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没有掷铁饼、标枪这些古希腊的投掷运动，但是投掷运动在中国也是很早就出现了。还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帝尧时期，就有了一种叫做“击壤”的投掷游戏(《逸士传》、《论衡·艺增篇》)。“壤”，用木头制成，长一尺，宽三寸，一端宽另一端窄，形状像鞋底。玩“击壤”游戏时，先将一只壤放在地上，然后从三四十步以外投出另一只壤，看谁能击中地上的那只壤，击中为胜(《太平御览·艺经》，晋周处《风土记》)。(图3)这种游戏大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在古代的太平盛世中，甚至可以看到80多岁的老人在大路旁，边唱歌边玩击壤游戏(《帝王世纪》)。这种击壤游戏后来发展成为击砖游戏，用砖代替了壤，比赛的规则也比较完善了。但是，这类比谁投得准的民间投掷游戏后来似乎没有在成人体育活动中继承下来，而在儿童的游戏中延续了下去。宋代时流行于寒食、清明前后的儿童抛堶[tuo驼]游戏和明清时儿童游戏“打瓦”、“打板”等都是用瓦块、石头玩的击壤游戏。  图3 明版木刻《三才图会》中的击壤图 在中国古代娱乐性的投掷游戏中，投掷的准确性是游戏的核心。曾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的“投壶”就是这样一种游戏。进行这种游戏比赛的人站在一定的距离，将去掉箭头的箭投入酒壶中，投中多的获胜。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多少运动量、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文雅的游戏是从射箭演化过来的。早在奴隶社会的西周，射箭是一个成年男子必须掌握的技能，因为射箭不仅是打猎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项基本的战斗技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普通平民都要会射箭。在大大小小的宴会上都要进行规矩非常繁琐的射箭比赛，叫做“礼射”。一个男子不会射箭是很丢人的，如果不会射，只能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来推托，而不能直接了当地说自己不会射。射箭是一项很辛苦的活动，要射得准必须进行刻苦的练习，花费大量的时间练力量，练技术。这对于追求享受的奴隶主阶级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用宴会上的酒壶代替箭靶，把拉硬弓射箭改为用手投箭，这样既好玩又轻松，还保留了射箭的意思，于是投壶很快被奴隶主贵族接受，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礼射”的代用品逐渐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成为宴饮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左传》中就记有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晋侯和齐景公在饮宴时投壶的故事。在晋侯投壶前，他手下的中行穆子说道，我国酒多如淮水，肉多如水中的高地，我国君如投中，当为诸侯之尊，言毕，晋侯果然一投中的。齐景公也不甘示弱，举起箭来，大声说道，我国酒多如渑水，肉多如山陵，我如投中，代替贵国君为诸侯霸主，也是一投而中(《左传·昭公十二年》)。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投壶这种小小的游戏，在当时的外交中有时也会被用作诸侯争霸的一种工具，诸侯们似乎都有相当不错的投壶技艺。 投壶使用的箭与一般的箭不一样，箭的前端没有箭镞，做得细一些，叫做“末”；尾部没有箭羽，但是比较粗大，叫做“本”。为了防止投入的箭从壶里反弹出来，壶中放有小豆。主人和客人各投四支箭。投壶的地点按照气候、时间的不同，可以在室内，大庭里，或是院子里。但是投的距离不一样，室内五尺，大庭里七尺，院里九尺。春秋战国时的投壶虽然投法简单，礼节却非常繁琐。 汉代以后，投壶摆脱了古礼的束缚，进一步游戏化，为了增加投壶的趣味，壶中不再放小豆，这样投入的箭反弹出来可以再投进去，投壶的难度大为增加，成为一种专门的技艺。在汉宫中，有一个倡优郭舍人，不仅能言善辩，在皇帝身边插科打诨，说笑逗乐，而且有一手常人所不及的投壶绝技，因此深得汉武帝的宠幸。郭舍人可以用一支箭连续投100多次，每次为汉武帝表演都得到金银锦缎的赏赐(《西京杂记》)。投壶在两汉、三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都相当盛行，在隋唐时更是得到王公贵族们的赏识，成为士大夫阶层特有的一种娱乐活动。每逢“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东观汉记》)。《颜氏家训》也认为投壶是一种优雅的娱乐，有消愁释愤的功用，可时不时地玩玩。专门用于投壶的器具也逐渐出现，投壶的技术也越来越复杂。有的投壶能手的技艺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如石崇养着一个艺妓，就有隔着屏风投壶的本领。投壶后来传到了日本和朝鲜，成为日本和朝鲜的传统娱乐活动。投壶一直流传到清朝，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也很喜爱这种活动(《宋史·岳飞传》)。 从隋唐到宋，一共出现了13种讲述投壶的书，只有宋代司马光的《投壶新格》流传了下来。但是司马光编这本书是想通过强调投壶中的礼仪来宣扬封建道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投壶新格序》)因此一些新鲜有趣的投法都因为不合他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删去，这项古老的游戏开始走向衰落。 用箭来投掷的还有一种游戏娱乐活动，叫作弄矢。这种投掷游戏是将若干支箭轮流投在空中，用手承接，与抛丸十分相似，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长安有一个姓古的先生，就很善于弄矢和其他一些杂耍，钻营于官宦之门(《西京杂记》卷四)。 流行在军营里的投掷运动却远不像击壤那样轻松，也不像投壶那样文气十足，而是充满了军人的勇武之气。无论是壤还是砖，在孔武剽悍的战士眼中未免过于小巧，中国古代军人选用了沉重的石头来进行投掷活动，称为“投石”。这种活动既是军营中的军事训练手段，又是一种良好的娱乐方式。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将王翦在与楚军对峙时，为了避开楚军的锐气，采取坚壁不出、养精蓄锐的策略，不管楚军如何叫骂挑战，一概不予理会。但是，长时的坚守不战，也会使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于是在秦军中开展跳远和投石的体育娱乐活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在中国古代出现许多有超群绝伦投石本领的人物，如汉代因善骑射入选为羽林骑(皇帝的武装侍从)的甘延寿，就有过人的跑跳和投掷能力，当时军队里的飞石重12斤，用飞石机发射，飞出200步远，有一身神力的甘延寿“能以手投之”(《汉书·甘延寿传》)。 人们以石块互相对掷，也是我国古代许多地方流行的一种习俗。如福建东部和台湾地区流行着一种名为“斗石”的节日娱乐活动，一般在元旦或端午节举行。这种活动是两个村子的村民们互相投掷石块，据说这样可以驱鬼消灾。如果在斗石中被石头打得皮肉破绽，流出鲜血，就更是可以保证一年中不受灾害病痛的侵扰。在这种宗教迷信观念的支配下，“斗石”活动进行得十分激烈，规模也相当可观，很容易失去控制，而成为村落之间、宗族之间的械斗。这种村落之间的娱乐性战斗游戏在云贵高原的布依族也流传已久，俗称“斗石头龙”，在晚上进行。每年七月十五日夜间，一群一群的布依族青年，呼啸踊跃，掷石如飞，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石如流星，如疾矢，既令人紧张，又让人兴奋。东北地区朝鲜族将这种充满尚武精神的游戏更为形象地称为“石战”，进行石战时，两“军”分别位于河的两岸，隔水相对，一声令下，双方即以河边的石块猛击“敌军”，直到一方溃退。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也有这种习俗，不过用的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土块，每年正月初一，两个村子的青壮年在约定的时间进行这种互相投掷土块的“战斗”，直到一方以自己猛烈的“火力”将对方逼退回自己的村子。 这种以石击人的投掷运动，在冷兵器时代实际上也是一种独特的军事技能，在实战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军事价值。《水浒》中的“没羽箭”张清就是把军队中力量性投掷与民间的技巧性投掷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练出了一手飞石打人的过硬功夫。水泊梁山多少英雄好汉，像金枪手徐宁、双鞭将呼延灼、花和尚鲁智深，尽管一个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都被张清神出鬼没的石子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水浒》第七十回)。居住北方大草原的蒙族人，不但能骑善射，也有十分出众的投掷技巧，尤其擅长打“布鲁”。“布鲁”即蒙语“投掷”的意思，也是指一种投掷器。“布鲁”有三种：一种叫“吉如根布鲁”，这是一种铜铁制成的心状物，系着一根长皮条，主要用于在近距离猎获大型野兽，用力掷出后，可以穿透野兽坚韧的毛皮，直取要害，就是猛兽也会立时殒命；第二种叫“图固立嘎布鲁”，是木制的圆形物，前部灌有铅或包有铜铁，重量轻，速度快，适用于打一些机动性很强的小动物，如野鸡、野兔等；第三种为“海雅木拉布鲁”，是镰刀状的木制物，只用于平时的练习。后来打“布鲁”发展成为蒙古族的一种民间体育，有比赛掷远和掷准两种形式。 投掷对高山族的青年男女们别有一番含义，是他们传情的一种方式。高山族有“背篓会”的习俗，这时姑娘们背一只竹篓在前面跑，有意于某一姑娘的小伙子手持槟榔在后面紧追不舍，并要在跑动中将手中的槟榔掷入距离自己四至五米开外的姑娘的背篓，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当然了，婚娶大事，不能凭一掷而定，姑娘们可以将自己不喜欢的小伙子的槟榔倒出背篓，或故意左右倾斜，不让槟榔入篓。但是如果一个小伙子投掷的准头太差，屡投不中，或错投入不是自己意中人的背篓，也是十分难堪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跑、跳、投等田径活动，主要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是作为军事体育的手段存在的，较少作为民间的娱乐活动。这也说明了田径在古代中国还没有从军事中分离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