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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杰
悠悠万载人们不断发问，人类究竟从哪里来？人类的远古祖先走过了怎样的坎坷历程？他们又是怎样生息繁衍的？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考古学的最新重大发现，这些混沌的谜团会被逐步解开。 本文试图找回中断湮没数千年的祭祖圣地——万荣后土祠，恢复它昔日辉煌的本来面目，恢复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倘能如此，此乃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黄帝建“坛” 开创祭祖之先河 大约在5000多年以前，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片土地的部落首领黄帝，在古冀洲涿鹿一带（今运城市盐湖周边地区），和另一部落的首领蚩尤展开大战，历时三年有余，“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解》。这场部落大战最后以蚩尤失败，被肢解杀害而告终，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部落统一战争。这场战争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坚实基础，黄帝也成为远古时期父系氏族社会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伟大人物。 黄帝在部落统一战争之后，挟胜利者之威严和荣光耀祖之情怀，决定在始祖女娲故里——汾阴脽上建坛祭祀。现在关于女娲故里的说法很多，随着各地对“名人效应”的重视，都不同程度的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据我所知，仅女娲故里就有多处，如河南西华县编演了大型剧目《女娲》，据说那里至今仍保留着“女娲城”、“女娲宫”等遗迹。河北的涉县不仅说女娲是他们那儿的人，而且，还办起了一年一度的女娲文化节。还有河南的淮阳、甘肃的天水都称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故里。山西的吉县、新疆的吉木萨尔县也说那里有不少有关女娲的遗迹和传说，因此说女娲故里在他们那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女娲的有关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几乎已无法考证，有些文献记载不仅大都是神话传说，而且还根据后人的需要任意增删臆造，所以说法极不统一，不足为凭。 我们说女娲故里在汾阴脽上（今山西万荣县），不仅有始建于黄帝时的“扫地坛”的记载，而且有两千多年前虽几经迁建，至今仍保存的后土祠建筑。同时还有经众多学者数十年的努力分辨释读的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出土的我国战国中、晚期帛书实物。在此帛书中明确记载伏羲、女娲“居于脽□”。此方格中的文字已无法辨认，据推测可能是“上”字。这和汾阴的“脽上”不是文字的巧合，而是真实的文献记载。虽然此帛书上记载的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创世说”的神话传说，但它毕竟是出自于2400多年前古人的实物文字记载，因而可信度要大一些。 同时，在黄河拐弯处的河东大地，自古以来就是水草肥美，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宝地，再加上人类赖以强壮，须臾不可或缺的运城盐池的食盐，我们的祖先最早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是可能的。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距万荣东南方向100公里垣曲的黄河岸边，发现的世纪曙猿脚踝骨化石，震惊了世界考古界。经过中美科学家的共同论证，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论文发表于英国的权威期刊《自然》杂志上），打破了传统的“人类非洲起源”说。 从万荣往南顺黄河而下，不到50公里的芮城风陵渡黄河岸边的——西侯渡文化遗址，在这里原生地层中发现了成批的，现已绝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32件人工打造的石器，并发现了一些烧骨和带有切刮痕迹的鹿角，这一重大发现不仅说明人类最早生息繁衍在黄河岸边，而且还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了180万年以前，这也是世界上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 距西侯渡遗址3.5公里处还发现了据今60万年以前的 河遗址， 河遗址分布在中条山西南麓的黄河左岸，长达13.5公里范围内的17个地点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群。这里不仅出土了中更新世和第三纪残留的动物化石，而且还出土了160多件原始人使用的石核、石片和石器等。这表明， 河文化遗址要比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还要早。1962年，时任国家文物局长的王冶秋兴奋地写了一首诗：“晋南文物不寻常，史迹绵延万古长，猿人更有猿人早，哪论唐虞与汉唐”。 从万荣往北沿黄河而上约50公里到吉县，这里有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柿子滩旧石器遗址，出土了各种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1807件，蚌器及鼠类、虎、鹿、牛、羚羊、猪、犀、驼鸟等大批颌骨、角、牙、蛋壳碎片化石，还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灰坑及陶片等，这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距今1万至2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 从万荣往东南40公里的夏县西阴遗址，出土了各类器形的陶片、石器、骨器等多件，最为珍奇的在这里发现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这说明早在6000至8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已经成为养蚕缫丝，解决人类穿衣问题的发源地，“嫘祖养蚕”夏县说，应该是可信的。 从万荣当地来看，离后土祠不远的和夏县西阴遗址同期或稍晚一点的荆村遗址及相连的多处文化遗址，出土了陶盆、缸、碗、尖底瓶、羊耳瓶、鬲等大量灰、红、黑、白彩陶片及灰窖址等。更令人叫绝的是还发掘出了不少“黍稷及黍稷壳皮”，这说明远在5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掌握了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也为后稷“教民稼穑”在河东提供了有力证据。 到目前为止，这一系列考古的重大发现，难道还不能说明在河东这块沃土上，在黄河和汾河交汇处的汾阴脽上，有更为丰富的遗址埋藏吗！谁又能断定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造就不出一位母系社会的出类拔萃的圣母女娲！ 既然女娲故里在汾阴脽上，黄帝祭祀要到汾阴脽上来是顺理成章的。一般讲祭祖圣地一是出生地，二是居住地，三是陵墓所在地。我们现代人祭祖一般都到陵地，要知道远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去世后是不造坟墓的。黄帝在女娲居住地“扫地为坛”，即建造祭祀伟大圣母的场所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黄帝为什么要在大败蚩尤后建坛祭祀女娲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远古时期人们有祭祖的传统，那时还没有神话传说，还没有造出人们崇拜的神，他们祭祀的一般是自己的祖先和部落首领，希望他们永生的灵魂保佑人们平安。二是黄帝战蚩尤久战不胜时，黄帝做了一梦，梦见女娲教他破蚩尤的办法。《黄帝本纪》说：“帝战未胜，归太山之阿，惨然而寐，梦见西王母（即女娲）遣道人披玄狐衣，持符授帝”。《太平御览》引《合诚图》：“黄帝游元扈上洛，有凤凰衍图以置帝前，遁甲奇门从此始”。《太平御览》引《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后来又演变成了洛书、河图、奇门遁甲等难以破解的神秘天书。总之是女娲教给了黄帝破敌之策。试想黄帝大获全胜后，又怎么能不感激始祖女娲呢！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不可信。但是谁又能断定黄帝当时没有做梦呢，古人对做梦这种现象还不能科学解释，往往信以为真，这样的大德岂能不报。如此看来，黄帝建坛祭祀女娲也是应有之意。三是当时蚩尤占据河东部分地区，黄帝打败蚩尤后为了安抚蚩尤旧部，进而安定天下，“轩辕扫地而安九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可见黄帝亲自到河东汾阴脽上建坛祭祀始祖女娲，也不失为上策。 黄帝在脽上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坛呢？可能是露天场所的一个方坛。据《汉书·祭祀志》说：“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在古代用于祭祀的场所，一般是“方坛”，主要取自于人们对“天圆地方”的认识。唐司马贞《史记·补皇本纪》载：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汉书·礼》也有记载：“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但也可能是方形圆顶有尖的“大屋”，“圆顶有尖”，象征着“地乳”，即母亲的乳房之意，源于古人对生殖的崇拜。这种建筑，对后来的民族建筑风格影响很大。据西安半坡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那时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建造300多平方米的“大屋”了。 有人从现代字义解释“扫地坛”，认为古代生活简陋，黄帝祭祖也只是亲自扫一片地，摆上供品祭祀祖先，这是不正确的。古汉语“扫”字是祭祀的意思，我们现在说清明节“扫墓”就有此含义。古代“地即母”，“地”和“母”可以通用，“坛”有场所的意思。“扫地坛”的原意应该是祭祀伟大圣母的场所。“扫地为坛”的“为”字在古汉语有建筑的意思，应理解为黄帝为伟大圣母建造的祭祀场所。 还有人把黄帝“扫地坛”祭祖和后来的一些帝王的“祭天”、“祭地”等同起来，并煞有介事的说，在“泰山祭天”，在“汾阴后土祭地”，好象这是个很完整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凭空猜测。古时候有不少帝王到嵩山、泰山去搞“封禅大典”，我们不说大典的内容如何，就从“封禅”这个名字上，就已经再清楚不过的告诉后人，他们在那里是既“祭天”又“祭地”的，因为“封”字就是祭天的意思，“禅”字就是祭地的意思，既然他们在那里，即祭了天，又祭了地，还有必要再专程到汾阴脽上祭一次地吗？所以，历代帝王到汾阴脽上祭祖，不能认为只是祭“地神”。其实，这种附会的理解是来自对“后土”二字的误解，本文后面还要讲到。 黄帝后世子孙的尧、舜、禹（相传尧是黄帝的五世孙，舜是九世孙）和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几千年间，对后土圣母女娲的祭祀活动一直未断。据后土祠《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载：“轩辕氏扫地为坛于脽上，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从黄帝“扫地为坛”，开始祭祀始祖圣母之后，尧、舜二帝不仅亲自去祭祀，而且还配备了专职人员“八员有司”，专门去管理这件事。以后的夏、商、周三王也是年年去祭祀。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商汤不迁，夏社永存”。相传，商灭夏后，汤王要搬掉夏一直祭祀的始祖——后土圣母的塑像，汤王部下有一位叫齐力的劝他不可以搬，因为夏与商是同一个祖先，都是后土圣母的子孙。如果要搬掉了，就等于搬掉了我们自己的祖宗。汤王恍然大悟，不但没有搬掉后土圣母的像，而且越发虔诚的祭祀。我们从安阳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得到了证实。“甲骨文”的内容都是“卜辞”，专门祭祀之用，那时对祖先的崇拜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战争征讨到疾病婚嫁，都要征求祖先灵魂的意见，请示方法依靠占卜，占卜又必须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中举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祖先的喜悦和赐福。由此可见，自黄帝开始祭祀女娲以来到周王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祭祀后土圣母女娲，是不争的事实。 汉武帝修“祠” 祭祖传统发扬光大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和秦始皇并称的很有作为的一代帝王，在位54年，从时间上占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他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开疆拓土的功绩，更为史家所称道。汉朝建立以后，一直受着北方强大的匈奴族的威胁，汉武帝以前各代皇帝均采取“和亲”政策。武帝时由于国力强大，反击匈奴条件成熟了，遂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历经三次大战役彻底打败了匈奴，北方大片领土归汉朝所辖，从此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加强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汉王朝也达到了最繁荣、最强盛的时期。此时的汉武帝也有点象当年的黄帝一样，乘大胜之余威，挟创业之豪情，满怀对先祖的崇敬心情，大搞祭祖活动。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后土”，“后”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有点象女子分娩时的样子，是个象形字。在原始生殖崇拜时期，人们把女人分娩当做最崇高、最神圣的事情来崇拜。“后”字的初义就是全族之族母。在母系社会中，生育和繁殖了本族全部子孙的高母，是理所当然的领袖和权威。而其名称就是“后”。“后”是中国最早的君称，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名号。在父系社会形成以后，“后”才逐渐演变成为男性君主的长妻。“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写法有点象母亲的乳房，也就是“地乳”。在古汉语中，“土”和“母”这两个字的音、义相同，土就是母。后土就是最有权威、最受崇拜、至高无上的母亲，也就是母系社会最高的女性君王。 汉武帝把祭祀圣母女娲的场所，冠名为“后土祠”，这就再清楚不过的告诉人们，他已经完全把圣母女娲看成了自己的远古始祖。同时在后土祠内还保留了“扫地坛”原有位置，更说明了从“扫地坛”到“后土祠”的历史变迁和一脉相承。 汉武帝不仅下令修建后土祠，而且身体力行，曾先后六次亲自祭祀，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祭祀时，他站在“得鼎处”，思绪如潮，感慨万千，遂作《宝鼎之歌》一首，歌中写道“汾阴出鼎，皇佑元始。五音六律，依违飨昭。”“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汉书·礼乐志》）。歌词中描写了他得鼎改元的兴奋之情，记述了祭祀后土圣母的宏大场面，回顾了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同时也寄托了他祈盼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繁荣昌盛的希望。 在他晚年最后一次到后土祠祭祀时，又留下了开一代文体之先河的千古绝唱《秋风辞》。辞中写道，“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意思是说，他在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祭祀后土时，一位兰花似的秀逸、菊花般的芳馨的俊才盛德的佳人——后土女娲浮现在眼前，并发誓对她为了子孙后代的生息繁衍，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之贡献，永不忘怀。但奈何自己的青春已去，尽管如此，还是祈盼圣母保佑他在有生之年再铸辉煌。这不仅反映了汉武帝对后土圣母的无限崇敬，同时也反映了汉武帝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情怀。 汉武帝从修后土祠到祭拜后土圣母，并亲自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把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连同他的文韬武略，开疆拓土，赫赫丰功，造就了伟大帝王的一生。 具体到汉武帝时，修建的后土祠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没有留下较详细的史料记载，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建筑规模不会太小。有记载说，当时不仅修建有后土祠，而且还建有汉武帝的行宫和文武百官下榻之处，可想规模小了行吗？据推测，那时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供皇家祭祀用的建筑群体。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曾在后土祠实景拍摄过一部《血溅秋风楼》的电影，讲的是在一次祭祀后土时，行刺汉武帝的故事。双方在秋风楼内有血腥厮杀、大打出手的场面。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汉武帝时建的秋风楼可能要比现存的秋风楼，还要高大宽敞得多。 据说后来的唐玄宗在扩建后土祠时也得到了两个“鼎”，据《荣河县志》记载，“修祠掘地，得古铜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皆青色”。唐玄宋也以此祥兆为由下令改汾阴县为“宝鼎”县。经唐玄宗扩建的后土祠规模更加宏伟壮观。我们在知道了汉武帝、唐玄宗在修扩建后土祠的同时，似乎也隐约告诉我们，在汉武帝修后土祠之前，黄帝及多代先王所修建的祭祖场所“扫地坛”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同时也得知，自黄帝建坛祭祖，经多代先王的祭祀活动不仅有文献记载，也有了最为保贵的实物证据，那就是在这里出土的“宝鼎”和“鎛钟”。一大两小的“宝鼎”，今在何处，已不好找寻，但“鎛钟”实物犹存。这个在清同治九年四月后土祠修建时出土的鎛钟，是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也叫 鎛，用于宴会或祭祀。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錧，这件极有价值的、2600多年前的鎛钟的出土，不是再次见证了，这里曾经是宏大的祭祀场所吗！也正因为如此，在2000年12月31日，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邮电部以古钟为题材发行了四枚一套的纪念邮票，此钟为第二枚，以示在新年辞旧迎新之际，用“钟声”表示纪念和庆贺。同时，也使这一珍贵文物的信息得以公布，让亿万后世子孙得以重见，实为可喜。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物和史迹告诉人们，这座古代“扫地坛”大型祭祀场所，经黄帝建立，尧、舜、禹及夏、商、周历代帝王不断修缮和扩建，肯定已有相当的规模了，决不会是黄帝始建时的简陋场面，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祭祖圣地后土祠的建设也一定会有新发展。从祭祀所用的器皿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以见得？“宝鼎”和“鎛钟”就是物证。试想，后来的先王所使用祭祀器皿、用具都已换成青铜的了，那么祭祀大殿其它建筑也就可想而知。但非常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没有被保存下来，甚至连遗址也荡然无存。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它滔滔流淌的数万年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但由于洪水的泛滥、河水的冲刷，也带走了许多文化遗迹。我们从汉武帝修后土祠算起，至今的2000多年间，几次被河水冲毁，几次重建的史实，是否也会想到从黄帝“扫地为坛”，到东周末年的3000多年间，也会多次出现河水冲毁的情形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不然后人就不会在黄河边的泥土中发掘出“宝鼎”和“鎛钟”了。同时，我们从历代先王，对这一祭祀伟大圣母场所的屡毁屡建的史实中，似乎看到了后人对始祖圣母的无限虔诚，对祭祀祖先的执着追求和忠孝之心；似乎也悟到了，我们的古老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溃散的力量之所在；似乎也感到了今天人们的巨大的历史责任，一定保护好我们伟大民族的祭祖圣地，并让它象永不枯竭的黄河一样，千秋万代，永不泯灭。 我们还可以大胆的设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发掘昔日汾阴脽上，今已为黄河河床的地段时，那些河水冲不走的、用于建筑和祭祀的石雕、石刻、青铜器皿、铸铁制品等，当不会在少数。 宋真宗立“碑” 祭祖盛况昭告后世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兄弟二人，经过连年的征战厮杀创下的大宋基业，到赵光义儿子宋真宗赵恒时已天下太平，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当时的首都卞京（今开封市）的居住人口就有上百万，据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中国历史上就有“盛世修志 ”、“族兴建祠”的传统。这时的宋真宗理所当然的，也把“修志”、“建祠”祭祖摆在了重要日程。 宋真宗不辞辛苦亲自动笔为黄帝树碑立传，写成《黄帝本纪》一书，把此前有关黄帝的各种文献记载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宋真宗写《黄帝本纪》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对黄帝的崇敬，此外也为他修建后土祠，祭祀后土圣母作了舆论和理论的铺垫。 同时还有另一层不好明讲的含义，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后周皇帝柴荣是结拜兄弟，他是殿前都点检、禁军大将，掌握兵马大权。柴荣死后按传统他本该辅佐柴荣的儿子当皇帝才是，但他却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而代之。因这个皇帝位，得来的不那么光明正大、不那么光彩，各方多有微词。宋真宗为了澄清舆论，一直在寻求一种“合法理、顺天意”的解释，证明他们赵家是黄帝的后裔，是龙脉相传的“真龙天子”，所以才写《黄帝本纪》，把他的祖先一直追朔到远古时期的黄帝和女娲。 宋真宗为了说服天下，又故弄玄虚，说他做了一梦，梦见“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 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玉帝有教敕，后八日有圣祖轩辕降于宫阙 ’。言讫而去。帝次日与群臣议之，洒扫宫室，设祭礼。至日，圣降于延恩殿，帝拜于前。圣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为轩辕，即汝赵宗之始祖也。吾以汝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来’。言讫，圣升天矣，帝大异之。圣降之迹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贺曰：‘陛下圣德所感，圣祖降于宫阙。’帝诏天下梵宫，并建圣祖宝殿”。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赵氏宗族的始祖是“人皇氏”，即女娲，其后为轩辕黄帝。既然如此，那就必然要到黄帝都曾亲自建坛祭祀的地方，去祭拜后土圣母女娲了。所以扩建后土祠，效法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祭拜自己的始祖，就成为有力的忠孝之义举了。 于是宋真宗下令大规模的扩建后土祠，据史料记载，仅占地面积就达数百亩。各种大型建筑物20多处，史称：“规模壮丽，同于王室”，为“海内祠庙之冠”。从宋朝付熹年所作《北宋汾阴后土祠鸟瞰图》看，那规模，那气派，那壮观，我们今人都为之赞叹！据《荣河县志》记载，当时仅修路就动用士兵5000之众，可想工程之大。同时，还有大量供祭祀用的铸铁制品，其中有两个铁人“高各六尺，奉祀‘后土’时用为顶焚炉之具”。有后人赞曰，“汾阴宝鼎，堪为汝羡，蒲坂铁牛，堪为汝伴”。在这里把这两个铁人和汉武帝时出土的“大鼎”，和唐朝开元年间铸造的蒲津渡黄河大铁牛相题并论，可见其价值。遗憾的是，汉武帝时“大鼎”已不知去向。唐朝开元大铁牛已出土，并建铁牛馆供后人观赏。宋真宗时的这两个大“铁人”至今还埋在黄河的泥沙中，不知在何处！ 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后土祠内，至今保存的宋真宗亲自撰文、亲笔书丹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这里不详述这块已历经千年古碑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单就它的内容记述就让后世子孙为之振奋。此碑高2.52米，宽7.14米，由五块大石组合而成，碑两旁有石柱为边，上刻“博古花卉”，碑帽高一尺五寸，形如云彩，中间突出，高三尺，宽约五尺，横额上篆书“汾阴二圣配飨之铭”八个大字。碑刻全文1365字，是一块特大型的御制御书碑，对研究历代帝王祭祀圣母女娲的情况，对弘扬女娲文化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史料。 碑文的主要内容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宗明义说明他来祭祀后土、祭祀祖宗的神灵是“缅观旧史，历览前王”，他们都是这样作的，而且这样作了就能够“祉福来同”，接着引经据典说明祭祀的重要性。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不仅宋真宗以前的历代帝王对祭祀后土圣母都非常重视，而且祭祀的规模不能小，继承了古已有之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的一贯思想。二是说明后土祠所在地汾阴脽上，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祭祀祖先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说明后土圣母的神灵很灵验。他还列举了汉武帝、唐玄宗祭祀后土都得到了瑞兆。这里可贵之处，是为我们研究汉、唐时期祭祖的盛况及背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三是为宋太祖、宋太宗歌功颂德，同时也不忘解释陈桥兵变是“迫天意，顺人心”的举动。这一点大概是宋真宗此行的重要原因，我们从碑名上就可以看出，“二圣”就是指的宋真宗的父亲和伯父，也就是宋太祖、宋太宗，“配飨”亦称配享、附祭，专指帝王宗祠之祭，是说新死者与先祖共享祭祀之意。这就告诉人们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之所以让他父亲和伯父“配飨”，就是想借助祭祀始祖圣母这块宝地，认祖归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看出宋真宗，已经把后土圣母女娲完全看作是自己的始祖了。四是记述了宋真宗顺民意大搞祭祀圣母活动的盛大场面，当然也不会忘记对宋真宗本人的功绩作一表白，这对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祭祖活动的背景是很有意义的。五是宋真宗一方面祀盼后土圣母“继庆灵”，“达眷佑”，佑助自己的子孙;一方面“刊乐石，镂信辞”，“昭锡类之仁，传乎不朽”。正是为此而立碑，意在昭示后世子孙，永不忘祖。 宋真宗还在这次祭祀时，效仿汉武帝得鼎改年号，唐玄宗得鼎改县名的作法，以“荣光溢河”，即祥瑞之光出于后土祠旁的黄河中为由，下令改宝鼎县为荣河县，这就使得原本就充满神奇的这块土地，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南宋时万荣属金国辖地，金章宗完颜璟和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虽未亲自祭祀后土，但都曾专门派遣官员到后土祠祭祀。明、清两代由于都城距后土祠路途遥远祭祀不便，在明永乐年间在北京设“社稷坛”，在嘉庆年间又改设“地坛”。并从明嘉庆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末，地坛成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后土的专用场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与后土祠祭祀时有些不同，但它仍是历代帝王祭祀后土圣母的延续。这个时期万荣后土祠皇家的祭祀活动停止了，但民间的祭祀则没有间断，有时还比较隆重。 如果从黄帝建“扫地坛”算起，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汉武帝修“后土祠”第一次祭祀时算起也有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都怀着无限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对后土圣母女娲顶礼膜拜，这无疑是世界之最。从这个意义上说，万荣后土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祭祖圣地是当之无愧的，是不容置疑的。 近年来，每逢农历的三月十八，都有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在万荣后土祠举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的侨胞们，也不远万里组成“赴大陆后土祭祖团”参加祭祀活动。2003年的农历三月十八，运城市、万荣县两级政府和世界华商协会投资基金会、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中国投资促进会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万荣首届后土文化节和全球华人公祭后土圣母大典。这次圣典为祭祀后土圣母、弘扬后土文化，翻开历史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万荣县政府已邀请国家级的、海内外有影响的规划设计大师，对修复后土祠作了总体的规划和设计，现在正千方百计的、多方筹集资金按规划分步实施。 我们相信在各级政府和全球华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由远古先祖黄帝创建的、由汉武帝发扬光大的、宋真宗昭告后世的万荣后土祠，以更加古朴凝重，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雄姿，屹立在黄河之滨，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告慰始祖女娲的在天之灵。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华民族子孙关注着这里、心系着这里、向往着这里，使这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散发着浓厚根祖气息的朝圣地。我们更相信，随着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热的不断升温，随着伟大祖国的日益强盛，我们找回中华民族的伟大祭祖圣地——万荣后土祠的昔日辉煌，已经为时不远了。 （《中外学术研究》2003年第二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