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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常识”：儒家是保守的，反动的，要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儒家。然而，曾国藩以晚清第一大儒的身份，从多个领域开创了现代化事业，这个事实就足以为儒家辨诬了。 如果说独尊儒术有什么坏处的话，那就是它首先害了儒家。人们形成的印象是，自汉代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儒教社会了。于是，这个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方便地归罪于儒家了。尤其是到了现代，现代化焦虑让人们对传统怒目相视，儒家就被等同于传统——尤其是坏传统，被当成现代化的阻碍者对待。 这样的历史观当然存在极大问题。每一个文明，每一种宗教，每一种信念、知识体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蕴含着堕落的可能。但它们中间也必然存在向上的力量。比如在基督教历史上，总会周期性地出现教会的堕落。但在堕落的极端时期，就会出现一种反弹力量，从而出现宗教复兴。十世纪的“克吕尼主义”导致了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的西方的法律与社会革命，而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作为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同样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重建。 儒家历史同样呈现出很明显的堕落与复兴的循环。满清采取高压政策，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堕落时期。堕落的表现多种多样，关键是士人的堕落，士人道德感的丧失。士人的堕落波及到社会各个方面，因为士人是社会的中枢。官员来自士人群体，当士人无德，官员当然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下层士人与退休官员又共同管理社会，学术、教育、商业等等领域无不受其道德状态的影响。士人的堕落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 因此，在乾隆皇帝庆祝他的丰功伟绩、拒绝与英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帝国就已经陷入危机了。偌大的帝国经不住几千英国军队的进攻，不是因为武器落后，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神已经腐败了。曾国藩则实现了儒家真精神的复兴，而正是这一复兴才带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儒家真精神的复兴，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儒家真精神的回归，打开了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通道。 为什么这么说？不妨探究一下儒家的基本逻辑。儒家的真精神是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四书”之首的《大学》。理解了《大学》，就基本上理解了儒家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取向。而大学的核心内容就两句话。第一句见《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以精要的语言说明了儒者的精神取向：首先是个人之修身养性，其次是养民教民，由此两者方可达到至善境界。 第二句是《大学》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达成上述目标的具体方法。这个纲领要求儒者知识与德性并重，但儒家并不主张关门修身，或为知识而知识。修身与求知是为了社会治理实践，追求优良治理，从家庭、家族、社区扩展到国家、天下，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 由此，真儒者也就具有开放的心灵，愿意吸收新知识。真正的儒者必然因为道德自觉而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要养民、教民、治国平天下，光有善心、光有责任感是不够的。必须借助知识，构造必要的物质条件。道德说教并不能当饭吃。要创造这种物质条件就需要做事，要做事就需要制度，也需要工具。因此，真儒者必会积极探究有关制度优劣的知识，也关心物质生产技术的效率。没有这些，他的德性就无从展现。 曾国藩正是这样的真儒者。对他来说，最高的价值是亲民，是治国平天下，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洋枪洋炮洋船能更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那为什么不去买进或制造？于是，他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规划了江南制造局。西洋的知识能改进制造技术，干吗不学习？因此，他组织了兵工学校、译书局，也派遣学童到西洋留学。晚清自强运动，恰恰是始于这样一位真儒者。从曾国藩的案例可以看出儒家在开放环境下自我转型的动力：道德自觉是其保持开放心灵的驱动力，驱动他们寻找新知识、新制度，哪怕它们源于西方。 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类真儒者奋力推动制度变革或学术知识进步，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推动晚清立宪，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在艰难岁月中追求宪政，陈寅恪、新儒家人物积累现代学术思想，等等。通过他们的努力，儒家自然地从古典通向了现代。相反，那些以儒家之名反对现代化者，要么是缺乏道德感的腐败官僚，要么是缺乏责任感和实践意识的固陋文人。 （作者系北京知名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