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曾迎三的记忆中，“文革”后很多人找到他的父亲，跟他打听张大千之事。父亲告诉曾迎三，“张大千以前就住在我们家里，跟我们的老祖宗(曾熙)学习画画。”现在人们眼中甚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以前曾家铺天盖地。曾迎三这才意识到，曾祖父曾熙可能是一位挺有名的人物。 张大千早年在上海曾拜曾熙为师。曾熙湖南衡阳人，生于1861年，卒于1930年，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书画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许多前朝遗老、文人、书画家，为了生计集聚到上海这座城市。曾熙受好友李瑞清影响，到上海卖字为生并招收学生教授书画。曾熙弟子众多，其中名声最大的一位便是张大千。 “张大千非常尊重他的老师曾熙。” 曾迎三说，在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处故居台湾的摩耶精舍，至今仍挂着曾熙的书画作品——四屏条和一张梅花图。“那张梅花图是曾熙画给张大千的母亲的。”  张大千跟曾熙之间师徒情深。他早年居住在曾熙家里跟他学画，接触到很多曾家收藏的明清古画，眼界大开。他成名后又非常注重收集老师的书画作品，并立下规矩收到一件老师的作品当还一件他自己的作品，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购买曾熙画作的小高潮，且售价不菲，比如一把留有曾熙墨宝的成扇可卖到上千块钱。后来曾迎三在台湾碰到很多书画商，才知晓当年很多人去上海的文物商店或日本买曾熙的书画，是为了拿到张大千那里去换画。 张大千后来想出版一本关于曾熙作品的书，托人跟曾迎三的父亲联系。曾迎三的父亲亦正有此意，于是带着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的曾迎三四处拜访曾家的本家及曾熙弟子的后人，挨家挨户去收集资料，期望最大限度地把曾熙的遗作集中起来，出一本画册。然而国内经历数次战乱、土地运动，曾熙的书画作品已经散掉了，真正从祖上传下来留在曾家后人手中的曾熙作品极其有限。 “1930年曾熙过世后，上海正处于战乱，我的曾祖母那一代人把所有关于曾祖父的东西都带到衡阳乡下。在衡阳，曾熙的收藏和遗作又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毁灭，损失掉了一批。”曾迎三说，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衡阳打得最厉害，几乎被铲平，曾家也未能幸免，日本人把曾熙的画作拿来垫马圈；还有一次是在土改的时候，房子被分给农民，住进来的农民把裱得很好的画作都剪掉，做成鞋样。 当时曾熙有一位学生康和生，是南岳图书馆馆长。抗战时期，曾家把一部分曾熙的作品寄存在南岳图书馆，该馆建在山上，因而放在那里是很保险的。解放后，这批东西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到了湖南博物馆，一部分在湖南图书馆。在寻访曾熙遗作时，曾迎三曾亲自去湖南见过这批作品。 真正留存在曾家后人手中的书画作品寥寥无几。曾迎三收藏有其曾祖父书法作品两三百件，画作百余幅，算得上是收藏曾熙作品最多的人之一，然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事后从本家亲戚、曾熙弟子的后人手中征集、购买的，另有部分则购于文物商店和拍卖行。 自从曾熙去世之后，他的收藏、书画、诗文就散落各处，曾家再难恢复到从前父亲口中书画满堂的盛况。曾迎三只能从祖父辈、父辈的表述和自己零星收集的书画诗文中去努力拼凑和回味曾祖父作为民国初年与吴昌硕、黄宾虹、李瑞清并列为“海上四妖”的辉煌人生。 令曾迎三较难接受的是后人对于曾熙的书法造诣、艺术成就难以给予公允的评价。“我买了很多书在看。书上评价说他画不来画，说他画的是文人画，寥寥几笔，另外说他写字是千篇一律的，纯粹的馆阁体，这跟我的收藏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气象完全不符合，他的书法风格可以说是多变的。” 祖传的曾熙作品，在曾迎三看来饶有趣味且寄托了更多的情感因素。比如一幅曾熙、张大千合作的山水图，从曾迎三记事起便一直挂在他家中，他曾听父亲提起过，在曾熙去世后不久的1933年，家里人在整理打包曾熙遗作回衡阳老家时，发现这张未尽之作。张大千当时正好在场，就提笔补好这幅作品，并留下题跋“此先农髯师未尽之作癸酉十二月弟子张大千敬补并设色”。 “后来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家里头没东西挂，他们就给了我父亲这张画。”“文革”期间这幅画被当做垫衬垫在了一张毛主席像后面，被人遗忘了，因而它又幸运地躲过了“文革”的劫难，被一直保留下来了。 曾迎三最喜欢的一幅作品则是《菩提达摩》，也是祖传的一件作品，画好之后没有题款。曾迎三后来拿着它到谢稚柳家，请谢老为其题跋。谢老告诉他说，自己跟张大千是好友，张大千特别尊敬他的老师曾熙，便欣然题跋。“一直听父亲说曾祖父擅画人物，看到这件作品才有直观感受。曾迎三后来在拍卖行又拍了一张曾熙的《菩提佛祖像》，无论从题材和构图都跟原来那张有点相似，唯独它是有款识的。 （陈若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