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人民是如何掌握农时的呢？物候、星象、节气是三大关键。 十分精准地掌握农时，不是由来有自的事情，亦不是一帆风顺之进程，这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发展过程。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测，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凝消等)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它，作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这就是物候指时。在中国一些保持或多或少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保留了以物候为农时主要指示器的习惯，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我国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也应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相传黄帝时代的少昊氏“以鸟名官”：玄鸟氏司分(春分、秋分)，赵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启(立春、立夏)，丹鸟氏司闭(立秋、立冬)。玄鸟是燕子，大抵春分来秋分去，赵伯是伯劳，大抵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鸧鴳[cangyan 仓宴]，大抵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是鷩[bi 必]雉，大抵立秋来立冬去。以它们分别命名掌管分、至、启、闭的官员，说明远古时确有以候鸟的来去鸣止作为季节标志的经验。甲骨文中的“年”字是人负禾的形象，而“禾”字则表现了谷穗下垂的粟的植株，故《说文》讲“谷熟为年”。这与古代藏族“以麦熟为岁首”(《旧唐书·吐蕃传》)、黎族“以藷蓣之熟，以占天文之岁”(《太平寰宇记》)如出一辙，都是物候指时时代留下的痕迹。物候指时虽能比较准确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往往年无定时，“月”无定日，同一物候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出现早晚不一，作为较大范围的记时体系，显得过于粗疏和不稳定。于是人们又转而求助于天象的观测。据说黄帝时代已开始“历法日月星辰”(《史记·五帝本纪》)。当时测天活动是很普遍的，其流风余韵延至三代，顾炎武就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人们在长期观测中发现，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现的不同方位，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吻合，如北斗星座，“斗柄东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鹖〔he和〕冠子》)，俨然一个天然的大时钟。有人研究发现，我国远古时代曾实行过一种“火历”，就是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见”为岁首，并视“大火”在太空中的不同位置确定季节与农时。但以恒星计时适于较长时段(如年度、季度)，有时观测也会遇到一定困难；较短时段纪时的标志则莫若月相变化明显。于是又逐渐形成了朔望月和回归年相结合的阴阳合历。所谓朔望月是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月，所谓回归年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次为一年。但回归年与朔望月和日之间均不成整数的倍数，十二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少11天左右，故需有大小月和置闰来协调。又，朔望月便于计时，却难以反映气候的变化。于是人们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一则是为了更细致具体地反映气候的变化，二则也是为了置闰的需要。探索的结果最后确定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以土圭实测日晷为依据逐步形成的。不晚于春秋时已出现的分、至、启、闭是它的八个基点，每两点间再均匀地划分三段，分别以相应的气象和物候现象命名。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始见于《周髀算经》和《淮南子》。它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所形成的日地关系，与黄河流域一年中冷暖干湿的气候变化十分切合，比以月亮圆缺为依据制定的月份更便于对农事季节的掌握。它是中国农学指时方式的重大创造，至今对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 中国农学对农时的把握，不是单纯依赖一种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如《尚书·尧典》以鸟、火、虚、昴四星在黄昏时的出现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标志，同时也记录了四季鸟兽的动态变化。《夏小正》和成书较晚但保留了不少古老内容的《礼记·月令》，都胪[lu 卢]列了每月的星躔[chan 缠]、气象、物候，作为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的依据，后者还实际上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内容。这成为后来月令类农书的一种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并没有排斥其他指时手段。在它形成的同时，人们又在上古物候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整理出与之配合使用的七十二候。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在长期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试图依据岁星(木星)在不同星空区域中12年一循环的运行，对超长期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它所导致的农业丰歉作出预测。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指时手段，是和其他手段协同完成其任务的。元人王祯在其《农书》中说：“二十八宿周天之变，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变迁，如循之环，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他为此制作了“授时指掌活法图”，把星躔、节气、物候归纳于一图，并把月份按二十四节气固定下来，以此安排每月农事。他又指出该图以“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胶柱鼓瑟”。这是对中国农学指时体系的一个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