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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6日—8日，第六届北京论坛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名专家、学者在历史、经济、文化、高等教育等五个领域，对人类所面对的危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赛义德·侯赛因·纳瑟（Seyyed Hossein Nasr）、杜维明和彼得·乔希姆· 卡赞斯坦(Peter Joachim Katzenstein)在本届论坛上做了重要讲演和对话。本期“东海西海”栏目从伊斯兰、儒家和基督教文明的视角出发，编发三位学者的精彩报告。 本期嘉宾：  赛义德·侯赛因·纳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多元文明观与文明对话的意义 纳瑟：作为研究东方思想的学者，我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兴趣深厚，我用大量时间来了解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檀香山的一次会议上，杜维明给我看了他的一篇论文，给我很大的启发：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对话势在必行，这也是最近几十年的趋势。在19世纪，思想界总是热衷于把我们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相比较——印度思想与西方思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等等。其实，东方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更为重要：他们地域上接近彼此，思想上互相吸收。我和杜维明的对话在经历许多波折后终于实现，通过对话我了解到了杜维明的新儒家学派。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一同影响了这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不仅要探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要探讨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而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现实考虑。 杜维明：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我们不应该单纯地用“东方”、“西方”来看待它，而是应该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印度文明息息相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中国文化现在会是怎样。唐朝时传入中国的波斯文化也对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也从未停止过对其他文明的探索和借鉴。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撰写的《清真大学》一书和另一位伟大的回族学者刘智所著的《天方性理》都让我们了解了伊斯兰与儒家思想。这两位穆斯林学者思想的重要性不亚于利玛窦，但他们的成果被很多学者所忽视。很多人都把文言文当做一门用来了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特殊语言，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文本中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的材料。但其实很多中国古籍记载了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我们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另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绍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怎么能兴起？更不用说启蒙运动和现今的西方社会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大大得益于伊斯兰文明。因此，在21世纪，我们应该重新开始伊斯兰、儒家、印度等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 卡赞斯坦：保守派主张，文明由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文化范式所组成，其核心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则认为，可以用明确及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类行为是否得体或是否“文明”做出判断。我的文明多元观与这些看法是不同的。影响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一元论肇始于18世纪的欧洲。到了19世纪，关于文明单一性准则的一元论被奉为圭臬。亨廷顿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拾起了这一陈旧的一元文明观。这种一元观在当今所有主要文明中，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还是伊斯兰世界，都大有市场。然而，相对于学术界来说，一般公众却很少注意到亨廷顿对于所谓文明冲突夸大其辞的事实。大量的分析评论令人信服地表明，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 持一元文明观的人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但他们所主张的一元论都隐含着知识上的误导性和政治上的危险性。我在此主张，文明是多元的。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来看，那种认为“西方”有着一成不变的集体身份认同、并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凝聚力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多样化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西方的多元化是无可否认的。其他文明也是如此，例如，中华文明并不是围绕着无可争议的儒家文化或亚洲价值观凝聚而成的。事实上，同美国一样，作为中华文明内部多元性以及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反映，中国也经历了围绕着真理的论证而发生的各种冲突。 文明内部的多元性因其所处的大环境而得到了加强。这里所指的“大环境”，并不是国际市场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这里所指的是“全球家园”，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全球家园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不是一套统一的标准，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共享的价值理念的宽松认知，其中包含着人类和而不同的辩证观。这种对于共享价值观的宽松认知，是以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为核心的。由此，全“人类”的“福祉”和权利不再是任何单个或是若干个文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特权或产物。相反，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技术手段和人权的规范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力，并为所有文明提供了参照的范本。尽管人们常常会偏离其道，但这套范本却构成了当今所有文明体系中政治权威及合法性的基础。所有国家、政体和帝国都宣称其服务于个人的福祉，而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的原则也获得了普遍承认。这两种进程的存在加强了文明所固有的多元性，体现了包容一切主要文明体的现代性文明的特质。它们瓦解了专制的政治能力，削弱了滥权的道德基础。 传统文明与现代性 纳瑟：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界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中国学界在19—20世纪时便接受了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世俗化的人的理性”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学术研究当中，这也是中国传统世俗化的一个开始；在印度学界，19世纪，只有少数一些学者，接受了文艺复兴的理念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但在伊斯兰世界，18—19世纪，主流学界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一些学者支持这种世俗化思维方式。但这也从来不是一种中坚力量。 我想指明并让大家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直到启蒙思想传入时，中国和伊斯兰社会都是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如对道德观的尊崇，相信世界万物有自然规律，人的行为也有宇宙的力量，还有对长者的尊敬，对家庭负责，以及遵守法律。另外，中国和穆斯林民族一样，是一个崇尚中庸的民族。他们行事温和，避免极端。 杜维明：一位名叫彼特·博格的学者曾提到过对于西方挑战或者说启蒙思潮挑战四种不同的反应类型。首先是激烈的反对，反对者说，这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太不一样了，我们不要在还未批判性地理解其长远的含义之前就接受它——这是在伊斯兰世界里。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种态度，那是几乎“全盘西化”：让西方的东西进来，这是引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以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代价。比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各种积极有力的思想，但“反传统”也是“五四”遗留下来的重要特征。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反应类型，是让西方的东西与一些传统观念共存，有时不是出于自愿的。当然，另一种方式是让这二者融合，我们还未看到一种很好的融合。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想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所谓的现代性融合起来。 在17、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和后来的20世纪前半叶，西方的思想，这种不可思议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培育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等。目前的重大问题是，这种思想方法是否能帮助人文主义进入21世纪？我们都知道这是很有问题的。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变得激进，很多人认为只有革命精神才能最终将中国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救出来，必须向西方学习，摒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也在盛行。于是，两种非常强大的意见共存了，一种是反传统主义，另一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二者间有明显的矛盾，这矛盾存在于对难以消化的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意识。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对中国传统的剧烈抨击共存了一段时间，非常矛盾，很难和解。 我对于启蒙思潮的批判是，尽管其主张的一些价值观表面上很积极，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和个体尊严、理性，在20、21世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但它的过程有两项重要缺失：一是启蒙运动为了批判基督教而走向批判人类的精神领域，因此那种超越人类世界的限制、想要走得更高、追求精神世界的诉求也被拒斥了，这使它成为世俗的人文主义；另一个更严重的缺失是，启蒙运动里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评判。从培根时代开始，世人就认为，知识即力量，力量既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自然的控制，这就使得自然成为受人利用的客体。这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的根源。 卡赞斯坦：文明不是一种先决条件，而是由人类实践所开创的进程。那些自诩文明的人都曾有过蒙沌未开的过去，且无法确保不致落入退化堕落的未来。这些实践活动日积月累，形成了诸如“美国化”或“中国化”的文明进程。它们不断地塑造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行为上及符号上的疆域。在当今世界上，这些实践进程交汇成一种全球范围的现代性文明。 在人类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跨文明的交往及文明间的碰撞。文明无论就其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而言，都带有论争和异议的烙印。文明的论争产生不同的进程和结果。结果之一，是文化帝国主义，它将一种文明的规范与实践单方面强加给其他本土文化，必欲将后者的规范与实践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之二，是本土行为者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产品及实践的皮毛而非精髓；结果之三，是一个吸收融合的世界：本土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其规范与实践则因此而发生变化。这种结果最典型地体现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中。 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人类困境 纳瑟：关于启蒙思潮，我们都有所评判。但我们都是哲学家，现代的哲学里已经不时兴讲“真理”了。但在传统哲学里，“真理”是最高的价值。问题是，启蒙思潮里对于人与自然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假定是否正确？这是终极问题。 人类社会能否在一个错误的世界观上存活？这引出了关于自然的问题。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创立了一座将世界领入现代科学的学院，他认为科学带来力量。物理实验完全是关于如何控制自然，这些实验被用来挖掘自然的秘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不是用来干“有用”之事，而是始于“无用”之时。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不是用来控制自然的，而是用来了解自然的，这和中国的思想很相近。控制和支配的观念，从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有了。现代科学被认为可以用来赚钱和增加军事实力，如果没有用来研制新产品和武器的资金支持，所有的科学院校将关闭，包括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代科学永远无法对付自然的精神层面，有些自然层面是学术书无法解释的。 从17—20世纪，自然只是被人当做物质资源加以利用，而不是精神层面的恩赐。这个观念，加上人类的贪婪，启蒙思潮无法改变人类的贪婪本性。因此，人本善，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错的。当有了这种科学的力量，加上贪婪，人类还未到灭绝的地步。我个人在物理、哲学、宗教、东方哲学的兴趣，使我在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就意识到，会有一场大危机爆发。我写了一本叫《人与自然》的书，这是第一本预言环境危机的书，此书出版于1966年。1971年，我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朋友创立了“地球日”，以提醒人们要珍惜、欣赏自然。 环境危机不止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工程问题，而是一个更深远的危机，是普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断裂。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家的人都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山林、树木、河流。但没人想到有一天，河流会变得如此之脏，脏到饮用水缺乏，没人想到有一天地球上人口多到没有粮食可以喂饱每个人。我们亲手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我们被工资下降等问题引开了注意力，忘了自己快坠落的事实。不管美国政府印多少美钞，也不能阻挡环境危机的发生。除非我们完全改变对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我们的力量极限在哪儿、自然能为我们做什么等的观念。 孔子说过世上万物有自己的法则和权利，在阿拉伯，我们重视真理和真主，真理是真主的名字。世间万物皆有自己应得的东西，一朵花有自己应得的待遇，所有动物、植物、山峰、河流、树林都一样。当你忽视这种“应得”，一种不平衡就产生了，我们也不会有最终决定权。除去我们的宣传、尊严、傲慢，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有场大于里氏八级的地震，我们根本做不了什么。与自然的力量相比，我们很脆弱。我们需要醒过来，这是我五十年来一直传达给大家的讯息。 杜维明：我们的世界上存在两种科学。第一种科学以认识自然和发现真理为最终目的，这种科学精神以爱因斯坦为化身；还有一种科学则强调征服，强调量化每一个事物，后者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危机。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曾做过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应该仅把自然看做是可被利用的物体的集合，它应是由很多主体构成的一个集体。”因此说每种物体都有它的内在规律是非常正确的。 最近我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是二选一的问卷。有一题是“你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哪者更加重要。”令我惊喜的是，只有四个人选择了经济发展，而余下的一百多人均认为生态平衡更加重要。但同时我也在想，那一百人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而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开始工作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经济利益。因为就现阶段来说，经济发展还是决定政策以及我们生计的主导因素。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科学家以及每一个个体都逐渐意识到我们若不做些什么，就会深陷困难。但是伴随着这种意识的觉醒，仍是我们的无助之情。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了什么来阻止我们陷入困难。 卡赞斯坦：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过去三十年间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基本认知受到了严重误导。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能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多样化的世界，让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些偏见却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为唯我独尊的独白，从而导致文明不是走向交汇与交融，而是走向对立与冲突。 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仅仅一年前，世界经济曾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于这场危机，盘踞在欧美各大金融中心的一小群唯利是图、为所欲为的权势者和相关制度机构难辞其咎。国家的大规模干预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免于崩溃，但却无法阻止危机对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就其起源而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97年前，从东京流出的热钱流入亚洲各地，到处寻找高于在日本所能得到的回报。而2008年以前，华尔街在全球各地到处兜售它所发明的新的金融产品，而人们则误以为这些金融产品已经消除了潜在的经济风险。在这两个事例中，由于不同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文明体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措施,危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为多种多样的制度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这就是多样化的长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质。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逻辑；而多重状态和多元性质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发挥减震器的功能。协调而非冲突，是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 展望人类文明：未来的可能性 纳瑟：任何真正关切当今人类生存状态的人肯定注意到我们的生活从精神、哲学、心理到社会、经济、政治再到环境的诸多层面，都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混乱。从当今世界可怕的现状看，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是因为人们只考虑私利以及恃强凌弱。文明内部及文明之间的和谐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幻想，充其量是梦想，然而实际上这是我们避免全球灾难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加强同我们自己社团的有机联系，不但要加强同少数人群体的联系，加强同与我们有极大共性的相同文明中其他人的联系，还要加强同依归于其他文明的人的联系以及同全人类的有机联系。 同时，不论我们依归哪种文明，为了在我们自己中间以及与“他者”之间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智慧传统的全局观。我们的每一个传统都应该真正地运用它的精神财富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贡献力量，而每一个文明都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让我们迈出第一步，继而满怀希望和决心，努力走完前面的千里艰辛路，将承载我们各文明的大篷车安全开往终点，那里将是和平和谐的处所。 杜维明：我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宇航员在太空用肉眼看到我们的地球的情景。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只有你经历过死亡，并再次复生，你才能真正知道生命的真义。同样的，我想说，只有你在地球之外看地球，你才能真正看到地球上的一切（土壤，水，空气）是多么的宝贵和脆弱，以及它们之于我们的意义。非洲有一句意义深邃的谚语：“地球并非祖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后代交由我们保管的宝藏。”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把地球当做自己的礼物，而不顾后代的生存。我不得不说，人和自然间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面对这一困境，我想从儒家这种精神层面的人文主义谈起。儒家思想关注社会，也关注宇宙。它不仅研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研究自然和整个世界。它问的问题包括：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维持和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深入的思考和探求，并应该加入我们的实践当中。正如佛教对同情怜悯之心的强调一样，我们不能只关注现在的生活，更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我想，这就是对话成为可能的基础，也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出路。 卡赞斯坦：在未来，我们或许还要面对一种全新的挑战，即地球的承载能力和人类发展的关系。这里需要涉及汤因比以单数形式及大写字母开头拼写的“大文明”（Civilization）概念，即面对这一新的危机，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大文明”和所有生物一起来应对。这种大文明认同或许会激发起以追求“大文明”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人们早先追求民族命运共同体那样。但即便是在这种“大文明”面临的挑战中，有关科学、社会运动、教育以及其他诸多层面的政治问题仍将继续居于中心地位。要成功地创造出捍卫“大文明”的应对战略，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参与进来，因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大文明”中每一种文明的智慧与创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斯羽、范雪竹、石滢畅等同学对本文翻译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