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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儒学与中国文化”。在讲解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什么？”大家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这并不奇怪，近代以来在儒学失去了其在中国文化的根本地位之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非常的分歧。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 一、对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不同看法 关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历史上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体，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的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持续不断地、变本加厉地对儒学进行批判和解构，使儒学由舞台的中心退到了边缘，后来甚至成为无所归依的“游魂”，而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中西古今的冲突中至今找不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为了探寻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许许多多观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大大小小的论战，以至于连这样一个并不算问题的问题仍然达不到共识。概括起来，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如钱穆说：“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这是无疑的。广播下层的是社会风俗，英华结露而表显在上面的是历史上的各方面人物。而传衍悠久，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并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民族之历史与其文化，乃是中国民族之内性之发挥而成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者，期间最要的一部分，则为儒家思想。”（钱穆：《儒家之性善论与其尽性主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第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今人张岱年曾经说过：“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张岱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其二，中国文化是以道家为主干或主体的，提倡此说也有一些学者，如鲁迅就曾经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人民出版社1957），还有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当代提倡此说最得力的当属大陆、台湾两栖的道家学者陈鼓应教授。他认为，就传统文化整体而言当然儒家是主导的，但就在哲学的层面而言，则以道家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以道家为主干。在陈鼓应与白奚合著的《老子评传》中有进一步的辨析，说“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居于主干地位”，“哲学的主干”不同于“文化的主干”，两者不应该混淆。并认为“在范围广大的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与道家思想同为中国文化两大主干；而在中国哲学这一特殊的领域中，则须承认道家思想居于主干的地位。”（详见陈鼓应、白奚著的《老子评传》第12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上承认了儒家是主干的说法，而强调的是道家为“哲学的主干”，因此是为人所接受的。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互补为主体的多元结构。这方面历史上就有论述，如南朝学者刘勰就曾经说过：“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刘子•九流篇》）现代也有许多学者都或深或浅地进行了论述，如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赵吉惠教授曾经这样写到：“中国文化的发展，不管在形态上发生过怎样的流变，其内在的构成始终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体的。”（赵吉惠：《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第12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其四，儒佛道三教鼎立说。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很早就有“儒佛道三教”的提法。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以儒佛道三教并立与合流为基本线索，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三教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认为，魏晋以降，儒佛道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其中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他们的合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全局，其他各教各家皆不能与之比拟。 其五，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不宜用任何一种单一文化来代表中国文化。如杜维明说：中国文化是丰富的、多元的，“思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个人并不接受儒学主干说。”（《杜维明教授访谈录》，见《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 那么，对儒学与中国文化到底应该这样的认识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二、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主流地位 结合传统的和现代人的研究，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解说这个问题： （一）儒学是在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经过孔子的集大成而形成的。 中华文明有实物可证明的历史现在已确定有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还要早，最起码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有一个也许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山顶洞人遗骸周围撒有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还有各种随葬品。研究者结合现代民族学资料进行分析，认为红色表示血液，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寄身之所，生者给死亡的氏族成员随葬物品，是为了让他在另一世界过人世间一样的生活。这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灵魂不死观念的萌芽。所以，中国文化可谓历史悠远。 就按照五千年计算，到孔子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两千五百多年的文化积累。当然，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许多文化成果往往被历史的风沙淹没，渺茫难寻。所以，孔子把儒学的思想渊源，追溯到了尧舜时代。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尧舜时代和西周。他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这就是说孔子远则推崇尧舜时期的王道政治，近则遵守西周初期文王、武王时的礼仪法度。文王、武王时的礼仪法度就是所谓文武之道，其实也就是周公之道。周公是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自幼笃行孝仁，多才多艺。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诸公子；武王即位，辅佐武王，特别忠诚；武王去世，成王当时年幼，他当仁不让，毅然挑起“摄行政当国”的重担，辅佐成王东征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营建东都洛邑。后来，成王把周公的后代分封到鲁国，赐给高贵的车马、旗帜、美玉、良弓，以显要其身份；授给辅佐天子的礼官、礼籍、礼器，使鲁国有享受与周天子一样规格的礼乐，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周礼尽在鲁”。周公的贡献和周礼尽在鲁，对于儒学产生于鲁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说儒学的故乡应该是咱们的陕西，发源于陕西的西周礼乐文化才是儒学的真正源头。 周公一生辅国安邦，功勋卓著，特别是创立礼乐制度，奠定了周代国家的基础。周公的思想自成体系，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惯、舆论等各个方面，上绍尧、舜、禹、文、武之绪，下启孔孟儒术之运，承前启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王国维说，礼乐“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就深刻地指明了礼乐文化在周代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后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后儒常常把思想追宗到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原创性。周人通过礼乐文明，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开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国后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几乎无不将其视为思想的源头，言必称周公。自东汉以降，人们常常以“周孔”并称，韩愈更是把周公列入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之一。只是宋明以后人们才以“孔孟”并称，所谓“孔孟之道”。这一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蕴涵。 孔子一生孔子对西周特别推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说西周的礼乐制度，是综合吸取夏商二代的经验制定出来的，大兴人文教化，所以我愿意推行西周的礼制。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谁用他治国，他就要在东方推行西周的政治制度，重建西周那样的国家。孔子毕生把实行尧舜的王道政治，恢复西周盛世作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总之，孔子是承传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业绩而来，对上古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把历史的经验加以理论化、体系化，这样就形成了儒学。 那么，怎么理解孔子的集大成呢？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尊崇的大至圣先师，最基本的就是他“集”了上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是说，伯夷这个人是圣人中清高狷傲的人；伊尹这个人是圣人中能够负责的人；柳下惠这个人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能够与时俱进的人。孔子，可以叫他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就象奏乐那样，先敲击金属的钟发出响声，最后敲打玉石的磬来收束结尾。古代的音乐演奏是先敲击金属的钟，把整个乐曲的节奏调动起来，快要结束的时候用玉石的磬来收音，使整个乐曲有一个完美的终结。说到集大成，大家也许参观过文庙，其核心建筑就是大成殿，“大成”二字就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者”。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经这样论孔子的集大成：“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二）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意思是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作为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司马迁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吸引了许多人来求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现代以来仍然有许多学者持这样的观点，如吴宓就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体地说，1、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2、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柳诒徵的看法与吴宓差不多，也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34-235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吴宓可能大家知道，他是陕西泾阳安吴堡人，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文革”批林批孔时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几个著名学者之一。 （三）孔子儒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遭遇及其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陈独秀明确指出孔子不适于现代生活；胡适、吴虞、鲁迅等人尤着力于批判旧礼教。他们对儒学的批判是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思想文化的旗帜，中国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而所用来替代的又都是外来的，其消极后果直到后来才显示出来。 新文化运动由于是针对当时尊孔读经和孔教会的“复古逆流”，以及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使得人们不可能以谨严的学术研究形式而是以激烈的论战形式出现。今天，回头从总体上看20世纪初的这场新文化活动，便很容易发现其明显的不足之处：（1）他们多是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角度批判和清算传统文化的，缺乏学术和思想的探研与深思，对儒学也没有从深层学理上进行研究，他们的言论停留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几乎没有涉及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本质；（2）他们以“破”为主，“立”则薄弱，最主要的是所“破”所 “立”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3）他们态度激烈，太情绪化，容易矫枉过正，在批判中往往失之过度，失之公允；（4）他们多带有西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传统，虽不能说全面的反传统（事实上他们也承传了某些传统精神、气质、方法），但对传统缺乏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到了文化大革命，孔子儒学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批判。首先中国大陆把“五四”以来反孔反儒的思潮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全社会的口珠笔伐的境地，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反文化、反文明运动。1973年至1975年由“四人帮”发动的评法批儒运动，就其声势和规模而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儒学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有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对法家无原则地拔高、赞赏、美化，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这些“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确实，他一个反右运动，打倒和逼死了多少知识分子，“文革”更不用说了。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推崇法家并不是要搞“以法治国”，他实质上搞的是法家式的“法治”——君主专制下的“人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现代治国理论则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监督权力，以民主约束权力。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则是商鞅、秦始皇的郡县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级命令和任命下级、全国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权力无所不能的官僚人治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网络式分权，政务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省长、市长、县长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不对上司负责，实行联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多个权力中心（各级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没有“中央”称谓，只有“联邦政府”称谓）的法治分权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受到儒家思想极大的影响，如其自觉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好领导、好干部以及运动式人治等思想皆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圣贤、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属于传统的治国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万能、相信官员能自觉克制私欲、自觉为官清廉、自觉为民做主的假设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更深刻全面地冲击，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西化，中国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今社会，信仰空虚，道德崩溃，价值标准混乱，是非好坏颠倒，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在茫然无助的时刻要么沉浸于物欲之中，浑浑噩噩地混一天是一天；要么痴迷于各种各样的宗教，甚至邪教以及沉渣泛起的封建迷信而不能自拔。价值标准混乱的一个例子是前一段网上关于章子怡和孔子对于中国文化谁更重要的争论。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日前在探讨如何“贩卖”中国文化时，语出惊人：“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张教授的新锐观点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众多网友不断在网易、新浪等论坛发帖表达自己愤怒的情绪，而且，泡泡社区等论坛还开辟专区让网友发泄不满。网友“只爱春天”率先打开话闸：“我真是要拍案而起了，什么和什么嘛？这也太夸张了，大家开始骂吧！”此言一出，立即招揽大批网友跟帖：“章子怡惟一获得金球奖提名的片子《艺伎回忆录》，演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艺伎，她何以能代表中国文化？！”记者发现，尽管网友的声讨帖子大多语言过于偏激，但对张教授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占99％。有些网友虽然觉得教授之言有些过分，但值得深思：不知道几千年优秀的文化还剩多少，更不知道现在该流行什么，中国人，甚至连这样的大学教授都如此地缺乏高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这真是有几千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应该感到悲哀的！ 曾在德阳文庙从事孔子研究工作、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章泽说：“章子怡仅仅是一个电影演员而已，而孔子则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将两者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荒唐可笑。孔子是圣人，章子怡是名人，他们不在同一水平位置，两人根本不具可比性。孔子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后被后人世代供奉的圣人，他的思想、他的儒学等等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直到现在这些仍被我们所用，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贡献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是能够被沉淀的，被后人所铭记的。那么作为名人的章子怡呢？从某方面讲，她也在推广中国文化，因为她的电影，她的名气，她为外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认识中国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但这个推广，只是某一方面的，不能与圣人相比。”这个评价还算公正。 三、儒道佛法四维结构及其近代演变 现在，我们概括地总结一下，孔子以后儒家在与法家、道教、佛教的相互影响中形成的复杂关系，以进一步说明儒学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儒家从产生之起就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可是为什么后来历史选择了儒家？儒家如何适应了历史？儒家在后来不断出现新问题的时候中如何进行内外的调节以与新形成的、新近来的思想文化系统重组中国文化的结构，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指导和文化氛围？ 在先秦，诸子百家后来真正有历史影响的也就是儒、道、法、墨，由于墨家乃由儒家而出，且思想上的薄弱，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三家而已。三家到了秦汉之际，三家先后递嬗，而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整合。秦以法家为主，儒道隐而不显，但秦始皇也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或者是说利用了儒道，特别是《吕氏春秋》较好的兼容和吸收了儒道的相关思想观念，建立了一个不成熟但还算整全的思想体系，可惜未能付诸实践。 汉初实行的黄老之学本身就是道法结合的产物。汉初在政策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则是汉承秦制。在汉代，黄老之学与儒家一开始有竞争，后来却为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汉初陆贾、贾谊、韩婴等都不是先秦那样的纯儒，而是具有以儒为宗，以道法为辅的特点。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吸收黄老、法家以及阴阳家、墨家思想，初步完成了秦汉以来的思想文化整合，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家在汉代逐渐消失了，法家被结合到了政治体制之中，成了“帝王之具”，以隐蔽的形式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自此以后，封建统治者是阴儒阳法，外儒内法，即所谓饰之以儒术；而士大夫则一龙一蛇，与时变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道互补，时而庙堂，时而山林。这样，就形成了三维结构，以儒学为制衡。 由于儒学自身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谶纬迷信，经学僵化，导致中衰，三维结构遭到破坏，佛教输入，玄学兴盛。玄学本质上是儒道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融合，而佛教的输入以及与儒道的冲突、交流，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佛三足鼎立，加上隐蔽的法家，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倒金字塔形状，这便是四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道佛构成一个三角形,隋唐以后，三家相互斗争又相互摄取，还由于儒学的主动性，又通过吸收道佛形成了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比较而言，儒道佛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法家作为学派虽然因为没有公开有人打出旗号可以说已经消亡，而其思想观念却溶入了政治——法律实践，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与儒道佛形成一种张力，使思想观念层面与政治——法律实践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系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更新发展。 佛 思想观念层面 儒 ┆ 道 政法制度层面 法 在这一奇特的结构中，儒学始终起着一种主体的、主导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一点？在上面的三角形中，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它是宗法性的政治、伦理与天道、人性浑然一体而又以人——社会为归宿，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肯定，对主体地位和能动精神的推崇，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相比较而言，道佛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则较为消极。道家的基本特质是天人一道，顺应自然，无为不争，阴柔自守，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道家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虚无主义观点和对出世主义的逍遥境界的追求，它与儒家在构成互补，具体的就是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和以隐士为代表的山林文化（隐逸文化）。佛家则以摆脱现实、人生的痛苦，实现超越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绝对空寂的涅槃境界为基本特质，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 这种四维结构就是西学进入之前中国哲学内在结构的一种模式，它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 近代以来，儒道佛法四维结构遭到破坏，无论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政治——法律实践层面，外来的东西都呈现出全方位进入的态势，开始于近代的中西古今冲突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激烈，且是全方位的、密切联系的、相互转化的，这样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纵横坐标，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切变迁轨迹都可以在这一坐标中得到描画。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斗争曾经混为一体，在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大裂变，分裂为以国共两党为导向的文化发展倾向。1949年以后，造成了大陆与港台的政治分立与文化对立：大陆信奉西欧古罗马——德意志传统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大阵营，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法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感情态度有所继承，也不自觉地保留着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港台多受古希腊——欧美传统的影响，崇尚自由、民主，贵族倾向，也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化另一大阵营。同时，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等，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上更传统一些。在这两大阵营之外则是松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传统儒学道德人文精神为担当的现代新儒家，也在海外发展着。不过海外新儒家与港台官方在文化路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人格思想上又是独立自足的，没有受制或依附于政治。还有海外的孔教运动，虽然并没有学术上的成就，但已成为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以信仰方式维系民族文化的成功范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似乎短暂地重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诸子百家”的旧剧，实际上上是在大一统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下一场“诸子复兴”思潮。这一思潮被政治风波扫荡之后，便是各自的沉潜、反思和深化，到90年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继80年代的“文化热”、“寻根热”而全面兴起，尽管同时还有此起彼伏的各种“后热”，有世纪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战，但社会影响学术资源和思想创造力都越来越乏后劲。这样，在新世纪之初，自由主义、新左派向传统的回归其实是寻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他们自己思想发展的不得已为之。 20 世纪思想文化潮流激荡的大致脉络，就是人们说到的激进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以及今天的新左派等）、自由主义（更为复杂多样）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三大思潮。激进主义无疑在20世纪是主导性的思潮，借用社会-政治的巨大力量与惯性独领风骚，这是变态而非常态，是“奇”而非“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激进主义自身，就是其他思潮，也都因此而有所变异，包括海外现代新儒家。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就是全民族的、全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的。 这样就使得中国文化似乎回不到原来的那个结构了，其实仍然是可以考虑以原有的结构为基础，进行新的整合的。我的总体思路是：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这里的“诸教”是指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传统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近代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经完成了以儒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但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一开始了儒家与天主教、基督教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历程，今天仍然在进行当中。 还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的交流融会。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方式，既有和平方式，也有战争方式，而总体来讲是和平为主的方式。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会过程中也是以和平的、非政治化方式；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圈中不象佛教、基督教那样向汉人传教，尊重中国文化一统多元的现实状况，在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中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综观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从现实世俗主义的层面上看，中国穆斯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诸如在与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中国化”。但在生活禁忌、精神信仰方面的坚守和持续，使伊斯兰文化与“经世致用”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明显的差异。从宗教组织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穆斯林不可能享受伊斯兰教教权国家穆斯林的那种政治、经济特权，也不可能建立全国统一的教权组织，在大分散小集中为特征的生存状态下，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教坊）。后来，在教坊的基础上，出现了门宦制度和经堂教育，成为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的具体途径。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教学者进行思想探索，以儒诠回，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这些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吸取。杜维明先生近年来就注意到伊斯兰文化资源与儒家文化资源的关系，并从 1993年起开展了一些儒学与伊斯兰教的对话。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此关注很少。 这里的“多元思想文化”指外来的几乎一切思想文化形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儒学的重构是多层面的，自然不应忽视或取消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层面的工作。克思主义说来说去，是一个开放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体系”，所谓“涣散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注重经济、政治和历史，除了经济这一方面外，与儒学的致思基本一致，完全可以与儒学同构互补。当然，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近代形态的思想“体系”，其丰富言说的广泛内容，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理论特征的思辨程度，等等，正是儒学需要转换的。大陆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是属于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一个特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冲击对儒学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对儒学生命力的重大考验，没有必要抱着政治的偏见看待这种文化冲突融合现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和文化传统的促成，即使在老一代最激进、勇猛的革命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无论从人格上，还是思想上，还都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因素，是潜移默化地发展过来的。那么怎么结合？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儒本马末，儒体马用，儒道马政，等等。 总之，可以考虑在原来四维结构的思想观念层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基督教，在制度层面加进民主政体、现代法制，构成一个多面体，作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我想，中华文化的复兴，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华文化的复兴，最根本的又是儒学的复兴！ 、融会的具体途径。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教学者进行思想探索，以儒诠回，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这些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吸取。杜维明先生近年来就注意到伊斯兰文化资源与儒家文化资源的关系，并从 1993年起开展了一些儒学与伊斯兰教的对话。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此关注很少。 这里的“多元思想文化”指外来的几乎一切思想文化形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儒学的重构是多层面的，自然不应忽视或取消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层面的工作。克思主义说来说去，是一个开放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体系”，所谓“涣散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注重经济、政治和历史，除了经济这一方面外，与儒学的致思基本一致，完全可以与儒学同构互补。当然，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近代形态的思想“体系”，其丰富言说的广泛内容，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理论特征的思辨程度，等等，正是儒学需要转换的。大陆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是属于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一个特例。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冲击对儒学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对儒学生命力的重大考验，没有必要抱着政治的偏见看待这种文化冲突融合现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和文化传统的促成，即使在老一代最激进、勇猛的革命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无论从人格上，还是思想上，还都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因素，是潜移默化地发展过来的。那么怎么结合？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儒本马末，儒体马用，儒道马政，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