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嘉庆年间，随着商业的繁荣，贸易的扩展，资本在各地之间的往来变得频繁，但在日升昌票号问世之前，中国并没有提供汇兑的机构，所以，商人在各省买卖货物，需要带着现银交易，小额资金尚可由商人自行携带，大宗的资金则只能雇请镖局押运，运转非常不便。金融史上，山西的票号无疑是一个奇迹，亦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现象。 正好山西平遥县有家经营颜料的西裕成商号，财东姓李，在天津设了颜料铺，又从重庆府制造铜绿运往天津，于是在天津-重庆-平遥一线以及其他与商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度，当时西裕成的大掌柜（总经理）是雷履泰，他看到商人运款之不便，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商机：何不利用自己的商号网络，代商人收交银钱，从中赚取汇费呢？  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是提供汇兑与代理结算服务。雷履泰的意见得到财东的支持，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铺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号。雷履泰理所当然担任大掌柜，他用十几年时间，便打响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头。据说日升昌票号有一块“汇通天下”的四字匾额，是道光皇帝所赐。而自有日升昌票号之后，“金融界之新法亦大行，继起仿行者有人矣”。山西商人资金雄厚，又在各地设有商号分号，只要寻到有才干、可信任的大掌柜，改行经营票号那是举手之劳。 票号只是清代民间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的民间金融业发展到清代，已相当成熟，自由市场的伟力与金融企业家的创造力，在漫长的交易过程中，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民间金融体系，它涵盖了合会、炉房、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金融形态。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清代时炉房分为“官炉”“私炉”，经户部许可、领了部照的为“官炉”，未经官府批准、私自开设的为“私炉”。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清代前期，内务府曾利用内帑、库银开了二十六间当铺，但多数都因为摆脱不了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国企病”，通通倒闭掉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权力闯入市场时的笨拙身影。 与当铺不同，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顺汇（票号先收款再汇出）、逆汇（票号先汇出再收款）、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票号之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票号与钱庄也存在着并行不悖、互利共赢的关系。据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的研究，“起先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庄（即票号）借贷。票庄乐意养育钱庄，借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依赖票庄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经营各种事业。”钱庄与票号的业务范畴也各有倾重点，钱庄只在本地经营，票号则遍设分号，票号凭借这一发达的网点做大汇兑业务，钱庄则向市民提供票号不涉及的兑换服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金融秩序，完全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那些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开拓金融市场边界、构建金融秩序的商人，既不需要政府作出规划，也没有经济学家进行指导。  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着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最迟出现的票号也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信誉。在之前漫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晋商票号展现出了高超的自我治理能力，并在金融市场上建造了一套以“信义”为本的规则体系。 晋商票号创造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在今日的现代企业中仍然焕发活力。据说晋商早在明代时就以合股融资的方式组织商号了，山西票号实行的股份制更发展出非常成熟的形态：不仅仅指若干财东合股投资票号，按股份多寡承担风险与分配收益，而且，票号的大掌柜与其他业务骨干也能够以人身入股，称为“身股”。在每一个财务决算期，财股与身股是按同等标准分配红利的。山西票号也普遍采用两权分离制。所谓“两权分离”，是说财东的所有权与票号的经营权完全分开，财东在物色好合适的大掌柜之后，“以礼相聘，委以全权”，“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静候决算时报告”，票号之内，由大掌柜说了算。财东的权力只体现在账期决算上，“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大掌柜）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从票号财东与大掌柜之间那种完全的信任，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晋商传统中沉甸甸的“信义”二字。晋商票号重信义，以信义为支点，建立财东与经理人的委托关系，并向外推展，构建了票号与客户之间的互信，最后形成了最可信赖的交易秩序。用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颉尊三的话来说，晋商票号“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进而“开银行先河，创久远之盛誉耳”。在国家银行法尚付之阙如的时代，客户将真金白银交付票号，换来一纸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汇票，凭的就是对票号信用的信任。庚子之乱时，晋商票号损失惨重，但对客户存款的兑现，不短分毫。晋商票号也因此“声价大增，不独京城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当然，票号最终完全没落了，原因很复杂，如时局的动荡，如票号本身的保守，但绝不是缺乏政府监管之故。相反，相对自由的金融空间恰恰造就了雷履泰成为“票号之父”的功业，也成就了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