感谢，现在英国和俄国又在争夺西藏，贵国为什么不去帮忙呢？ 在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表现出难得的默契，父子间的关系也大为缓和，但这种短暂的和睦并不能完全调和渠源桢和渠本翘在性格上的极大差异。渠本桢在骨子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的商业经营上。 晋商乔氏家族后裔乔挹青：在同治年间，他拿了三十万两白银投到平遥百川通票号，这年正好满清的人也存入三千万两白银，而且满清人要求只存银子不取利息，致使百川通的生意就一下做了上去，每股就能分一万两，渠源桢的本钱的就翻了一番，这个时候渠源桢就把本和利都撤回来了，当时商界人都感到奇怪，后来渠源桢私下说，做买卖就得有赚有赔，如果旗人从中作梗就承受不了，果不其然，后来百川通的买卖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对于朝廷的腐败，渠本翘也不是不知道，他当时想到政局的盘根错节"每以隐忧致疾也"，意思是说他也隐约感到这个朝廷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加上多年的官场经历，都使他不能像父亲那样脱身而出，他不是看不透，而是看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以身相殉。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渠本翘其实经商的时间很短，他担任保晋公司的总经理只做了一年的时间就再一次弃商为官，到了1910年的时候，晚清政府就准备在成立议会名义下要设立一个典礼院，由所谓的七个直学士组成，渠本翘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渠本翘被当时的政府任命为山西的宣抚使，但是很快就开始了南北议和，渠本翘没有到山西就任就被派为南北议和的成员去谈判。 渠本翘再次入京为官后，几乎没有再回过渠家大院，渠氏父子间的关系主要靠书信往来维持，渠源桢对于儿子最终选择了做官这条路怎么看历史上没有记载，只是在儿子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家产铸成银锭深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山西晋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而实：研究者根据渠源桢窖藏白银百十万两的作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山西传统的商人，窖藏不是资金的最好出路，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够生根多财，但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快覆亡了，整个票号业可以说是懵懂不知，渠源桢预先敏锐地察觉到了，最好的资金保存方式就是窖藏。 渠本翘1919年病逝于天津，家人一方面忌惮父子之间长期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怕老人听到消息后病情加重，所以对渠源桢隐瞒渠本翘的死讯。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没有想到的是渠源桢平时就爱学习，他们家订有许多种的报纸，其中就包括天津《大公报》，他是每天必看的，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了这个消息-渠楚南学士去世了，他一看儿子死了五雷轰顶，从那以后，他就一病不起，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去世。 渠家父子的一生恩怨重重，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父子间的隔阂，家庭的不和、时局的动荡，加深了他们中间的距离，他们双方或多或少都对对方有所误解，其实他们父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同样的人生抱负，那就是为山西、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共同的追求却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父子一生的矛盾，这就使渠源桢和渠本翘两人的人生多了一些悲剧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渠家的后人再没有一人涉足商界，他们大多成为学者、教师、作家，而且在内心中或多或少有些瞧不起商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