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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汾河文化” 山西境内，汾河由北南流，至侯马折而西去，形成一个直角形的大转弯，通常称它为“汾河湾”，它是中华古文化的缘起和荟萃之地。著名的丁村文化就是发现于此。山西的考古及文物工作者，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来，经过前后20余年的发掘和研究，在这里发现了分属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数处。丁村遗址从一发现就以它鲜明的文化特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称其为“汾河文化”。“汾河文化”从地域上讲，它处于汾河流域，从文化内涵上看，它可以涵盖此前在山西发现的西侯度文化和 河文化的文化特征。因而它是山西原始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尧、舜、禹及其上古神话 20世纪后期，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中国史学界正在走出疑古时代，过去的许多神话内容正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山西有许多关于黄帝活动的传说。黄帝究竟活动于何处？这个问题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说法很多，大致有四类，即陕西说、山西说、山东说、湖南说。我们认为可作如下推断，其一，黄帝故迹遍布大江南北，这说明黄帝作为华夏共同祖先的认识由来已久，为华夏所认同；其二，黄帝时代按考古学方法推断，大约还处在游牧部落时代，还没有定居或没有完全定居。所以它活动于多处都是可能的。黄帝曾在山西活动过，是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依据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山西是黄帝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在黄帝后裔中，尧、舜、禹是其主系。尧被封于唐，游居于陶。由此又引发了一个陶、唐的地望问题，大致有如下说法：山西临汾说、河北唐县说、湖北随县说，三地之争由来已久，但我们仍可作这样的推断，尧居三处都是可能的，而尧最后以平阳（临汾）为都城，定居下来，也是为史籍所确认的，是不疑的事实。 三、夏墟考古与夏文化探索 综合山西关于夏墟考古的成果，可作如下结论：第一，古文献载的“夏墟”是存在的；第二，山西夏文化考古有两个系统，一是夏县东下冯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二是晋中的东太堡遗址，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这说明晋南、晋中地区的考古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两周考古和区系晋文化类型 山西的两周考古主要是围绕晋文化考古展开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四项突出的成果：第一项是侯马晋国遗址的发现；第二项是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的发现；第三项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我国东周时期的晋国官方文书——侯马盟书；第四项是1988年对太原晋国赵卿墓的发掘，该墓葬者系春秋晚期晋国赵姓正卿，也有人认为是赵简子之墓。以上发掘，特别是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说明，两周时期晋文化遗存的主要分布区在山西翼城、曲沃、侯马、闻喜一带。这与文献记载的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相吻合。这样，侯马、曲村遗址作为古唐国、早期晋国的范围的认识已无怀疑了，但作为唐国或早期晋国的都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就在这些重大的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提出了关于考古学上晋文化类型的概念。 五、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文化 战国时期的三晋文化是区别于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晋文化。这时期晋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法家文化。三晋是法家文化的发源地和法家成长的摇篮。 六、汉晋时期的并州河东文化 三国时山西的并州、河东是曹操最早收复的地方，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区。这段时期也是山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当时的并州刺史梁习和河东太宋杜几以及河东监高诱在他们任职期间为山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当时的河东更是南北名士聚集的地方。大政治家仲长统、玄学大师嵇康都来此讲过学。并州、河东文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士家望族的崛起。并州、河东的名门望族对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为世人注目。最著名的是太原的王家、贾家和河东的裴家。 七、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既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区别于南朝文化的南北朝时期的区域文化概念。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从十六国到隋初约300年的历史。就范围讲，主要指长江以北地区的文化。从构成而言，它包括四部分：（1）中原文化；（2）北方游牧文化；（3）一部分江南文化；（4）同佛教一道传来的印度文化。北朝文化的具体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民族融合，二是佛教东传。 八、唐至明清时期的晋文化 唐代和唐以后是中华民族文化充分走向成熟的时期。晋文化以它悠久、厚重的优势在这一大段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时期和各个文化领域都独领风骚，硕果累累。如唐代的诗歌，元代的戏曲，明代的小说，清代的考据学，都反映了晋文化的开创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