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当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从西方拿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倡导科学与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包括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曾对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政教分离，保护个人信仰自由，载在民国《临时约法》以来中国制定的所有基本法中，包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当今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法规的实施，但不干涉宗教内部的事务；促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之间和谐相处，支持五大合法宗教各自弘扬其有益于当代的传统文化因素，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践宗教自由宪政原则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不是没有受到过种种干扰。中国宗教，尤其是渊源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不公正的挤压贬斥。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释道）之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曾称道教是“中国的根柢”(见《且介亭杂文集》)。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过：“中国人如果没有道，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见《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但是自明清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道教，却令人遗憾的逐渐趋于衰落。 早在明清时期，道教已被当时政治和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精英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和抨击。近代以来，道教又面临着渊源于闪族文化传统的普世性宗教，以及近代西方世俗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理念的巨大挑战。这些强势的外来的排它性独神信仰或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压缩了道教生存的空间。近代中国的西方化精英，将来自西方的宗教视为“文明之宗教”，而将中国传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称作“野蛮之宗教” 。他们主张的“脱巫去魅”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导致中国本土宗教信徒的信念弱化，精神萎靡不振。现代主流媒体中常见的批判“封建迷信”的话语，导致道教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为降低。外在的不利机遇，以及道教自身面对“现代性挑战”的响应不力，是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衰落的主要原因。 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来自主张宗教自由的发源地，即近代西方文明世界的左翼唯理主义文化思潮，他们所谓的 “世俗化”和“科学至上”话语，对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宗教的生存，构成了最严重的挑战和挤压。“世俗化”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现代性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历史现象。自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是长期占据西方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识。他们的议论被归纳为“世俗化命题”。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宗教是错谬而且有害的。它妨碍理性思维，在历史上曾被用来神化封建君权制度。第二、宗教是虚幻而非真实的现象，它只是某些社会现象或个人心理问题（如愚昧、贫困、疾病、种族歧视或阶级压迫，乃至于性压抑等等）的虚幻反映，是缓解个人烦恼和社会苦难的“精神鸦片”。第三、宗教行为是非理性的。它诱迫人们为信仰而奉献钱财、禁欲苦行乃至牺牲生命，而理性的人不可能选择这样的行为。第四、宗教信仰具有排它性。在有不同宗教竞争的地方，不利于达成社会的宽容与和谐。基于以上认识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宗教观念、行为和制度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人们将“成熟”到不再需要信仰超自然物，宗教最终必将衰亡。 这样的世俗化论述，在当代中国人听起来真是太熟悉了。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中国思想界被欧陆启蒙运动以来的左翼唯理主义文化所笼罩，掀起一波又一波讨伐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几乎每一次以争取“自由进步”为口号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把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理论的开篇导言。从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的“河殇派”，莫不如此。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当然是儒家学说及其礼法制度，佛、道二教及各种民间信仰也未能幸免。“神化封建专制”、“轻视科学技术”、“落后保守”、“愚昧迷信”，这些都是自以为代表着现代性的左翼文人学者和主流媒体反复宣讲的话语。这种宰制性的舆论批判，配合单向急进的社会变革，导致以天道信仰和宗法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遭到颠覆性的破灭。以至于当我们需要借助文化传统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时，只能夸耀五千年时间的悠久和某些习俗层面的文化遗迹，诸如京剧、武术或饮食文化等等。但是这种丧失了核心精神价值，只剩下历史故事、文物古董或特产风俗的文明，不可能赢得别人的真正尊重。 在近现代西方启蒙思潮的冲击中，尽管儒学是遭受批判的主要对象，但中国本土传统宗教的命运更惨。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士官僚阶层一直是肩负政治和道德教化的主角，而佛道二教只能扮演“敦人伦、助王化”的配角。儒家学者历来不太看重佛教，更看不起道教。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自视为担当道义主体的思维定式，又遗传给曾经接受过儒学教育的西方化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他们看来，儒学至少还算是世俗化的政治伦理学说，而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只不过是些下层愚民的巫术迷信，甚至不能称之为宗教。近代中国某些史学家的著作中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宗教，中国从未象其它文明那样陷入过宗教迷狂，而这要归功于儒家思想对宗教的解毒作用。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还有学者在激烈地辩称中国没有宗教，至少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精神。尽管他们知道中国有和尚，也有道士的事实。但在他们的唯理主义视野中，宗教的典型形式只能是闪族传统的普世性宗教，即信奉独一真神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或称高级宗教）。而其它民族的多神信仰形式，则是低级的原始宗教或巫术迷信。由此可见，中国本土宗教尤其是道教，在近现代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唯理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挑战，而且受到西方普世性独神论宗教信仰的挑战。当我们的传统宗教被贬低为没有根本信仰，或缺乏超越精神的原始教派时，它就失去了担当人生价值和伦理基础的地位，并且失去了向现代性转换的可能，只能沦为边缘化的异端信仰的活化石。 世俗化命题是一个在理论上有偏差的论断，它的论述不完全符合文明社会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在西方中世纪曾经有过宗教威权高于世俗权力，全面笼罩社会精神生活的时代。因此西方启蒙思潮对传统神权统治的批判是有理由的，对西方近代的社会转型，科学和文艺的进步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近代西方著名学者质疑这种理论的偏差。欧陆启蒙理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彻底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凭借人类当下的理性来全盘重构社会，实现精神自由。但是在英美经验主义者的自由观念中，就没有这种重构社会的野心。休谟、哈耶克等都曾阐明：人们之所以需要自由，是因为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和知识的分立，使我们对人类不同社会和过往生活经验的了解，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对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保持尊重之心，不能以破除迷信为由而摧毁传统。哈耶克说：“唯理主义者对待各种传统问题的态度，最充分地表现在他们对所谓‘迷信’的种种看法。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当存在着某种应予抨击的迷信时，自由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就会联合起来反对这种传统。……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如果将‘迷信’的概念范围扩展到所有未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同样也是缺乏根据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危害。”又说：“我们必须继续休谟开创的工作，用启蒙运动自己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对理性的种种滥用。”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潮，在抽掉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价值基础（宗教）之后，事实上却没有展现重构价值基础的清晰蓝图，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张扬恣肆的批判理性，反而导致了否定自身的怪物，亦即工具理性和世俗制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新的宰制。恰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中所指出的：启蒙运动的本意是要打破中世纪神权统治给人类精神套上的枷锁，但是它所标榜的理性，却可能含有反理性的因素，导致否定启蒙动机的悖论。启蒙以来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发展，已经对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构成新的宰制。启蒙运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最终成了极权主义的欺蒙”。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自英美经验论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或是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都揭示了启蒙思潮的主要弊病：将人类当下的理性视作绝对之物，盲目地破坏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对宗教的过度否弃。 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对宗教神权宰制的批判还不是毫无理由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中国的世俗化启蒙运动，就更是无的放矢。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更没有高于世俗政治权力的宗教威权，宰制社会的力量一直是缺少神权约束的专制君主。尽管儒家思想和官僚集团的作用较大，但也很少能达到有效制约君权的程度。佛、道二教的精神宰制就更谈不上了，它们不过是统治者偶尔借用来“神道设教”的附庸工具而已。因此，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时，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代之以宪政法治体制，而没有要实现政教分离的世俗化问题。中国近代某些启蒙学者照搬欧陆的经验，将批判矛头指向自己传统的天道信仰和宗法伦理，真是毫无道理的错误。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面临民族危亡，外来强势文化入侵时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天道信仰不够强烈。尽管清末民国也有少数学者官僚（如康有为）主张设立国教（儒教），以“保种保教”为口号，呼吁民众抵抗外来文化侵略。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更多西方化精英的激进革命主张和新文化口号所淹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制度化儒教，最终走向彻底的没落。延续数千年不断的中国国家祭祀体制，在王朝覆灭后寿终正寝。道教与汉传佛教也处于苟延残喘中。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我们付出了数千年文明累积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被颠覆破灭的惨痛代价，而且是我们在西方思想的迷雾中自动放弃的。为什么我们拿来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就一定要将祖宗之法弃之如敝屣？同样从传统走向现代，而且学习西方更成功的近邻日本，在保护传统神道信仰方面却比我们做得更好。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情感和忠诚是否过分弱化？在本来就不甚强烈的天道信仰几乎被彻底革除之后，我们拿什么来重构自己的伦理价值？难道我们真的甘心全盘西化，用外来的强势信仰和世俗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生活在一个十字架下的中国？我们今天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不是肆意抛弃传统信仰带来的恶果吗? 这个教训真的值得深思。 世俗化理论最大的谬误，是它所谓宗教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走向衰亡的推断，难以成立。所谓科学理性与超自然信仰的冲突，也被某些人过分夸大了。有一个令人惊诧的历史事实：在近二百年来现代化进步最快、程度最高的美国，宗教的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信教人数增加了一倍。在政治和道德观念上持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或译基要主义）保守态度的的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美国占有强大的社会地位。然而美国宗教保守派在经济上却主张市场竞争原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美国人笃信宗教的性格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西方近代史上，欧洲著名科学家如迦利略、牛顿、达尔文等都信仰宗教。又据1969年美国卡耐基委员会在对六千多名教授的问卷调查结果，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对较强，尤其在数学、统计、物理和生命科学等纯科学领域的教授中，其宗教参与程度远远高于人文社会学家。这说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与世俗化没有必然联系。在被认为世俗化最严重的欧洲，也没有证据显示“科学无神论”胜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问题不是人们不再信仰宗教，而是人们虽然信教但较少参加教会活动。欧洲的教会受国家财力扶持，与美国教会相比，他们缺少积极传教和吸引信众的“民营教会”。 至于东亚的中国文化区，现代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台湾、香港，也是信教人数比例较多的地区。中国大陆近年来伴随经济和教育发展，也出现了商人、文化界和娱乐圈人士皈依宗教的现象。当今中国有些伪科学家在网络上宣称，中国科学教育不普及，老百姓愚昧无知，被忽悠才信教和养生。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调查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主观臆想。这些人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现状几乎一无所知，却喜欢乱发议论。而某些号称自由派的主流媒体，总喜欢发表他们从西方贩来的那点可怜的，有些已经落伍的科学常识，给了他们太多与其知识和思维水平不相称的话语权。 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宗教不仅没有没落和衰亡，反而出现了世界性的复兴。无论是原教旨主义的传统宗教，还是数以百计的新兴异常宗教（cult），都在蓬勃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宗教复兴，这不应该被忽视。宗教的重要性几乎到处都在上升，它被作为说明民族同一性的理由，或者使权力要求合法化的工具，但也成为社会内部冲突的一个起因。” 显而易见，世俗化理论无法解释上述历史和现实。曾经主张此说的西方学者伯格现在承认：这个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在上世纪受世俗化理论影响最深的中国大陆官方，也承认了宗教将长期存在的观点，取代过去流行的衰亡论。并承认宗教文化中有适合当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取代过去流行的宗教鸦片论。中国宗教尤其是本土宗教，终于走出二十世纪的思想迷雾，开始迎来复兴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