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 (本文由梁漱溟先生的同事郭蒸晨口述，王国平整理) 熟悉梁漱溟的人应该都知道，1931年到1937年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我就是邹平县人，以前陆续听说过梁先生的一些情况，但真正开始接触他是从1986年开始的。 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办公室与政协文史办公室相邻。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县政协文史办公室正四处征集梁先生乡村建设的资料，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文史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要到北京见梁先生，我就制作了一个瓷盘，刻上梁先生的头像，请那位同志捎给梁先生，并附上一封书信，斗胆请他给我题字。我没抱什么希望，只是试一试。哪知道这位同志回来时，交给我一幅小型书法条屏，上面用规整的行书写道：“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蒸晨同志属书，梁漱溟九十三。”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恰巧过了几个月，我被调任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重点抢救和搜集有关梁先生乡村建设的史料，从此就跟梁先生结下了难解之缘。 初次晤面，印章给盖倒了 1986年11月，我跟部门领导成学炎商量，梁先生年事已高，趁他健在，有必要进京为他拍照、录影，抢救影像资料。成学炎和梁先生的家人相熟，预先通了电话，梁先生也同意了。 梁先生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14层的公寓里，他住9层。他的二儿子梁培恕引我们进了门，梁先生正在书房埋头看书。他个子不高，头戴一顶兰呢瓜皮小帽，身穿一件兰灰涤卡对襟上衣，眼睛很深沉，有力量。 梁先生祖籍广西，但普通话说得很好，90多岁，耳聪目明。他说从1953年开始，他就很少出门，一心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问他长寿秘诀，他的回答很简单，“少吃多动”。 我们随意地聊着，我一向喜欢摄影，身边带着相机，边拍摄边冲洗的那种，我一口气给梁先生拍了几十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一个影集里，给梁先生过目，他很满意。我就请他在影集的扉页上签名，他说上边已经有“影集”(印刷体)两个字了，不好写。这时他身边的大儿子梁培宽先生说话了，劝他还是写几个字。梁先生就规整地写上了“梁漱溟影集”五个字，并写上了年月。梁培宽先生拿来父亲的印章，我沾上印泥往扉页上盖。由于疏忽，加上印章上的篆字有些模糊，结果“梁漱溟”三个字盖倒了。我一看坏了，赶紧拿起影集说要到旁边晾晾，不想让他看到。不过梁先生还是发现了，说：“盖倒了啊！”我只好递给他看，脸都红了，说：“要不再盖一个吧？”他没有说话，仔细地看了看，再递给我，说：“算了，不盖了。” 与一位“海归”的故事 1987年6月10日至7月2日，我前往郑州、成都、西安、重庆等地，寻访当年随梁先生参加了乡村建设的主要人物徐树人、范云迁、陈道传等，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特别是对梁先生有何印象，搜集第一手资料。 范云迁告诉我一则往事：有一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来了一位40来岁的留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归”，是当时山东大学聘来的。梁先生听说他对西方文化颇有研究，就邀请他来演讲。 吃罢早餐，他就开始讲了，梁先生作陪。他首先谈西方文化有多么优越，西方社会是多么文明，然后对儒家文化表达不满，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摒弃孔孟这一套旧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救中国。 范云迁说他当时很紧张，因为这一番言辞和梁先生的主张大相径庭。但梁先生认真地听着，没有反感的意思。 哪知道这位“海归”接着说，对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仍然提倡继承旧道德的事，不敢领教。边说着，慢慢弯腰，当着众多师生的面，给梁先生行了一个“封建”的跪拜礼。范云迁说当时气氛凝重得很，几百双眼睛盯着梁先生，看他如何收场。只见梁先生心平气和，面露笑意，以礼相待，拱手将这位“海归”送出门口。 56个字的对联一口气背下 我还在全邹平县范围内四处寻找见过梁先生的老人，给他们做口述。当时大家的思想不开放，有顾忌，不肯说。不过几年跑下来，收获还是很大。 邹平有个醴泉寺，因为范仲淹少年时代在这里读过书，很有名气。有位老人家告诉我，一次梁先生来这里参观，走到正殿前停了下来，看门口的一副清末学人写的木刻行书对联。这让陪同人员很高兴，因为对联中有几个字大家都不认识，又不好直接问梁先生，就偷偷准备了笔墨纸砚，瞅机会请梁先生写下来。 梁先生看了说对子写得好，书法也好。身边的人赶紧请他重新写一下作为纪念。梁先生也不推辞，一口气就把这副对子写好了：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 这副对联56个字，够长的，但梁先生没有看第二眼，直接默写，过目不忘。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就是这次参观，梁先生发现醴泉寺有些破旧，他就带头捐款，还争取到了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共募集到5000多元，历时一年多，将寺庙修葺一新。 1987年，县里要给范仲淹塑像，建委领导跟我商量，是否可以请梁先生题写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给梁培宽先生写了信，说了这事，但迟迟没见回复，后来打电话，原来梁先生住院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收到了来信，梁先生写了，但风骨大不如以前。哪知道当时县领导对梁先生有看法，不同意用这幅字，最后请范曾写了。 骨灰安葬在邹平 1987年10月底，我受邀到北京香山饭店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要点。会后和梁先生匆匆见了一面，没有深谈。哪知道第二年6月23日他说了句“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就逝世了，享年95岁。 我到北京吊唁，跟梁培宽提出梁先生的骨灰能否安葬在邹平。梁培宽征求了家人和梁先生弟子的意见，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我马上向县里汇报，县里很重视，财政上拨款两万，当时的地委拨款两万，社会捐资两万，共六万筹建墓地。 1989年9月，梁先生的墓地在邹平黄山东南侧的半山腰落成，墓碑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四周有费孝通、启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题写的挽联、挽词和挽诗。到现在有时间我就去那里走走，每年清明节都要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我觉得梁先生这个人很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违心，不虚伪；另外就是他敢说，他一生始终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有不满意的他就说出来，不避讳，1953年9月，他在大会上当众跟毛泽东顶撞，直接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你有雅量我就敬重你，如果没有，就将失去这份尊敬。这在当时的氛围下简直不可思议。 (责任编辑：admin) |