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体陶罐为夹细砂黄陶，口径11.3厘米，底径8.4厘米，高19厘米，侈口呈喇叭状，直颈、斜平肩，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下腹壁向内曲收为假圈足，形体好像两只小兽相向而立，颈部和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巧妙地把动物的耳与尾表现出来，这应该还是为方便携带而穿绳之用，陶罐器身表面经打磨显得十分规整。陶罐表面以刻划纹和黑色彩绘加以装饰，颈部饰一圈双勾带纹;双体纹饰各不相同，一体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线外饰彩，一体以双勾菱形纹为主，菱形纹内外施彩。 此件双体陶罐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都体现出与同时期出土的陶器与众不同的特点，整体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不仅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出了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和点睛之作。 陶器作用 引发诸多学者猜测论证 卡若遗址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海拔3100米，位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因而以其遗址地点命名为“卡若”，藏语意思为“城堡”，指山形险要。传说在元代，曾有一名蒙古将军多达欲征服此地，藏族人民筑城进行抵抗，后来城堡虽被攻克并毁废，但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村名也沿用因袭为“卡若”。 卡若遗址是西藏首次发掘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约距今4000至5000年，占地100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有石器、骨器、陶器（片）、装饰品等，被公认为西藏的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各种质地的装饰品体现出卡若先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意识，从出土生产工具和墓葬的陪葬品可以发现，卡若时期社会已有了等级的分化，告别了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逐步进入到阶级社会。 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飞跃和重要标志。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片）主要以夹砂陶为主，有夹砂红陶、夹砂黑陶、夹砂黄陶、夹砂灰陶，陶器制作工艺和烧制水平普遍不高，烧制温度也还不高，但装饰纹饰却非常丰富。由于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氏族、部落只能以集体的最大智慧和有限的劳动力来维持成员最低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因此，通常来讲，人们不大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于制作精美、造型复杂的陶器。然而，这件双体陶罐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猜测和论证。 双体陶罐 卡若先民智慧的结晶 乍看双体陶罐，像一对相对而立的小兽，再仔细看，其造型如同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相背而列，也像是丰腴的臀部，也就是“丰乳肥臀”之说。此种说法并不是空口无凭，这是经过细心的推敲而推断出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自然环境恶劣，婴儿存活率不高，而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和保卫本集团利益的战士。 自古以来，女性就被赋予了繁衍后代的主要任务，“丰乳肥臀”即是具有旺盛繁殖力的女性，是一种生殖力量的象征，这是符合氏族部落集体利益的。此外，西藏地理复杂多变，土地较为贫瘠，昌都一带主要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和采集，无论是农业还是其他辅助生产方式，都与旺盛的繁殖力息息相关，农业的生产和丰收需要种子的旺盛繁殖力为保证;牛羊牲畜的丰产，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年复一年的繁殖才能保证先民们进行渔猎和采集活动，保证集团生产活动的维持和开展，因此，对生殖力量的崇拜成为氏族、部落集团的头等大事。在整个遗址的出土陶器中，这种造型的陶罐仅此一件，所以绝不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在氏族部落举行重大祭祀和庆典活动时使用的一种礼器。 双体陶罐作为一件祭祀、庆典的礼器，其造型奇特、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是卡若先民智慧的结晶，赋予了卡若先民生活的希望，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与神沟通的媒介，见证了卡若文化的兴衰，更是藏族先民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品，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以下简称“双体陶罐”）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自1999年西藏博物馆开馆之初即被陈列在史前文化展厅中。在众多的精品文物中，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因其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制作工艺、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西藏早期本土文化的代表被誉为西藏博物馆馆标和十大精品文物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